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史家許倬云先生3年前在一個小型學術座談會上談及梁啟超,強調說: “像任公那樣天賦超群的人,近百年來,恐怕難找了。

”信哉斯言。梁啟超既是身不由己和萍蹤不定的政治活動家，又是復雜多變和內外有別的思想家，還是工有專門而著作等身的學者，我們作為后學,要想同他這樣的高智商與復合型人物進行有效的對話,可謂難上加難。研究者的“準確把握” 、“全面評價”云云,即使不是自欺欺人,也是徒有豪語，無濟于事。

　　毋庸諱言,前賢與吾輩都曾過于自信地滿足于唯物史觀中的某些簡單信條,將階級暴力普泛化和絕對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對許多錯綜復雜的歷史事件與人物進行簡單化的處理,以為歷史人物的言行不是進步就是落后,不是愛國就是賣國,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毫無協(xié)商的余地。近年來,雖然學界已越來越鄙棄這種簡單的學術思維,也越來越不欣賞那種漫天飛舞的定性分析與功過評價,力求還史學的一份平實與寧靜,不過,用“一分為二”似的思維定勢來處理歷史研究對象的做法,似乎并非中國學術界的專利。

近年來,從域外飛來的某些學術詞匯中可知, 以非此即彼的對立詞組作為主標題或理論模式來概述中國近代史的篇章亦非少見, “傳統(tǒng)--現(xiàn)代”、“激進--保守” 等模式就是如此,對近人梁啟超也不例外。不知這是否同歐美中心論的歷史優(yōu)越感與冷戰(zhàn)時代所浸染的兩極思維有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外來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激進--保守” 等模式初看時不難給人以清新明快之感,但較之我國本土的“進步--落后”、“愛國--賣國”等模式,至少在方法論上如出一轍,都源于“一分為二”的兩極思維定勢,其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或以偏概全。

　　歷史問題也罷,現(xiàn)實問題也罷,如果真能像戰(zhàn)爭對陣那般“一分為二”，便無復雜之煩惱可言。惟其不能簡單地兩分,歷史研究才顯得頗費周折。雖然銅板只有兩面,現(xiàn)實與歷史卻總是一分為多,至少應當一分為三。在激進與保守之間,還有一片十分廣闊的空間,至少還有“穩(wěn)進”的力量與人物存乎其間,而且常比兩頭要大。即使可以膠執(zhí)于歷史的歷時性特點,把它堆放在數(shù)學的坐標尺上,但當知這個坐標尺也無法與所謂“一分為二”的標準相吻合,因為在正數(shù)與負數(shù)之間,還有獨立存在的“零”。“零”既非正數(shù),亦非負數(shù)。

　　在多災多難的近代中國,飽經列強侵凌之苦與亡國滅種之虞, 許多仁人志士都知道窮則思變,有的還擔心變得太慢,指望不斷變革,一如危崖滾石,不到山底而不止。倘若把這種只爭朝夕、恨鐵不成鋼的求變心態(tài)與相關言行稱做“激進主義”,未嘗不可;如果把反對此類言行的人統(tǒng)統(tǒng)囊入“保守主義”陣營,則不啻把復雜的歷史過于簡單化,最終導致扭曲歷史。旅美學者余英時也承認：“嚴格地說，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而已。”他說：“要求變革較少的人往往就變成了保守主義者”。[1]（P10）姑且不說“要求變革較少的人”究竟是“變成了保守主義者”,還是后世研究者被認成了“保守主義者”，至少梁啟超不屬于“要求變革較少的人”，不應劃入“保守主義”的行列。即使可以把“要求變革較少的人”當做“保守主義者”，那么在“要求變革較少的人”與要求變革較多的人之間，還應存在一個要求變革不多不少或比較適中的群體,兩分則仍不夠用。

　　尤其對于近人梁啟超來說,無論從其風雨兼程的縱向足跡來看,還是就其跌宕起伏的階段性拼搏而言, 他既不像激進主義者,也不屬于保守主義者。即便只對他作階段性的概括,他卻經常站在兩條以上的戰(zhàn)壕,沖著形形色色的激進者與迂闊守舊者,同時叫陣他是“激進--保守” 模式的盲區(qū)。后世研究者面對他時,最保險的做法只能是根據(jù)不同時空的不同情境、物鏡與意境,具體分析,小心概述,他實在不是憑一兩個詞或一兩句話便能概括清楚的。

　　首先,我國近代史上固然頗有類似于法國式的激進主義,而英國式的保守主義實屬闕如。從表面上來看,梁啟超的許多思想主張同西歐保守主義鼻祖伯克(Edmund Bueke)的思想體系比較相似,其實不然。伯克所要保要守的恰恰是英倫三島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梁啟超所要保要守的除了一國之生存外,所剩無多。至于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恰恰需要他和少數(shù)同道以微弱之聲去呼號,去艱難地創(chuàng)造,而不是守成。正是心懷君憲救國的真誠抱負, 他曾與老師康有為、摯友譚嗣同等以書生意氣謀劃圍頤和、捕太后的軍事政變;變法敗北后,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始終手握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決不向獨攬朝政的慈禧妥協(xié)。當袁世凱圖謀帝制自為時,他又與弟子蔡鍔聯(lián)手升起滾滾狼煙,挑戰(zhàn)強者,義無反顧。與其說這是中國式的“保守主義”,還不如說這是“激進主義”中的一種形態(tài)而更為恰當。

　　其次,梁啟超雖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繼續(xù)追隨康有為,督率過保皇會同人,引領�；蔬\動,而清末的保皇之“�！�,亦非歐美的保守主義之“保”。保皇會所采取的武裝勤王形式與暗殺手段,亦屬標準的“激進主義”,一點也不斯文。何況弟子還走得很遠,經常激怒師長。他曾極力謀求同孫中山合作, “痛恨我黨之乏才”,批評康有為不該罵孫等為“無賴” 、“叛逆” 。只因梁啟超最終不愿走出與康有為決裂的一步,加之孫中山等人對于合作也不太熱心,才使他的合作之愿付諸東流。他還真誠地期待過以“�；省敝�舊瓶,盛民權之新酒, 設想舉光緒帝為“總統(tǒng)” ,別具深意。至于梁氏在檀香山的 “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之一說, 《革命逸史》的作者馮自由斷言梁在“行騙”,其實,若按梁啟超當時謀求合作的誠意與梁氏所認定的勤王手段,尤其是舉光緒帝為“總統(tǒng)”的政治理念, “實則革命”云云,就不是無稽之談,只要稍微參照英國革命的歷程,便可知其分曉。

　　第三,盡管梁啟超有過同革命黨人奮力筆戰(zhàn)的記錄,也不能證明他就屬于“保守主義”。對于反對暴力的各類言行,還得細分。倘若適當超越孫中山與同盟會當時的認識水平,便不難發(fā)現(xiàn),梁啟超之所以“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并非基于回到綱常名教,也不是站在為清朝的腐朽統(tǒng)治辯解的立場來反對暴力革命,而是從務實的眼光出發(fā),擔心革命黨人的力量不足以暴動反滿,國民的素質也不足以首創(chuàng)共和,擔心暴力革命只會導致內亂與列強干涉,是不得已才反對。事實上,他對清朝腐朽統(tǒng)治與西方列強的本質的認識,以及革命之后將出現(xiàn)的艱難局勢的預計,都比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許多論著都夸大了梁啟超在筆戰(zhàn)中的失敗。殊不知,以梁氏一人之力,要論證保留一個既屬于腐朽朝廷的君權,又屬于滿人所把持的君權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說服那些血氣方剛的留學青年,這本身就很不容易。倘若沒有相應的學術實力、辯論水平與文字功夫,要想在人多勢眾的《民報》辯手的攻勢中接過兩三招,堅持三五月,都是十分困難的。數(shù)年前,梁氏的師長康有為經章太炎一駁,就在理論上栽下去,再也抬不起頭來。康門弟子梁啟超則不然。他的《新民叢報》之所以停刊,主要因為清朝的預備立憲已提上議事日程。在他看來: “吾黨今后但以全力對付政府,不必復有后顧之憂�！� 出處？惟其如此,從1906年12月開始, 梁啟超就在著手籌建具有政黨性質的君憲團體“政聞社”,還擬另辦一報, 為充當全國預備立憲運動的精神領袖做準備。再說,論戰(zhàn)本身并非壞事,正是通過論戰(zhàn),雙方的思想認識都在各自的起點上有所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或充實自己的論據(jù),具有明顯的互補性,只是彼此都礙于情面,不愿承認而已。孫中山等人就從梁啟超的某些批評中得到啟發(fā), 對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多了一份思想準備。

[2]（P297-303）論戰(zhàn)還是別具一格的民權主義啟蒙宣傳。

　　第四,如果按有的學者所提出的,將某些歷史人物的政治活動與思想文化活動截然分開,再套“保守主義”之甕,那么, 梁氏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未必屬于“保守主義”。在許多歷史情境中, 我們所看到的梁啟超既是一個淡視個人生死的政治活動家,也是一個自信“十年以后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的學者,一個“獻身甘作萬矢的”的思想家。還在19世紀末,他除了宣傳西方的科學,還聲嘶力竭地口誅“民賊”,高唱“民權”,鼓吹“破壞主義”。盡管他對“民主”的贊同只是偶爾為之,但對“民權”的倡導與追求終生不懈,影響及于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 至于梁啟超對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早在1902年初,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論》一文中,就向國人斗膽宣告: “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
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
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為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
與四萬萬人挑戰(zhàn)，吾所不懼�！� [3]（P59）與其說這是“文化保守主義”之濫觴,還不如說就是文化戰(zhàn)士的先聲。陳獨秀等人之于孔孟學說的清算固然可以超出梁啟超的火力與規(guī)模,卻不可以完全拋開他的戰(zhàn)斗精神與邏輯思路而另起爐灶,這也是梁啟超的分量與魅力之所在,不應淹沒不彰。

　　如果把晚年的梁啟超歸入“保守主義”陣營,其論據(jù)也是蒼白的。眾所周知, 1920年,梁啟超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廢墟歸來,發(fā)表了為時人與后世所關注的《歐游心影錄》。通覽全書可知,梁啟超的思想并未就此頹廢。盡管他否定了科學萬能論,指出:“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辈贿^,他在“自注”中又鄭重聲明: “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對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

版本出處？他既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最能開人眼界的當首推梁啟超為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給自己造成的重大手術事故而辯護之豪舉。此事不僅生動地展示了梁啟超維護科學的信譽是怎樣當真, 也足以表明他的人格是何等與眾不同。

正是基于手術事故, 在拖過3年之后,這位學術大師與文化巨匠就棄養(yǎng)西歸了。環(huán)顧茫茫人海,翻遍浩浩史籍,像梁啟超那樣割掉一個好腎后，還能以生命的名義呵護科學的尊嚴,托起寬容的海洋者，舉世曾有幾何?

　　梁啟超還說：“我們須知,天下事是急不來的,總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 ” [3]（P23）此言依然提倡審時度勢,穩(wěn)健務實,并非就是保守。尤其是他已從以往的政治挫折中,得出同陳獨秀、李大釗等幾乎完全一致的結論: “民主主義的國家,徹頭徹尾都是靠大多數(shù)國民,不是靠幾個豪杰……。二十年來種種失敗,都是為此 ”, 明確主張“從國民全體上下工夫,不從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 [3]（P23）

　　同樣是在《歐游心影錄》中,梁啟超還意味深長地指出:“要個性發(fā)展,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 他堅決反對“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 “不許人批評”等霸道做法,認為 “思想解放,只有好處,并無壞處”,而且 “既解放便須徹底,不徹底依然不算解放�！� 基于此,他還理直氣壯地主張“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充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3]（P26-35）與其說這是保守主義者的借故酸談,還不如說是思想解放先驅的真知灼見,是戰(zhàn)士的風采。

　　至于梁啟超的所謂“多變”,其實也是需要重新討論的話題。辯證法沒有理由忌諱歷史人物的變,關鍵是看研究對象怎樣變。簡單地說,梁啟超的“多變”,常常是不斷獨立思考的結果,是學者型的變,不乏睿智與前瞻性, 不可同瞄功利看風向的政客之變同日而語.在一個泛道德主義充斥的國度里,人們喜歡拿梁啟超的“多變”來逼問他的道德與為人,乃至誤解頗多,傷痕累累。我敢斷言,終近代中國之世,像梁啟超那樣無論在位與在野都能保持書生本色,極具人格魅力者,實不多見 。1926年,清華大學大學部的學生社團 “國事研究會”做了題為“新中國柱石十人”的民意調查，結果將梁啟超名列榜首，將蔡元培、王寵惠、李烈鈞、蔣介石、馮玉祥、胡適等則依次列后,梁氏之于清華學生的影響與學生之于梁師的擁戴就可見一斑。

　　孟子曰：“知人論世”。我國史壇的人物研究頗多, “論世”亦復不少, “知人”卻未必先行，這也許同“知人”不易有關，最終還影響“論世”。梁啟超畢竟是以燃燒的激情、飛翔的思想、超群的才智與充沛的精力譜寫人生衷曲的梁啟超,如何盡可能走近智者的內心世界,也許才是“知人”之關鍵所在。如今國人對他談論頗多, 定論與爭議亦復不少, 知之卻未必深得其三味, 還遠非無話可說的時候。

　　參考文獻：

　　[1]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A].李世濤.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激蕩[C].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1.

　　[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梁啟超.歐游心影錄[A].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9.

　　《文史哲》2004年第4期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4年第6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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