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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順:《中國之自由精神》導言

發(fā)布時間:2020-05-25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人天生愛自由。法國哲學家保羅·薩特說:“人是被判定自由的! 這就是說,自由是人無可逃避的宿命。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說過:“不自由,毋寧死!” 按卡爾·馬克思的理解,自由乃是人的類本質。馬克思最崇高的社會理想,就是一個“自由人聯(lián)合體!

  

  但人并不總是自由的。人常感不自由。

  然而人按其本性仍然是自由的。人要自由:個人要自由,群體要自由,民族要自由,人類要自由。

  我們寫這本書,為此。

  因此,自由乃是一種超越的追求──超越時間歷史,超越空間地域。

  

  但超越性存在于現(xiàn)實性之中,超越性的自由追求存在于歷史性的自由追求之中。我們今天不能去追求飛出太陽系,正如古人不能去追求登上月球。“常娥奔月”的故事當然很美,但那只是文學的想象。而“夸父逐日”饑渴而死的悲劇,正揭示了自由的界限。自由本身就是一個矛盾──有限性與無限性之統(tǒng)一。無限的自由是由一系列有限的自由構成的,而這一系列有限當中的最后一個有限就是無限。所以,自由是人的“太極”。這就叫做“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自由的現(xiàn)實性、歷史性,就是每一個人置身其中的、具體的時空條件。

  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20世紀的中國人。──這就是我的歷史性、現(xiàn)實性,這就是我的具體的存在,是我追求自由的邊界。

  “我是一個凡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

  20世紀的中國人,追求20世紀中國人的自由。

  本世紀中國人的自由追求,是由“五四精神”界定了的。

  

  何為“五四精神”?人們肯定首先想到“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與科學。OK!這兩位先生,是20世紀的寵兒。但我時常感到,他們只不過是皮影戲上的影子,縱然活潑生動,煞是好看,到底還是傀儡,是受“看不見的手”操縱的。

  

  是誰在操縱德先生和賽先生?原來幕布背后還有兩位: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是他們在那里扯著線、擺弄著皮影:

  

  追求民主,是要追求人對人的自由;
追求科學,是要追求人對自然界的自由?傊,民主與科學不過是自由意志的工具而已。

  

  “五四”追求誰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但所謂“中國人”不是各自孤立的“自由離子”,而是結成種種“團塊”的混合物或者化合物──家庭,行業(yè),階級,等等。最后的一個最大的團塊,就是我們稱做“中華民族”的那個。稱之為“混合物”或“化合物”其實是不恰當的,它是個龐大的生命體。它要生存,它要發(fā)展,可是受到了外來的阻扼──西方列強的壓迫剝削。

  

  于是就有了民族主義,就有了自由主義。

  所以,“五四精神”就是追求民族的解放、自由的實現(xiàn);
合起來說,就是追求民族自由。

  

  說到20世紀中國人對自由的追求,就不能不說到20世紀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中國自由主義的追求,正是我們時代精神的一種體現(xiàn)。然而我們不能不指出,中國自由主義從來是很不成功的。何以故?這正是本書想要探討的疑問之一。

  

  我們把中國自由主義的不成功歸為“兩大脫離”:脫離現(xiàn)實,脫離傳統(tǒng)。

  

  中國自由主義的脫離現(xiàn)實,表現(xiàn)在他們對中國的國情很不了解。他們是按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的模式來看待處理中國的問題,殊不知中國當時的情況與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發(fā)展時所處的情況實在相去甚遠。簡單來說,以中國當時的落后,去實行一種如西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與西方發(fā)達的列強作一種“公平”較量,言重一點,那簡直就是要置中華民族于死地。歷史已經證明,最了解當時中國的現(xiàn)實需要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中國需要權威的政治,統(tǒng)制的經濟,堅強的軍事,統(tǒng)合的文化;
否則便不能形成一種高度的凝聚力量,來內掃封建勢力,外擋西方列強,抵抗發(fā)達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從而發(fā)展民族經濟,實現(xiàn)民族振興。不過,這些對本書來說都是題外話。

  

  本書的出發(fā)點,是揭發(fā)中國自由主義的嚴重脫離傳統(tǒng)。他們“誤讀”了西方自由主義,以為人家是通過全盤徹底反傳統(tǒng)來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掃清道路的。西方自由主義當然有反傳統(tǒng)的一面,但他們卻在更深的層次上繼續(xù)發(fā)揚了西方的“二!眰鹘y(tǒng) (古希臘羅馬傳統(tǒng)、希伯萊文化傳統(tǒng))。中國的自由主義不了解這一點,結果大反中國傳統(tǒng),大搞全盤西化。他們不知道,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土壤之中,自由的理念才有可能生根發(fā)芽、茁壯成長?墒撬麄儗Υ藴喨徊挥X,對自家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樣一來,其結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然而直到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似乎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他們眼中,中國的傳統(tǒng)與自由的理念竟是生冤家死對頭。

  

  嗚呼,可悲也哉!

  現(xiàn)代性之所以必須植根于傳統(tǒng)性,還在于我們這個時代實在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時代。

  

  人類的歷史,就是兩種主體活動的歷史:個體,群體。而整個近代以來的歷史──全世界的現(xiàn)代化進程,就其“主體意識”而言,也就是兩種:個體意識就是個人主義,這主要表現(xiàn)在國內問題上;
群體意識就是民族主義,這主要表現(xiàn)在國際關系上 (如果在國際關系上把一個民族國家視為一個個體,則民族主義就其本質而言還是一種個人主義或曰個體主義;
結果我們看到,現(xiàn)代所謂“國際關系準則”往往正是個人主義原則的擴大而已 )。這是理解現(xiàn)代歷史的一大關鍵,解開歷史之謎的一把鑰匙。在國內,個人主義的表現(xiàn)就是自由主義,要求個性解放,所以要反封建;
在國際,民族主義的表現(xiàn)卻有兩種情形:一方面是先發(fā)展國家的帝國主義擴張,另一方面則是后發(fā)展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

  

  正因為現(xiàn)代化乃是民族主體的活動,所以它就是民族性的。換句話說,民族性乃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函項,F(xiàn)代性當然具有世界性或全球性,但它首先是民族性的。這就是為什么現(xiàn)代歷史乃是民族主義歷史的原因所在。今天,對于我們來說,尤其應當注意研究“現(xiàn)代性的民族性”問題。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作為現(xiàn)代化的一個側面,是絕對不能脫離民族傳統(tǒng)的。民族傳統(tǒng)也應該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函項。這不僅是理論上的推導,也是西方自由主義運動的歷史事實。一個民族的哪怕是最“現(xiàn)代”的自由理念,也必須從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精神當中引導出來。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是一肚皮糊涂賬。

  

  于是,這里就涉及對傳統(tǒng)的理解問題了。

  

  傳統(tǒng)不是訂做的生日蛋糕,既經制作完成就不可改易,時間一長就發(fā)霉發(fā)臭。傳統(tǒng)乃是一個活的生命體,它的許多方面都可以隨時因勢而變,如一個人,不僅四季衣衫可變,而且毛發(fā)肌膚、體格高矮,乃至知識涵養(yǎng),也都在變;
但它的主體性卻一以貫之。這叫“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反過來說,正由于它的能變,它才能夠生存發(fā)展下去。用中國話來講,這叫“有經有權”,“能屈能伸”。傳統(tǒng)猶如一條“變色龍”,它能隨環(huán)境色調的改變而改變自身的顏色,賴此生存下去,成長起來;
但它“萬變不離其宗”──它還是那條變色龍啊。

  

  這里的問題,在于我們用以分析傳統(tǒng)的思想方法。我在“主編瑣語”中已說過,我們的方法就是“二重分析”:既要看到傳統(tǒng)之特殊性、歷史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傳統(tǒng)之普遍性、超越性的一面。這就是關于傳統(tǒng)的辯證法 (在一些人心目中,辯證法如今似乎不再那么吃香了,但我仍然執(zhí)迷不悟,癡情不改):超越性便體現(xiàn)在歷史性之中。所以,我很贊同馮友蘭先生當年曾經遭到猛烈批判的“抽象繼承法”。超越的東西正是抽象的。所謂“抽象”并不是說玄乎其玄、不可捉摸,而是說它是已抽去了具體的、特殊的歷史內容之后保持下來的精神。唯其如此,它才能夠超越時空。

  

  而且,傳統(tǒng)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
傳統(tǒng)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生成”中的。傳統(tǒng)猶如長江大河,滾滾向前:沿途吸納百川,由此發(fā)展壯大;
縱然發(fā)生河道改易,水質變換,它仍然是長江大河;
雖然其水最終匯入大海,融入大洋,長江大河依然自在。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便是這樣的長江大河。

  中華民族的自由傳統(tǒng),便是這樣的長江大河。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中,竟然有自由的傳統(tǒng)嗎?咳,這是怎樣的問題!難道中華民族不是一個熱愛自由的民族?難道中國人民生來患有“恐自由癥”的先天缺陷?豈有此理!

  

  可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往往就是這樣來看待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的。在他們看來,傳統(tǒng)文化是自由的天敵,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更是自由的枷鎖、扼殺自由的罪魁禍首。所以他們激烈反傳統(tǒng),要全盤西化。他們要“打倒孔家店”,要與我們的傳統(tǒng)“徹底決裂”。

  

  但是,他們搞錯了。中華民族是有自由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是有自由傳統(tǒng)的。道家思想、佛家思想也都是有自由傳統(tǒng)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儒、道、釋,儒家追求“入世的自由”,道家追求“忘世的自由”,釋家追求“出世的自由”。

  

  “入世的自由”,這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所謂“入世”,就是對現(xiàn)世生活持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投身其中,參與其中,負起責任來,擔起義務來。所謂“入世的自由”,就是絕不逃避現(xiàn)實,而是從負責任中求自由,從擔義務中求自由。你當然也應該行使自己應有的權利;
但權利的確切定義應是義務與責任。你有做父親的權利,那是因為你盡做父親的責任。自由并不在生活之外,而就在生活之中。真正“如其所是”的生活,便是自由的生活。你是一個丈夫,你就得像一個丈夫;
你是一個妻子,你也得像一個妻子。你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男人,你就應該如其所是;
你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女人,你也應該如其所是。你如果不是如其所是地生活,你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當然,僅僅如其所是地生活了,還不就是自由的,至少還未達到儒家追求的自由,還未達到應有的自由境界。儒家對從生活中求自由,還要求“自覺”。動物就是如其所是地生活的,但那不是自由。你必須“意識到”你是在如其所是地生活,才是自由的境界。

  

  “我是人,我過的正是人的生活!暴ぉつ阕杂闪恕

  “我是母親,我對兒女之愛正是母愛。”──你自由了。

  “我是自然之子,我對自然的態(tài)度正如‘孝敬’”。──你自由了。

  自由就是你對自己如其所是的生活的“覺悟”。

  

  所謂“如其所是”,就是在現(xiàn)實中的合乎本性的生活。所以,你得既意識到自己的本性,又意識到實現(xiàn)這種本性的現(xiàn)實。二者缺一不可。例如“愛”(廣義),儒家所謂“仁”!叭省笔且环N能力,就是“能愛”。你要意識到,能愛,這并不是別人強加給你的要求,而是你自家的本性。否則愛就成了你的一大負擔,哪里還有自由之感?所以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不是人家要我“仁”,而是“我欲仁”。儒家認為:“仁者愛人!庇终f:“仁民愛物!睈垡磺腥;
而且愛一切物。這似乎是一種“泛愛”、“博愛”。但這不對,因為你忘了現(xiàn)實問題。例如在宗法社會里,泛愛或博愛是不能自由的 (你愛別人的妻子嗎?像愛自己的妻子一樣嗎?)。所以,當時講“兼愛”即泛愛的墨家不能成功,幾成絕學。而儒家當時講“愛有差等”,就是說,愛的程度是有親疏差別的。這種差別,就是所謂“承認現(xiàn)實”。

  

  孔子自述一生自我修養(yǎng)的經過,就是儒家追求自由的一個寫照:“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边@里共有三個階段、三種高低不同的境界:“三十而立”只是能夠安身立命、如其所是地生活;
“四十而不惑”則已經意識到其本性之“然”(知道是“我欲仁”);
“五十而知天命”則更進一步意識到其本性之“所以然”(知道是“天性”、“天良”,亦即所謂“天命之謂性”)。此一階段又可以再細分三種境界:“知天命”還是“有意識”的,還不覺得真正自由;
“耳順”就感覺要自由自在得多了,不再那么勉強;
“從心所欲不逾矩”就真正徹底自由了,自在了。一方面“不逾矩”,不違禮犯規(guī),不違法亂紀;
一方面卻感到“從心所欲”,率性而為,隨意而行,一如自然,不假安排。這就是儒家所理解的真正的、現(xiàn)實的自由境界。

  

  道家則是追求一種“忘世的自由”,或者“避世的自由”。

  

  “避世”就是回避現(xiàn)實;
“忘世”就是忘懷現(xiàn)實。因為在道家看來,現(xiàn)實生活是一種羈絆、桎梏,是不自由;
甚至于是一種迷誤、罪惡。所以他們要避開現(xiàn)實,要忘卻現(xiàn)實。因此,道家喜好隱遁:或隱身草莽,或遁跡山林。他們厭棄人世間,向往大自然。

  

  但“避”和“忘”還是有所不同。避未必能忘,忘也不一定要避。故有人說:“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市。”我說:小隱于野,中隱于市,大隱于朝,至隱于心。隱于心,便是“忘”;
倒不在乎官居何位,身在何方。所以,莊子最講一個“忘”字,如“坐忘”、“相忘于江湖”等等。當然,能避則避,眼不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心不煩;
但人有時身不由己,未必能避得開,這個時節(jié),就要能忘!暗靡馔巍,那是道家的崇高境界。所謂“得意”,就是“得道”或者“知道”了,明白了,徹悟了;
所謂“忘形”,就是忘掉了“肉”、軀殼物欲,擺脫了“臭皮囊”的束縛。由此可見,道家,尤其莊子,追求的乃是心靈的精神自由。

  

  所謂“得道”或者“知道”,那個“道”是什么?老子講過:“道法自然!痹诘兰业脑~典里,“道”就是“自然”,也就是“自由”。但道家說的“自然”,不完全等于我們今天所謂“自然界”。自然界當然是“自然”,但人也是、或者說應該是“自然”。道家的“自然”不是一個單詞,而是一個詞組,意思就是:“自己如此”。自然界是自己如此的,人也該是自己如此的。既沒有上帝的安排,也沒有人類社會當中的種種矯揉造作。自己如此,也就是“天性”或“本性”。

  

  話說到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道家跟儒家原來竟差不多,都是“天性主義”。確實,在我看來,儒家和道家分別達到最高境界時,就是相通相契的了。

  

  至于佛家,追求“出世的自由”。在他們看來,人間是“苦海”;
不特如此,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包括他們想象出來的種種世界,都是在苦難中遭遭“輪回”,超脫不得,哪里存在些許自由?一切事物,所有存在,都不過是“因緣”湊合而成,哪有什么自我?既無自我,誰有自由?

  

  不過,我們應當注意:我們在這里所談論的,是什么樣的佛教?那是中國的佛教,而非印度的佛教。中國的佛教,最典型的是禪宗。禪宗的思想,在我看來主要是有三大來源:佛教傳統(tǒng)自不消說,就來自中國的資源看,一是孟子一系的心性論,一是莊子一系的天性自然論。其結果是,禪宗同樣訴諸自心本性。禪宗作為佛教之中國化的最終成果,實在是儒與道交互影響的產物。

  

  所以,理解了中國的儒、道,也就不難理解中國的佛教了。

  

  儒、道、釋的自由追求之會通,便是中華民族的自由精神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既追求群體的自由,又追求個體的自由;
既追求現(xiàn)實的自由,又追求理想的自由;
既追求人身的自由,又追求精神的自由。

  

  中華民族的自由精神,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歷史表現(xiàn)形式;
這些不同的形式,卻是同一個超越精神或“絕對精神”的貫徹。我這是用黑格爾的話語來說明傳統(tǒng)的,我覺得這有助于我們把握歷史性與超越性之關系。文化傳統(tǒng)中超越的東西,有如那個作為“一”的“絕對精神”;
傳統(tǒng)中作為“多”的歷史的東西,便是這個絕對精神的自我展現(xiàn)。所謂歷史,就是這個絕對精神的不斷自我超越的過程。這種超越,便是自由。

  

  當然,我在這里所說的不是黑格爾的那個“絕對精神”,而是我中華民族的主體精神。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的超越精神,與其說是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毋寧說更接近于康德式的“自由意志”。康德的自由意志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人自己的意志;
不過,他那意志的超越形式缺乏一種表現(xiàn)為必然性的自我展現(xiàn)的歷史內容。它僅僅是抽象的絕對形式,缺乏具體的歷史內容。而在這方面,黑格爾就要高明得多。

  

  中華民族主體的自我超越精神,體現(xiàn)了“中國自由精神”。它在不同的時代,展現(xiàn)為不同的歷史形式;
而在不同的地區(qū),展現(xiàn)為不同的地域形式;
又在不同的學派那里,展現(xiàn)為不同的思維形式。但它只是一個主體精神,此即所謂“道通為一”。莊子曾經感嘆道:“道術將為天下裂!”其實這用不著感嘆,“為天下裂”正是為“一”之道的自我展現(xiàn)為“多”。但同時也不應忘記,這種多本是一。所謂“月映萬川”,理應如此理解。

  

  如果說在中華文化傳統(tǒng)中確有一個所謂“道統(tǒng)”存在,那么這個道統(tǒng)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精神”。

  

  正因為文化傳統(tǒng)的超越精神需要歷史地展現(xiàn),才存在一個順天應人、隨時變革、與時俱進的問題。所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需要進行“現(xiàn)代轉換”。所謂“文化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換”,就是那個一以貫之的民族主體的超越精神,面對新的時代條件,應有一個新的歷史展現(xiàn)。用人們常有的說法,叫做“繼承發(fā)展”或“推陳出新”:繼承民族傳統(tǒng)的超越層面之“陳”,以發(fā)展出民族文化的歷史內容之“新”。

  

  在這層意思上,現(xiàn)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愿望是應該給予肯定的。問題在于應該如何理解這“本”與“新”、以及本與新之關系。如果僅僅以儒學、乃至宋明儒學、乃至宋明心性之學為本,那未免太狹隘了;
如果僅僅以“民主”“科學”為新,那未免太單薄了;
如果僅僅一廂情愿地虛構一個諸如“良知自我坎陷”之類的神話,以溝通本與新,從所謂道德心開出民主與科學,那未免太笨拙了。我這里所表示不滿的,正是現(xiàn)代新儒家的所謂“內圣開出新外王”的思路。所以我要說,在今天,談超越精神的“現(xiàn)代性轉換”形式,首先要超越的就是現(xiàn)代新儒家。

  

  這當然不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情,現(xiàn)代新儒家確實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轉換的最高水平。但我們也要看到,現(xiàn)代新儒家確有不少“先天不足”的地方。例如,他們的視野太窄,只知“道德主體”,不知認知主體;
精于“內圣之學”,疏于“外王之學”;
只以宋明為據,不以整個儒學為據;
只以儒家為宗,不以整個中國文化傳統(tǒng)為宗。再者,他們的胸襟太狹,貶低“西學”,盲崇“中學”;
不僅拒斥馬克思主義,而且拒斥自由主義等。如此等等,都注定了現(xiàn)代新儒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xiàn)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換的。

  

  所以,我以為,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現(xiàn)實任務就是:超越新儒家。

  所以,本書的兩大任務是:不僅批判中國自由主義,而且批判現(xiàn)代新儒家;
既批評前者的脫離傳統(tǒng),也批評后者的拘守傳統(tǒng)。

  是吾所愿,言不盡意。

  

 。ㄋ拇ㄈ嗣癯霭嫔200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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