作為擁有悠久的前現代農業(yè)文明歷史、又是在外力拉動與逼迫下強行進入現代世界的后發(fā)型現代化國家，中國近百年來的制度現代化歷程，曾先后為下述四大矛盾所困擾，它們是：

　　1、在以悖論方式出現的“外來”文明的沖擊面前，華夏中心主義的“天朝”心態(tài)與正在加速發(fā)生的帝國自身衰敗間的矛盾。

　　人們都該記得1793年英國人馬戛爾尼使華時圍繞“叩頭”之爭展開的有名的故事。這個故事典型地說明了兩百年前我們的先人是以怎樣的優(yōu)越感看待自己與周圍世界的關系的。事實上，遲至19世紀中葉，中國人(從皇帝、朝臣至普通百姓)尚無現代主權國家與民族平等的概念。有限的國際貿易被理解為是對“四夷”的“恩惠”。甚至當英國人的炮艦已經開到了家門口、且國人已實實在在地看到對方的“船堅炮利”絕非自己所能及時，仍擺出一副“天朝”的姿態(tài)，要求對方“處處恭順”，因為中國的“大皇帝撫有萬邦”，舞刀弄槍，就會“上干天怒”…

　　這里，具有悲劇意義的不但在于我們的先人乃以坐井觀天式的愚蠢看待一個古老的農業(yè)民族與一個正在迅速工業(yè)化的西方民族的對抗，而且在于對抗中的弱勢的一方由于其本身正在經歷的衰敗化過程而更顯得不堪一擊!中國的皇權專制制度到明清本已發(fā)展到極致，滿清政府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消除漢人的反抗，曾采取積極籠絡與消極壓制的“胡蘿卜加大棒”政策，獲得康、雍、乾三朝的一時繁榮。然自乾隆末年起，官場日趨腐敗，人口壓力驟增，財政危機凸顯，天災人禍頻仍。這個加速進行的衰敗化過程與自鳴得意的“天朝”思維定式形成了極大的反差。正是后者，阻礙了中國人向日本人或俄國人那樣，自覺地吸收外來文化，重新界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2、由邊緣化危機導致的救亡圖存的防御型現代化的選擇與現代化制度定位間的矛盾。

　　這里所謂“邊緣化”，借自“世界體系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華倫斯坦。邊緣者，列強(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之附庸也。這對兩次鴉片戰(zhàn)爭后的清王朝、對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中華民國、對20至30年代的南京國民政府，都一直是實實在在的威脅(某些時間竟部分地成為現實)。于是，在技術領域內向洋人學習，“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防御型現代化的選擇，就成為自然之舉。造軍械、開礦山、修鐵路、辦工廠、通郵政、擴海軍……總之，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工具理性”的發(fā)展表現在把現代化僅僅理解為民族自強、抵御外辱的手段，而制度現代化(內含真正的“工具理性”的建設)卻遲遲未被人們所認識。直到甲午慘敗、書生“造反”，引致“百日維新”及后來的“立憲運動”，中國現代化的制度建設才被提上日程。然國運多變。辛亥之役使清王朝的立憲努力終歸夭折。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雖對中國制度現代化的走向有較清醒的理解，對中國現代化制度建設的艱巨性卻缺乏足夠的準備。孫死后，中國陷入外強壓境、內亂蜂起的更加險惡的旋渦中�？勘狈テ鸺�、并終于在形式上使中國再度統(tǒng)一的蔣介石，面對咄咄逼人的東亞近鄰——日本的威脅，同時也出于“安內”的需要，再一次走上重器物、輕制度的老路，使《訓政綱領》允諾的中國制度現代化最終流為空淡。

　　更深刻地講，以上描繪的這個防御型現代化與制度現代化間的兩相摯肘，既說明了國際環(huán)境對一個后起的、疾病纏身的農業(yè)大國走向現代的條件之苛刻，也說明了中國自身內部由于各種傳統(tǒng)制度建構根基之深、撼動之難而給中國新的制度走向必然施加的結構性限制。制度現代化建設的失敗，迫使人們從文化意義上尋找失敗的深層原因，并試圖通過啟蒙填補這個歷史時空的巨大漏洞。這樣，新的矛盾又出現了，這就是——

　　3、由“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引發(fā)的民族自存與文化重估間的矛盾。

　　哲學家李澤厚80年代后期提出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說曾對中國知識界產生廣泛影響，因為它比較準確地把握了五四運動以來70年間在思想—文化層面上先是“個性解放與政治批判攜手同行”、“啟蒙與救亡相互促進”，后變?yōu)椤熬韧鰤旱箚⒚伞�、“知識分子在革命戰(zhàn)爭中也為這場革命所征服”，到新的歷史條件下“封建主義并未消除，它在社會主義裝束下帶來種種禍害”，從而“令人重新呼喊五四”(也即呼喊啟蒙)的演變歷程。從本書提供的理論框架看，源自歐洲18世紀思想革命的“啟蒙”概念，涉及制度現代化進程中個體人格的產生與構建。這個構建過程，既折射出政治、經濟、社會諸結構層面的影響，又給后者以反作用。同時還必須看到，對中國人來說，“啟蒙”作為從外部植入的觀念形態(tài)的東西，勢必與本土文化傳統(tǒng)中那些農業(yè)文明的積淀物發(fā)生沖突。這個沖突的消解，應是在理性重估本土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上完成啟蒙所提供的現代化人格建構的普遍性與尚有生命力的本土文化因子的有機結合。中華民族的不幸在于：歷史沒有給出足夠的時間來實現這種結合，甚至制造出種種障礙來阻遏這種結合。我們看到：由于現代化的先行者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形式出現于亞洲，迫使中國人作出防御型現代化的選擇；
先是華夏中心主義、后是被欺辱民族的感情驅使，又使國人易于陷入現代化追求的心理誤區(qū)，即很難用平和的理智態(tài)度看待西方文化所擁有的人類共相�！拔逅摹毙挛幕\動終于向這方面邁出了一大步。但接踵而來的，也是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機及隨之而起的救亡需求打斷了這一進程。這一打斷在下述兩方面造成的延誤都是致命的：

　　首先，是對傳統(tǒng)文化理性重估的延誤。“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和“全盤反傳統(tǒng)”，就其口號的鮮明、立論的激躍而言是空前的，但由于“新文化運動”本身乃前此一系列中國社會變革挫敗的產物，其內含的焦灼、浮躁、急于從根本上“大動手術”但又缺乏對“國民性”的認真清理等缺點本不難理解。理性重估要做的是對民族文化遺產中政治、經濟、社會構建的精神資源的深層解析與梳理，非一時之功、一代之力所能成。戰(zhàn)爭(先是內戰(zhàn)、后是抗戰(zhàn))不但打斷了這個本該繼續(xù)的過程，甚至使其倒退：30年代國民黨官方“文化圍剿”運動中采取的 “準國粹主義”立場、1935年初10位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蔣介石以“天、地、君、親、師”為內里而對“禮、義、廉、恥”的申揚……等等，都是此類倒退的證明。

　　其次，是對制度現代化所要求的個體人格建設的延誤。自由、理性、科學精神、個體權利等等這些傳統(tǒng)文化資源中本來很缺乏的東西，只是經過20年代短短的曇花一現，就被淹沒在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救亡聲浪中。這倒驗證了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的說法：“一個深切關注自身的一致及內部團結的社會，在其處部關系的壓力特別強的時候，最關心政治領域中的問題。它對任何會暗示個人自由、不顧國家利益的象征都有高度的敏感…”

　　總之，在救亡背景下理性文化重估(自我揚棄)與個性建構啟蒙(外部引入)的雙重延誤，使中國的制度現代化喪失了精神資源方面的合理沖撞、交匯與重建，也使現代中國喪失了文化自身的結構性與連續(xù)性。這當然不是在指責救亡，而是在慨嘆歷史的無情。

　　4、由西方引進、但又被中國化了的激進童識形態(tài)的凸顯與現實的、卻又是被壓抑的制度現代化歷史需求之間的矛盾。

　　馬克思主義由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嚴厲批判態(tài)度，在歐洲屬于激進的社會學說。然馬克思本人卻是個深刻的歷史主義者和具有科學嚴謹態(tài)度的理論家。作為前者，他堅信“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弊鳛楹笳�，馬克思拒絕對他所不熟悉的領域發(fā)表意見，也拒絕把自己的理論無原則地推廣到歐洲以外的地區(qū)。馬克思在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上表示的謹慎，非常典型地證明了這一點。

　　那么，中國人又是在什么歷史背景下、通過什么途經認識、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呢?回眸80年前那個世際交替、風云變幻的當口，中國思想界正在內憂外患的雙面夾擊下經歷艱難的反省、學習與重新確定目標的過程。繼崇拜儒學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彼曾作為變法維新的哲學根據)之后，知識界因信奉對象不同，出現過一段短暫的思想混亂期。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新傳統(tǒng)主義、馬克思主義都有自己忠實的信徒。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其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為那一代人的選擇，乃當時國際、國內諸因素共同作用使然：國際方面，歐戰(zhàn)爆發(fā)、凡爾賽和約對中國的出賣，使國人對西方文明深感失望、對批判西方文明的理論自然情有獨鐘；
俄國十月革命又恰如其時地向中國人證明列寧主義在完成社會變革方面的實際功效(鐵的政黨、武裝革命)，使國人更加向馬克思主義靠攏(蘇維埃政府廢除沙皇時代在華特權的聲明，亦給中國知識界留下好感)。國內方面，民初議會政治的失敗，似乎說明西式民主與中國無緣；
軍閥割據的嚴峻現實，告訴人們無政府主義之類亦根本行不通；
2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出現，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剝削”在中國的現實；
而軍閥、買辦與帝國主義的聯系，又促成了國人反帝意識的上升，井為知識分子接受列寧主義注入了新的動力�？傊�，是如此這些內外因素的混合交叉，使馬克思主義成為本世紀前20年中國一些熱血青年和知識精英的信仰歸宿。但，他們所信仰的，與其說是作為嚴格科學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作為激進意識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
與其說是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經過列寧主義過濾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在斷言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的前提下，激進的中國共產黨人試圖將救亡與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芭f民主主義”被超越了，因為盡管當時的客觀要求仍在“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掃清道路”，但領導權已不在“資產階級”手里。新中國建立沒幾年，“新民主主義”又被超越了，因為時代已不需要、亦不再允許“發(fā)展資本主義”，更美好的理想社會正在向中國招手。從“三大改造”到“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中國人追求理想社會的執(zhí)著、頑強可謂“驚天地，泣鬼神”，但結局如何呢?

　　歷史是殘酷的。激進意識形態(tài)的超前性、烏托邦性并沒有真的超越它試圖超越的東西，只是在一段時間內壓抑了它。中國也并非真的不需要共產黨人用“民主主義”指稱的那些東西，因為它們壓根兒就沒有在中國得到充分的發(fā)展�？陀^地講，4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和更早些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本來都含有對制度現代化合理性的某種體認，但狡黠的歷史在這種體認未成氣候時便扼殺了它。這個扼殺的代價是極其慘痛的：中國的本來就十分艱難的制度現代化進程被一種似乎比它更高級的東西所否定；
而該否定又用一種歷史倒退的形式反過來否定了自身——不是理想社會的實現，倒是專制文化的再生。

　　1978年開始的改革與“鄧小平時代”，是毛澤東式制度建構走到極點的必然反動，以此為起點，中國的制度現代化進入了一個艱難的向人類文明統(tǒng)一性的內在軌道回歸的過程。這個過程至今仍在進行。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所限，嚴格意義上的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參與在中國仍極其微弱、極其遙遠。這是一個我們不能不承認的現實。

　　換言之，中國的制度現代化仍然任重而道遠。

　�。ū疚淖饔�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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