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學者熱衷于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制造輿論和設計藍圖。在我看來，從現(xiàn)實情形看，這種理念性的闡述（即為什么必須改）和技術性的構架（即如何改）恐怕是一廂情愿。因為中國的現(xiàn)實是：講道理無用，路徑的設計更是無用之無用。其實這也不是什么復雜的問題：既然政治體制改革剝奪的是當權者的利益，那么，當權者的態(tài)度才是政治體制改革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

　　對中國數(shù)千年政制的研究，我以為有兩個人是深得其堂奧的。一個是王亞南，一個是吳思。王亞南是第一個將《資本論》介紹到中國來的人，但他的學術成就的高峰，是一本《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王亞南提出，中國的官僚階級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在皇權至上的中國數(shù)千年的專制社會中，其實這個階級是有自己獨立的利益、獨立的品格、獨立的精神和獨立的行為規(guī)則的。官僚的權力是中國千百年來專制社會中與皇權共生互補的一個權力，在很多情況下是一個決定性的權力。老百姓對這一點是極其明白的，所謂“天高皇帝遠”、“縣官不如現(xiàn)管”。而吳思則一針見血地提出了“血酬定律”，即“暴力最強者說了算”。他認為這是“決定其它一切規(guī)則的‘元規(guī)則’”。

　　我曾經(jīng)在拙文《毛澤東晚年唯一說對的一句話》中，提出中國有可能走向“歷史上最壞的專制主義、最壞的資本主義、最壞的社會主義的混合體”。這里解釋一下“最壞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的特征是“家天下”，天下者一人之天下。但是，比“家天下”更壞的是“官天下”。皇帝還要為自己的天下負責，還要考慮一姓江山的“百世、千世乃至萬世”，也就是為子孫負責，因此雖然是一人之天下，嘴巴上卻還要說是“天下乃一人與萬民共有之天下”。而“官天下”則這點責任感也沒有了。大家都是短期行為，能撈就撈，呈現(xiàn)出一種世紀末心態(tài)。

　　吳思先生在分析馬德賣官案時有一段很精妙的文字，他說：

　　馬德賣官與皇帝賣官不同。首先，官職并不是他家的，他賣的是自己臨時代理的人事權。其次，收入完全歸己，而不是用來救災。再次，天下不是他馬家的天下，賣官的惡果也不用他馬家承擔。每個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臨時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不過，假設綏化市真成了馬德的獨立王國，他一定買官鬻爵嗎？其實未必。因為這樣做不合算，前人算過賬的。

　　清朝有納捐制度，一旦遇到戰(zhàn)亂或災荒，財政困難，朝廷就大開捐例，賣官應急。這時反對者就會替皇帝算賬，說這種生意不合算，人家花錢買官，一定要加倍 撈回來，搜刮百姓，最后毀了江山社稷，吃虧的還是皇上。皇帝也認賬，但他另有理由：既不能聽憑百姓餓死或反叛蔓延，又不能搶劫富人，只好賣官應急。緩過勁 來就不賣了�？傊�，在正常情況下，大家都認為賣官不合算。

　　馬德賣官與皇帝賣官不同。首先，官職并不是他家的，他賣的是自己臨時代理的人事權。其次，收入完全歸己，而不是用來救災。再次，天下不是他馬家的天下，賣官的惡果也不用他馬家承擔。

　　在這種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比"家天下"更糟糕的賣官機制，即"官天下"的機制。

　　賣官僅是一個例子。如果放大到整個體制來看，中國當前的這種“黨天下”也就是“官天下”的體制，在各個方面都表現(xiàn)出了一種“更糟糕”的狀況。從整體的執(zhí)政能力看，中國的專制社會的各個王朝，還都能延續(xù)數(shù)百年。但是，我們看與中國現(xiàn)在差不多的前蘇聯(lián)，不過七十余年就灰飛煙滅。過去的皇帝，也許還有自身進行政治改革的動力，比如中國的“商秧變法”、“戊戌變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但“官天下”因為無人負責國家的長遠的整體的命運，所以這一改革反而更難。

　　當下，面對巨大的危機，只要不是傻瓜，誰都看出了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我這里說的“誰”，也包括了中國的各級領導人。但是，指望中國的領導人自覺自動地進行這一改革，我總覺得是對什么什么彈琴。

　　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國的官們是不會進行這一剝奪自己分肥權力的改革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jīng)為自己及親屬辦好了外國的護照和綠卡，轉(zhuǎn)移了巨額的財富，作好了隨時逃跑的準備。但是，在沒有“變天”之前，他們還是要多撈一點是一點的，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

　　說到這里，我覺得有一點要特別指出：我們不應該簡單地以道德的角度去批判這些“官們”。說句實在話，把我們放到那個位置上，我們也會變成貪官和舊體制的維護者。還不用當官，就說學者吧，我們這幾年都已看夠了那些主流經(jīng)濟學家可恥的演變。這就是中國現(xiàn)實的一個巨大的悲哀。

　　司馬遷在寫作《史記》時，“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天之道”與“人之道”是不一樣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余。”也就是說，人類發(fā)展的規(guī)律不是公平而是不公平。吳思先生曾指出“生命與財物的關系，向來是人類面對的核心問題之一”。他的“血酬定律”則揭示了“擁有最強暴力者”也擁有最多的財富”�，F(xiàn)在，中國共產(chǎn)黨牢牢掌握住槍桿子和國家的強力機器，又控制輿論，以最大的強權維護自己的利益。顯然，在這個時候與其商量政治體制改革，無異與虎謀皮。

　　那么，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豈不是遙遙無期了么？

　　不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是可能的。一是在經(jīng)濟瀕于崩潰邊緣時，一是在出現(xiàn)了蔣經(jīng)國式的人物時。

　　關于第一點，陳奎德先生看得很準確，他說，“經(jīng)濟起飛的成就可為中共重建所謂政績合法性”。只要經(jīng)濟還在高速增長，中國共產(chǎn)黨就不會有改革的壓力。確實，這時中國的弱勢群體只要還有一碗飯吃，中國的中產(chǎn)階級只要還在分享這種增長的好處，就不會有巨大的社會動蕩，就不會危及現(xiàn)有的政治體制。而只有到了經(jīng)濟支持不下去了，人民要造反了，按照吳思先生的定律，這時社會力量的對比才會發(fā)生性質(zhì)上的變化，強弱易勢，暴力的局限性也顯示出來了，既得利益集團才能被迫進行改革。

　　關于第二點，雖然我曾撰文《從劉亞洲想到蔣經(jīng)國》，但我以為我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這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況且，陳奎德先生說得對，中國大陸與臺灣有相當大的不可比性。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熱心者們當然應當致力于呼吁與設計，這對于造成一定的輿論環(huán)境是必要的。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分析中國目前的經(jīng)濟走勢可以待續(xù)的時間，及早把握中國經(jīng)濟的衰退期，并且形成中國社會健康的政治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與當權者開展理性的對話（如同波蘭），力求在社會代價最低的情況下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

　　來源：改造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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