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史，從世界史中獲得借鑒，我們可以看近代史，也可以看古代史。看近代史的好處是可以看清楚細節(jié)，但壞處就是看不清全過程。比如，我們看美國史，許許多多的細節(jié)只要我們想知道，就可以知道，看羅馬史，則很多細節(jié)早已湮滅不可考。然而，美國的歷史只有二百多年，僅僅是一個開頭，她的結尾將會如何，現(xiàn)在根本不知道。羅馬史就不同了，她已經(jīng)充分展開，開頭和結尾我們都大致知道了，我們雖然看不清她的細節(jié)，卻能夠看她的全過程。

　　我本不是歷史學家，對于歷史的細節(jié)本來就沒有能力去追究，也不一定感興趣。而我同時卻感到，我們的許多學者討論有關今天的一些重要問題，如民主、底層民眾等，很少把眼光拓展得更廣闊一些，故此，他們討論了許多細節(jié)，卻還是忽略了那些最重要的問題。

　　我知道有些人又會跑出來糾纏我或“民族主義”究竟是把民主當成目的還是手段。我的回答是，就我個人而言，我認同于民主自身的價值，但如果我們想對歷史有所洞見，對未來有所預見，我們在分析問題時，有時需要（并非總是需要）先把個人的價值觀放一放，先從社會動力學的角度去分析問題，而社會動力學的根本點在于生存競爭，在于利益關系。

　　一.民主制度是與生存競爭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和自然界的生命樣式一樣，人類社會關系中存留下來的政治模式肯定是生存競爭的結果。譬如說，人類分配雌性配偶的方式要比其他的靈長類公平得多（盡管并不完全公平），為什么呢？因為只有較為公平的分配配偶，才能對外共同對敵，對內消弭因掌握了武器而變得過于致命的爭奪配偶的內斗。不能采用此種方式的人類個體和群體，則被慢慢淘汰掉了。故此，留下來的都是分配雌性配偶比較平均的團體。

　　民主制度也是一樣，它是與生存競爭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以我們經(jīng)常談論的古希臘民主制為例，雅典的民主制可以說是抵御斯巴達的侵略的一種反應。斯巴達的民主制是在古希臘世界中最早建立的，開創(chuàng)于公元前七世紀下半葉。這個民主制實際上只給予了幾千人公民權，絕大多數(shù)居民都是沒有公民權的農(nóng)奴，但已經(jīng)成為古希臘世界的軍事強權。古希臘世界的第一個民主國家成為古希臘世界的第一號軍事強權，這件事本身就是發(fā)人深省的。斯巴達成為軍事強權固然與斯巴達的尚武精神有關，但其民主制恐怕也起到了相當?shù)淖饔茫好裰髦票泉毑谜䴔嗄軌蚣ぐl(fā)公民的愛國意識。雅典在斯巴達的軍事壓力面前不得不效仿斯巴達，于公元前507年也建立了一個民主政權，并且給予大多數(shù)居民公民權。

　　羅馬是個更好的例子。羅馬共和制的建立，成功地實現(xiàn)并維護了國內政治的長時期和諧。與此同時，羅馬慷慨地給予她所征服的人民以羅馬公民權。依靠包容大量人口的民主制，羅馬培養(yǎng)出了古代世界中最大的具有自豪感，具有主人翁意識的公民團體。這樣一個公民團體形成了絕對主宰古代世界（我在本文用“世界”這個詞匯的時候，往往是指古羅馬那邊的世界，但有時又包括古代中國這邊的世界，這從上下文容易看出，以后不再說明）的軍事力量。依靠這個軍事力量，羅馬將世界踩在腳下，從世界攫取數(shù)不盡的財富供自己的人民享受，而自己僅僅輸出“文化”（當時羅馬港口的船只都是滿載而來，空載而去）；
羅馬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政治成就。

　　現(xiàn)代世界的美國，處處模仿古羅馬。她的參議院，用的是古羅馬元老院的名稱，只不過是我們給翻譯成了不同的兩個詞，她的國會山，用的是古羅馬卡匹托的名稱，她的競選也與古羅馬十分相似，如“親嬰兒臉”等招數(shù)，古羅馬那時候就用。美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關系，也越來越像羅馬。比如，她也成了一個享受世界各國奉獻的財富，自己主要輸出“文化”的國家。

　　民主制度是民族主義的強大基礎，民主制度產(chǎn)生了無與倫比的持久的超級軍事強權，古有羅馬，今有美國。與她們相比，游牧民族和其他一些專制國家的軍事成就是太不穩(wěn)固了。近代的民族主義也首先產(chǎn)生于民主國家。民主制度所產(chǎn)生的團體凝聚力是相當巨大的。奇怪的是，世界史上這么明顯的事例，那些學者，無論是反對民主的還是支持民主的，居然都看不見。反對民主的，說民主會弱化國家；
支持民主的，卻又說民族主義是與民主對立的，尚武精神是與民主對立的，民主就是和平等等。這再一次說明了，人們看歷史，只看自己喜歡看到的東西，自己不喜歡的，哪怕如山之高，如海之闊，是絕對看不見的，學者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比別人更可觀。

　　古代中國沒有民主制，但也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成就。然而，有一點我們是必須承認的，我們從史書上看不到中國一般民眾有羅馬無產(chǎn)階級都具有的那種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中國社會中具有羅馬人的那種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的，是一個人口不太多，但也不是只剩下幾個寡頭的階層，即士大夫階層。這個階層的存在是中國社會凝聚力的關鍵。為什么士大夫階層會有這樣的意識，會起到這樣的作用？關鍵在于古代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在古代中國社會中是一個具有相對較多的“公民權”的人群。

　　二.究竟給予多少人公民權也與軍事的需要有關

　　希臘人在擴展公民權上非常吝嗇。他們堅持不給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權，甚至以種種理由投票剝奪一些群體的公民權。因此希臘人無法獲得更多的人口對于城邦的效忠，所以也就永遠成不了大氣候。羅馬則在一開始慷慨的給予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權，獲得了巨大人口的效忠，因此迅速建立了極為強大的共和國。當然，等到羅馬擴展到了一定程度，她就不再給予新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權了。

　　現(xiàn)代的美國的包容性比古希臘人強，但比不上羅馬人。如果美國有羅馬人的包容性，那美國今天的人口不是2、3億，而是20億。

　　擴展公民權是一個兩難的事情：一方面，如果具有公民權的人太多，則意味著參與分享資源的人口太多，原來的公民的利益會受損；
另一方面，如果具有公民權的人太少，意味著真正效忠國家的士兵也不會太多，故此，這樣的國家雖然能夠成為人均意義上的經(jīng)濟富國，但無法成為長久的軍事強國，這在冷兵器時代尤其如此（有人會舉出蒙古這個反例，我對此的回答是（1）人口多當然不是軍事強大的唯一因素；
（2）蒙古的軍事強權是短暫的，她在中國的統(tǒng)治甚至不能夠維持到百年，如果她能以某種手段大大增加認同于她的人口，則漢人的復國決不可能如此容易）。所以，羅馬要成為超級軍事強國，必須將相當多的人口包容進她的公民之中，但她當然也不會無限的與她所征服的人口分享資源，等到包容進的人口足夠多了，她就把大門關上了，這時，她就像對待畜生那樣對待新被征服的人民了。

　　美國采取的政策在原則上是與羅馬一樣的。但現(xiàn)代的科技使得美國可以不需要羅馬那樣大的人口比例就成為超級軍事強國，并控制住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資源。所以，一方面美國仍舊在慷慨地接待世界各國的高科技人才，這對于美國保持軍事強權是必需的；
另一方面，美國對于一般人口早就關上了大門，因為美國人不愿意與這些不那么有用的人分享資源。實際上，給不給與更多的人公民權或民主權力就是這么相當功利的事情。如果美國人真的把其他人獲得民主權力當成她的目標，那她就應該敞開大門接納所有愿意去美國享受民主制度的人們，接受所有愿意申請加入美國的國家成為美國的州。可美國人決不會同意這么做�，F(xiàn)代科技改變了成為霸主所需的人口比例最佳點，這就是美國的包容性小于羅馬的原因。同時，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也就意味著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所以，美國不再謀求擴展自己的國土面積，只要占住現(xiàn)在這塊地球上相當好的土地，并攫取全世界的資源就行了。在現(xiàn)代軍事科技的條件下，這遠比她自己容納龐大的人口，占領遼闊的土地更經(jīng)濟。

　　這里再稍微談一下古代中國。古代中國并沒有民主制度。但我們從秦國當時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她和羅馬一樣，也是立即把被征服的人民接納為自己的人民，其速度甚至比羅馬還要快得多，而且，她似乎從未把門關上過。所以，古代中國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成就。

　　需要補充說明兩點。（1），這個最佳點不是計算出來的（因為變量太多，無法計算），而是自然選擇出來的，沒有找到這個最佳點的群體被滅亡了，被淘汰掉了，如古希臘各個城邦國家，找到的就成為霸主，如羅馬。（2），我在這一節(jié)說的是分享權力和利益以凝聚人的問題，而分享權力和利益不一定就是民主權力，可以在更為廣義的意義上理解我在這里所說的原則。

　　三.專制制度也是與生存競爭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當然事情還有另一面。民主制度雖然能夠使國民凝聚起來，培養(yǎng)國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但它也造成了不同意見在那里長期扯皮，議而不決的局面。這種狀況顯然是不利于軍事效能的。所以，有更多的與雅典在軍事壓力面前從專制轉向民主相反，在軍事壓力面前從民主轉向專制的例子。古希臘世界中，有很多城邦國家在和平時期采用民主制度，到了戰(zhàn)時，就轉為專制制度。在古羅馬共和國轉向專制的過程中，軍事方面的需要也扮演過同樣的角色：軍事效能的需要使得共和國不得不把更大的權力讓渡給軍事指揮官，使得他們有了攫取獨裁權力的機會。

　　那么，這不是與前面講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形成軍事強權矛盾嗎？是矛盾的，現(xiàn)實中的事情就是這樣矛盾著的。一方面，一個國家的軍事效能有賴于每一位國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從這一方面說，民主制的效能更高；
另一方面，軍事效能又需要下級服從上級，全軍服從最高指揮官，從這一方面說，專制的效能更高。在某個的階段，這一方面更重要；
在其他階段，又可能是另一方面更重要。譬如說，在以下幾種情況下：（1）一個民族不管是通過什么途徑已經(jīng)凝聚起來了，作為個體已經(jīng)無法單獨退出了；
（2）獨裁統(tǒng)治者是相對仁慈的；
（2）獨裁統(tǒng)治者并不仁慈，但跟著他能夠攫取其他國家的財富，得大于失；
專制有可能比民主帶來更多的軍事效能上的好處，因為內部凝聚力的問題已經(jīng)解決了。當然，專制的軍事效能高于民主的一個必要前提是獨裁統(tǒng)治者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

　　然而，在大敵當前，而內部又矛盾重重，凝聚不起來的情況下，如果還不能以民主制來解決內部的分歧，形成同仇敵愾的局面，則難逃滅亡的命運了。回想起中國近代先哲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無不想以民主制度建立中國國民的愛國心、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只是功虧一簣，終使日寇橫行于神州，令人嘆息。

　　四.民主制首先是中、上階層的要求，與底層民眾關系反而相對較小

　　一般的看法認為，民主是中、下階層的要求，民主決不會符合上層階級的利益。但如果我們看一下羅馬史，卻會發(fā)現(xiàn)完全不是這么一回事。在羅馬共和國后期維護民主制的斗爭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站出來維護民主制的，幾乎都是貴族階層的成員（如刺殺凱撒的布魯圖竟然是凱撒遺囑中的第二繼承人——第一繼承人是屋大維），而下層民眾則僅僅是為了看幾場精彩的競技比賽，泡幾個好澡，吃幾頓好飯，或者是什么都不為，就是為了類似于今天追星族的那種沖動，就把票投給了專制。具體細節(jié)我沒必要說了，都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臇|西，我只是把別人很少勾勒出來的大輪廓勾勒一下。

　　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呢？為什么羅馬的貴族會站出來維護民主制？是因為他們天生具有高尚品德，天生熱愛自由？為什么羅馬的下層民眾那么不愛護自己的民主權力？是因為他們天生奴性？至少不完全是。這里起作用的，當然還有利益關系。實際上，在民主制下真正受益比較大的，恰恰是中、上階層。而民主制的起源，也不是下層民眾的奮起，而是中、上階層的互動。

　　產(chǎn)生民主制的外部壓力因素不用多說了，外爭之事首先就是中、上階層的事：在古代，串通另一個國家的上層，叫他們當買辦來壓制本國國民的手法也有，但不是一種像如今這么通常的操作，所以，外爭失敗，受損最大的恰恰是上層。產(chǎn)生民主制的內部壓力因素往往就是中、上階層的矛盾激化。經(jīng)典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把近代的民主革命稱作“資產(chǎn)階級革命”，其實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概括起來說，我認為羅馬政治家維護民主制度的動機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對外的軍事效能，一個是內部的政治和諧。

　　中、上層矛盾激化了，一個解決辦法是血腥內斗，斗出一個新的獨裁者來，重新分配利益，暫時把矛盾壓下去，但除了那個獨裁者之外，其他的上層貴族仍舊生活在危險之中，還是沒有穩(wěn)定的、通行的規(guī)則和程序來解決上層貴族的矛盾。

　　另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實行民主制來解決中、上層的矛盾。在民主制的既定規(guī)則和程序下，解決矛盾的方案雖然不一定令所有的人都滿意，但貴族階層之中大多數(shù)人都知道，第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在這個制度下是有相當大的權力的，比在專制制度下還要大；
第二，他們是安全的，不會有一個獨裁者來把他們投入地牢，砍他們的頭，矛盾可以通過穩(wěn)定的、通行的規(guī)則和程序來解決�？傊�，實行民主制符合一般貴族階層的利益，至于在多大范圍內實行民主制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當然，這一點不適用于那些有能力問鼎的貴族寡頭，對于他們來說，由于他們很有可能爭得獨裁的權力，所以專制制度很可能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對于這些道理，那些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來維護民主制的羅馬貴族是很清楚的。

　　民主權力對于下層百姓并不是完全沒有好處的。羅馬的下層公民，如果不是因為手里有那張選票，貴族寡頭就不會掏腰包請他們看戲、洗澡、吃飯。另一方面，羅馬的下層公民如果沒有因民主制得到這些好處，也不會產(chǎn)生前面提到的自豪感、主人翁意識，不會為羅馬而拼死戰(zhàn)斗。但是，他們從民主制度中所獲得的好處比中、上階層要小得多（現(xiàn)代左派說“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虛偽性”，實際上指的也是這一點），所以，他們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權力，可以為了幾場好戲就糊里糊涂的放棄自己的民主權力。然而，即使對于下層階級來說，放棄民主權力仍舊是一種短視的行為，仍舊是一種損害自己長遠利益的行為。當羅馬下層人民把自己的選票投給專制的時候，羅馬共和國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政治成就也就注定了滅亡的命運。當然，在羅馬共和國滅亡之后的頭幾十年，羅馬公民，包括下層公民的日子過得還是很好的，甚至比共和國時期還要好。但很快就不行了，不僅下層公民過不了好日子，羅馬的貴族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皇帝隨意殘虐貴族，而皇帝也隨時被人殺害。

　　今天的下層民眾比羅馬那個時代有文化得多，在政治上也成熟得多，所以肯定會比羅馬下層公民更懂得維護自己的民主權力，更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民主權力為自己爭得實際利益。但是，在建立和維護民主制度方面，他們仍然不一定能夠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當中國的學者們責備中國的下層群眾缺乏民主的基因，“奴性強”時，他們應該好好讀一讀世界史。

　　五.國家不辦社會福利毀掉了古羅馬民主制

　　古羅馬的民主制在許多方面都是令人贊嘆不已的。但古羅馬的民主制并沒有解決在其公民中間出現(xiàn)的嚴重的貧富不均，沒有解決豪強兼并土地。特別是與漢尼拔的戰(zhàn)爭使羅馬政體中一個掠奪成性的新階級應運而生。這個新階級占有了羅馬社會財富中的最大份額，而大多數(shù)羅馬公民是貧窮的，羅馬國家也是貧窮的。

　　提比略•格拉古試圖來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格拉古出身于羅馬的貴族豪門，他的父親當過兩任執(zhí)政官，母親出身于羅馬最為顯赫的家族，她是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僅憑征服迦太基的功勛，就可以說，西庇阿是羅馬歷史上戰(zhàn)功最大的軍事統(tǒng)帥，因為征服了迦太基，羅馬就確立了自己的單極霸權，以后的敵人就都比羅馬弱得多了）的女兒。格拉古雖然出身于豪門，卻對于自己的底層同胞的悲慘境遇懷有深切的同情。然而，格拉古等貴族最關心的，還是這種狀況強烈的危害到羅馬的軍事效能。畢竟，羅馬人也不能無條件的愛國。如果愛國、為國征戰(zhàn)意味著土地、財產(chǎn)落入豪強手中，自己陷入赤貧，那這個國就沒法愛，這個仗就沒法打。所以，羅馬越來越征不到士兵。

　　格拉古提出并推動頒布了一項法律，這項法律限制公民擁有公地的數(shù)量，并規(guī)定以一定的面積分配剩余的公地，這將使分到土地者可以應征服役。這個方案激怒了羅馬的貴族。公元前133年羅馬的貴族殺死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們的尸首扔進了臺伯河。公元前121年他的弟弟蓋約死于同一事業(yè)。

　　從與漢尼拔的戰(zhàn)爭時期開始，羅馬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許多為國在外多年征戰(zhàn)的農(nóng)民士兵回來時，發(fā)覺自己的土地被貴族豪強侵占了，在上面耕種的是貴族家的奴隸。這些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戰(zhàn)士淪落為生活狀況極為悲慘的無產(chǎn)階級。

　　羅馬共和國與現(xiàn)代民主國家相比，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就是國家不辦社會福利，把辦社會福利的事交給了貴族豪門。這個重大缺陷是導致羅馬共和國滅亡的重要因素。由于國家不辦社會福利，有野心的貴族豪門就出來辦這個事了。在古羅馬，軍隊士兵的生計要靠貴族豪門提供，窮人每天要到貴族豪門家里去領食物。有野心的貴族豪門則利用這一形勢：他們給百姓分發(fā)食物、舉辦娛樂活動、修建公共浴室，以取悅百姓。于是，羅馬百姓的效忠從國家轉向了貴族豪門。這是羅馬的貴族野心家最后能夠推翻民主政體，攫取獨裁權力的重要原因。

　　現(xiàn)代國家，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的，只要是能夠有效運行的，則絕不會把辦社會福利這個事交給貴族豪門私人去辦。推究起來，古羅馬實行現(xiàn)代西方民主國家的這套社會福利制度，第一沒有資源和技術上的困難（她攫取全世界的財富供養(yǎng)其公民），第二也沒有制度上的障礙，可就是沒有政客提出這樣的政綱，她的百姓也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權力來爭取自己的經(jīng)濟福利，而是隨意浪費這種民主權力。古代人的政治智慧比起現(xiàn)代人還是有相當?shù)牟罹嗟摹７駝t，羅馬共和國很可能永世長存，而其他的民族永遠為奴。

　　六.歷史上的空白是中、上階層沒有雄心的時代

　　我看羅馬史和人類歷史的其他篇章，有這么一點感受：底層的問題，如貧富差距懸殊等，經(jīng)常是大的政治變革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從民主轉向專制，還是從專制轉向民主，抑或僅僅是改朝換代。然而，單純的底層問題往往掀不起那么大的風浪，只有當中、上階層的某些人想利用，或者是順勢參與進來的時候，才會引發(fā)較大的政治變革。如果沒有中、上階層的利用或參與，單純的底層反抗往往只能流于黑社會或異端教派。黑社會和異端教派最終也有可能對于政治變革產(chǎn)生大的影響，如基督教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但這個過程很可能十分漫長——即使是基督教這個例子，最終的崛起過程中也是有君士坦丁這個羅馬皇帝的大力參與的。

　　20世紀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是底層色彩最為濃重的政治變革。但即使如此，20世紀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也不純粹是底層革命。譬如中國革命，它是一場底層革命，但另一方面，它離不開中國當時救國圖存的民族主義大背景，而救國圖存就不完全是底層的事情了。今后的政治變革，其底層色彩恐怕還會及不上20世紀。

　　歷史事件顯然不是在時間軸上平均分布的。當我們看歷史的時候，我們會看到有些時間段里沒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發(fā)生，歷史的紀錄是一段空白。我常常想，在這些歷史的空白中，人們都是怎樣生活的，在干些什么。我想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那一段空白的的確確是太平盛世，大家都在懶懶散散的過好日子，因此也就沒有什么好記錄的，但這確實是比歷史事件迭出的時代更幸福的日子。另一種可能是大家的日子實際上并不好過，但中、上階層沒有什么雄心或沒有什么野心，因而底層的掙扎也就掀不起什么大浪，故此也不會有什么大事發(fā)生，也沒有什么好記錄的。第二種情況算不算一種將就的太平盛世，則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

　　七.古代中國之所以沒有發(fā)展出民主制，多半是個概率問題

　　首先聲明，我對于自己在此第七節(jié)的文字是沒有把握的：我覺得我是在做一件自己智力有所不逮的事情，我認為任何人做這類思考時智力都是有所不逮的。而且我在這一段的文字比較容易引起誤解，所以在寫作過程中，幾次想停筆，并刪去已寫好的內容。但考慮再三，覺得寫出來坦誠與朋友們做一種智力的交流也許更好些。如果朋友們批判我的這些觀點，并且批判得有道理，我會從善如流。

　　關于中國為什么在古代沒有發(fā)展出民主制，近代也沒有率先走上民主與科學的道路，這個問題，自五四以來，由于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一直成為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熱門討論話題。對于這樣的大問題，要理出像自然科學中那樣令人信服、條理清楚的因果關系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說法都是一種猜想，但我們每一個人也都可以在猜想和猜想之間作一番比較，看看那個更有道理。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無論是那些認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的“逆向種族主義者”，還是他們的反面，至今仍事事處處主張堅持中國的傳統(tǒng)道路比西方更為優(yōu)越的國粹牌，都強調中國人在人性方面的特殊性。然而，我認為，在人性方面，中國人根本就沒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特殊性。對于那些說中國人“奴性強”、“窩里斗”、“東方式嫉妒”、“熱衷酷刑”、“吃人”等等的“逆向種族主義者”，我只想說，請稍微讀一點西方歷史，你們說的那些東西西方一點都不比中國少。對于那些認為中國人“天性崇文不尚武”、“不適于西方民主制”、“中國文明是和、西方文明是爭”的國粹派，我只想說，如果中國人真的像你們說的那樣，那中國人還真是太慘了，早就亡國滅種了。

　　那么，為什么古代中國沒有發(fā)展出民主制呢（關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甚至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的問題，當然不僅僅限于民主制，但我們在這里先把問題局限一下）？我認為這其實純粹是一個概率問題。

　　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縱觀整個世界歷史，在近、現(xiàn)代歐洲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之前，在西方世界，民主政體也遠少于專制政體。實際上，從羅馬共和國覆亡之后，直至近代，西方的民主政體也絕了跡。其次，古代西方世界這個舞臺確實比古代中國還要大�？v觀整個人類文明史，新大陸因文明的發(fā)展階段在歐洲人入侵之前確實處于比較原始的階段，并且與舊大陸完全隔絕，故此可以先不去討論，這樣我們就先把目光聚焦到舊大陸。舊大陸這里，歐洲、西亞、南亞、北非等諸文明是連成一片的，諸文明之間征戰(zhàn)不斷、交流不斷。但中國人的祖先這一支就不同了，他們在幾萬年前從西邊一個狹長的走廊走過來之后（我在這里采用人類非洲起源說），發(fā)現(xiàn)了一片與西邊諸文明相當隔絕的天地，在這里定居下來，并在兩千多年前建立了一個基本上撐滿了這片隔絕的天地中適于農(nóng)耕的土地的單一的文明、單一的政治實體，這個政治實體其間被游牧民族征服過，但基本上仍舊保持為一個單一的文明、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一直延續(xù)至今。中國歷史上當然也有不少分裂、紛爭的時代，但相對于西邊那個更大的天地，那個諸多文明征戰(zhàn)、交流的地方，中國的文明比較單一，政治實體也較少。這種情況在某種意義上是件好事：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的大部分階段，中國社會相對于西邊更太平，人民生活得更好。然而，文明單一、政治實體少、變化少，自然也就意味著率先發(fā)展出民主政體的概率也低。雖然概率低的事也不意味著一定不能出現(xiàn)，但概率更高的事情出現(xiàn)是更順理成章的事。

　　人們會問，我現(xiàn)在的這種說法是不是陷入了我自己過去常常批判的“超穩(wěn)定結構論”、“分裂比統(tǒng)一好論”？我認為并沒有。首先，從文明的大尺度看，我在前面已經(jīng)說了，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的大部分階段，文明相對單一，政治上相對統(tǒng)一的中國人過得比西邊更好，而沒有率先發(fā)展出民主政體并不意味著我們中國人今后就不能后來居上，畢竟人類歷史還長著呢。其次，從當下的小尺度看，中國在近代落后已經(jīng)是一個既成事實，我們不可能、也無必要現(xiàn)在再去分裂成多個政治實體，然后隨自然過程發(fā)展出民主政體來。要是現(xiàn)在還要再來付這種代價來建立民主制，那我們中國人真是太不幸了。就現(xiàn)在而言，統(tǒng)一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雖然根據(jù)現(xiàn)有的生存空間，我們的人口過多了些）中國，是祖先給我們留下來的巨大的政治遺產(chǎn)，這個遺產(chǎn)使得我們有希望再次走到世界的前列。真理和謬誤只有一步之遙，“超穩(wěn)定結構論”、“分裂比統(tǒng)一好論”等說法都有一定道理，否則也不會在80、90年代如此風行一時，現(xiàn)在還有很多追隨者，但從總體上說，它們是謬誤。

　　我的這個說法與“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理論一樣，考慮了地理因素的問題，但除了這一點之外，就是根本不同的了。

　　八.結語：從世界歷史看，民主制度確實有各個方面持久的優(yōu)越性

　　我在前面說過，近代以前，民主政體出現(xiàn)的概率很小。但就是那么偶然出現(xiàn)的民主政體，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它在效能方面——也就是說在民族生存競爭方面——持久的、突出的優(yōu)越性。這一點集中體現(xiàn)在羅馬身上。民主政體的這種效能上的優(yōu)越性來源于它能夠比專制政體更好的解決民族內部的分歧，凝聚人心，使每一個公民都產(chǎn)生自豪感和主人翁感，對于民族內部的上層、中層和下層都有好處。

　　專制政體在短期內有可能比民主政體有更高的效能，但從長期看，民主政體的效能更高。

　　那么，為什么在近代以前的人類歷史上專制政體所占據(jù)的地盤更大呢？我認為，一是即使是像羅馬這樣最為完善的前現(xiàn)代民主政體，也有著一些致命的缺陷；
二是從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所要跨越的障礙很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就是這么一個偶然出現(xiàn)的羅馬，她一旦出現(xiàn)了，就獲得了如此之大的政治成就，這一政治成就一直到近代無人能夠超越，現(xiàn)代算不算有人超越了，都還很難說；
羅馬共和國的壽命并不短，而她的文化、政治和軍事遺產(chǎn)則一直到今日都是巨大的存在。

　　現(xiàn)代西方的民主政體，已經(jīng)消除了古羅馬民主政體的一些致命缺陷，因而有可能比羅馬共和國更為持久。中國和西方國家有著民族利益上的沖突之處，惟其如此，我們更不應隨意低估西方國家的效能，更應該學習西方國家的長處。

　　在我發(fā)出征求意見稿（但已經(jīng)被貼上網(wǎng)了）之后，一位朋友來信說：“一個國家的政治能量，對一個國家的發(fā)展至關重要。要實現(xiàn)民族發(fā)展的目標，沒有內部的民主，就沒有內部的競爭和精英的選擇，就釋放不出民族內在的政治能量，就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內部的矛盾，就不能為民族的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良好的政治空間�！边@位朋友補充了我在前文忘記說的一點：民主制對于精英選擇的有效和低成本。而專制政體的精英選擇，要么非常低效，要么成本極高。

　　我不相信中國人學不會西方的民主制度。退一萬步說，學不會也得學會，因為當今之世，如果我們中國人學不會西方的民主制度，就不能最終擺脫亡國滅種的命運。我們不但要學會，還要以最小的代價完成向民主的轉型，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有說中國人不適于民主制度的說法都禁不起推敲，都是把中華民族永遠釘在衰亡道路上的理論。

　　世界上既存的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也許我們中國人可以走出一條更好的道路來，但我們必須先從既存的有缺陷的民主制度開始。不能借口既存的民主制度有缺陷，我們要搞有中國特色的、更好的，就永遠不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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