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The Chosen :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杰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著，胡頓米福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2005年10月26日出版，精裝本720爺，定價28美元。

　　有人說，學校是社會的一個縮影；
推而論之，則諸如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之類的頂級院校就是社會精英的價值反映了——它們的取舍標準代表了精英的價值取向，或者反過來說，精英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它們的取舍標準。這一點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杰羅姆?卡拉貝爾的《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一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該書講述的不僅僅是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大名校的入學標準的變遷史，更主要的是反映出美國精英觀念一百多年來的演化。

　　卡拉貝爾將故事的開始設定在1900年——那一年美國第32任總統(tǒng)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通過申請輕松進入哈佛大學。這位后來改變了美國和世界歷史進程的年輕人代表了當時三大名校的理想擇生標準：出身于新英格蘭地區(qū)WASP（信奉新教的盎格魯-薩克遜白人）世家；
從小在格羅頓（Groton）、圣保羅（St. Paul\"s）、安多佛（Andover）、愛塞特（Exeter）和喬艾特（Choate）等私立貴族學校學習；
更關注的不是學習，而是課外活動和社交生活；
考入大學后，他們熱衷于進入學校的報社，參加一些秘密俱樂部（見附注），通過此建立廣泛的人脈和社會影響力。

　　在此，所謂的哈佛人、耶魯人和普林斯頓人即意味著愛好運動、公正、勇敢、謙遜、富有超凡人格魅力以及——最為重要的——領導能力。1904年的耶魯年鑒上寫有這樣的話：多一些紳士、少一些學人，本年度比任何一屆都做得要好。這一情況與WASP在當時的美國占絕對主流地位的局面相呼應，立志于培養(yǎng)社會精英的耶魯以及其他頂級院校自然會為自己出更多的紳士而沾沾自喜了。

　　事情在這以后發(fā)生了變化。在19世紀末以前，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頂級院校是羅斯福這樣的WASP世家子弟的天下，因為這些學校專門設有一些標準，如需要拉丁文和希臘文的考試成績等等，這些都是就學于普通公立中學的“寒門”子弟所難以達到的（公立中學一般不設置拉丁文和希臘文等古典科目），因此他們也非�！白R時務”地不去申請進入頂級院校。

　　但到了查爾斯?埃利奧特（Charles W. Eliot）及其繼任者勞倫斯?洛維爾（A. Lawrence Lowell）執(zhí)掌哈佛時，他們開始考慮讓哈佛轉型，使之不僅僅成為世家子弟的天下，因此他們開始取消拉丁文和希臘文等古典科目的考試要求，以吸收更多來自公立學校的學生。這一舉動所導致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進入了三大名校——最高時達到普林斯頓學生人數(shù)中的4%（1918年）、耶魯9% (1917) 、哈佛則更達到了20%(1918)！而且數(shù)目還有不斷增長的趨勢。

　　和別的“識時務”的人相比，猶太人是一個例外。出于至今難以明了的原因，猶太學生始終不去理會一般的世俗看法，堅持向三大名校提交申請，即使他們并不真正想進入這些學校。而且奇怪的是，他們?nèi)雽W后，并不試圖在社交和組建秘密團體等方面與WASP競爭，相反，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更看重學習成績、獎學金和學術成就。比如，從1900年到1930年，共有1200名猶太人在耶魯大學就讀，但沒有一個人被選入任何一個高級團體。

　　急劇增長的人數(shù)，以及――更為重要的――猶太學生那種與三大名校傳統(tǒng)理念決然不同的價值觀，很自然地引起了WASP的憂慮、甚至恐慌。一位哈佛畢業(yè)生1925年這樣致信給當時的校長：經(jīng)過25年后，學校發(fā)生一些變化是很自然的，但是發(fā)現(xiàn)自己的學校變得如此猶太化卻是一個可怕的打擊——現(xiàn)在所經(jīng)過之處，到處充斥著猶太人；
因此，我是帶著對母校過去的美好回憶、對現(xiàn)在的憎惡和對未來的懷疑離開的。

　　學校方面的反應則更為復雜。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不但不是反猶太主義者，相反是信奉民主和包容精神的進步主義者，他們也喜歡猶太人的勤奮好學，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學校的根本宗旨不僅僅是向那些學習狂們輸灌知識，更在于培養(yǎng)類如羅斯福那樣的領導和管理精英，他們相信，學校應該要對其所處時代公民的品德和素質(zhì)起決定作用，這樣他們的學校才能保持其頂級地位和聲望。如此一來，一些開明的學校管理者在舊傳統(tǒng)和新趨勢之間陷入了深深的分裂——這一分裂至今仍然存在著，只是后者已經(jīng)完全占據(jù)了上風。

　　二十世紀上半葉，支配著美國商業(yè)和社會的仍然是WASP，而且在很長的時間內(nèi)一直如此——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哈佛的教務長保羅?巴克（Paul Buck）還不斷地寫文章說，哈佛不會被那種“敏感而神經(jīng)質(zhì)”的高分學生統(tǒng)治的，哈佛所要的是健康向上的外向型學生；
耶魯校長阿爾弗雷德?惠特尼?格里沃爾德（Alfred Whitney Griswold）在1950年還在向耶魯畢業(yè)生重申，將來的耶魯人不會是書呆子，而是全面發(fā)展的人。這一年，278名來自私立貴族學校的申請人中有245人被哈佛錄取。

　　于是，幾大學校于1918年召開了一次會議，商討如何減少猶太學生的對策。他們擔心長此以往的話，WASP子弟會選擇離開三大名校——就好象早先因為猶太居民增多，原來的社會名流大規(guī)模逃離紐約一樣，他們的地位和聲望從此不保。1923年，洛維爾最終想出了一項解決方案：將學生的非學習成績，比如個人品德、領導才能、社會關系、體育成績、以及社會名流的推薦信等等列入入學標準。

　　這一情況直到1950年代末以來才最終得以改變：隨著社會各種民權運動和反文化運動在全美國持續(xù)爆發(fā)，舊有的社會階層架構被打破，社會風氣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此外，蘇聯(lián)的崛起也開始形成了對美國科技地位的挑戰(zhàn)，學校開始更注重學習和研究的能力；
到了1960年代，一個新的精英階層開始慢慢形成并逐漸全面取代WASP。卡拉貝爾在書里這樣寫道，那些頂級院校的管理者們至此意識到，“從長遠看，如果放棄那些出現(xiàn)下滑跡象的股票（指WASP），改而投資處于上升中的新股票（指新精英階層），雖然比較冒險，但卻可能有更高的回報率�！�

　　從此，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頂級院校的入學標準開始改變，學生的學習成績比個人品德和社會關系受到更多的重視。結果，在這些學校里，紳士或花花公子的身影開始逐漸減少，富有學究氣息的學生日益增多，學校的風氣也隨之徹底轉變：上述的那種首先被來自紐約公立學校的猶太人所接受并推崇的價值觀從此取代WASP的傳統(tǒng)成為新的精英價值觀。

　　關于猶太人二戰(zhàn)后在美國的崛起，以及他們對美國乃至于世界的影響的話題，以往講的大多是他們?nèi)绾慰刂泼绹�和世界的�?jīng)濟、政治和媒體等等，至于《被選中的》一書所反應出的他們對社會觀念的影響卻比較少見。對于此，《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猶太人大衛(wèi)?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有非常精彩的見解和描述。

　　“幾年前，我寫過一本關于新教育階層——他們有著1960年代的價值觀和1990年代的薪水，喜歡去只賣有機食物和主張環(huán)保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購物，在星巴克喝咖啡，開沃爾沃轎車——崛起的書。在一次新書推廣會上，一位猶太婦人這樣對我說，‘你應該清楚，你所寫的正是有關猶太人控制了美國的現(xiàn)象�！�”布魯克斯先是驚訝，隨即明白，她所指的正是猶太人作為這項歷經(jīng)了整個20世紀、改變了美國大學和美國精英的社會運動的先鋒，已經(jīng)深刻地影響了美國、乃至世界的社會觀念——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在美國出現(xiàn)的新精英階層（或者說新中產(chǎn)階層）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已經(jīng)滲入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值得一提的是，卡拉貝爾此書也指出了隨新精英的崛起而出現(xiàn)的新入學標準和舊標準相比，存在著許多同樣的問題——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xiàn)得越來越明顯，比如，新的精英階層也和WASP一樣，設立有利于他們及其后代的標準：1952年有37%的哈佛新生的家庭沒有大學學歷，到了1996年只有11%；
1954年，有10%的哈佛新生是來自藍領家庭，而42年后只有5%。

　　新入學標準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雖然沒有大筆物質(zhì)遺產(chǎn)卻繼承了文化資產(chǎn)的人，卡拉貝爾在書里這樣寫道。事情似乎確實如此：1956年，在哈佛大學就讀的學生中出身于商人家庭和教授家庭的比例是4比1，到了1976年這一比例則變?yōu)?比1！

　　注解：關于美國名校中的秘密俱樂部可參考名記者亞利珊德拉?羅賓斯（Alexandra Robbins）的《墳墓的秘密：骷髏會、常春藤聯(lián)盟及權力的秘密通道》（Secrets of the Tomb: Skull and Bones, the Ivy League, and the Hidden Paths of Power）和《誓言：女學生聯(lián)誼會的秘密生活》（Pledged: The Secret Life of Sororities）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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