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容易互相影響，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十分必要的。在經濟存在相互依存性的條件下，一國實現內外均衡目標必須進行政策的國際協調，以避免分散決策帶來的損失。在國際間政策協調實踐過程中，經濟學者設計了很多具有特定規(guī)則的國際間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影響，對國際政策協調及其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義。

　　一、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國際政策協調從狹義講是指各國在指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方式來對某些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共同的設置。從廣義看，凡是在國際范圍內能夠對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一定程度制約的行為均可視為國際間政策協調。

　　依據進行政策協調的程度，國際間政策協調可由低到高分為六個層次。第一，信息交換。信息交換是各國政府相互交流本國為實現經濟內外均衡而采取的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范圍、政策目標的側重點、政策工具種類、政策搭配原則等信息，但仍在獨立、分散基礎上進行本國的決策。第二，危機管理。危機管理指針對世界經濟中出現的突發(fā)性、后果特別嚴重的事件，各國進行共同的政策協調以緩解、度過危機。第三，避免共享目標變量的沖突。即是指兩國面對同一目標采取的政策的沖突。國家間的競爭性貶值就是典型的形式。第四，合作確定中介目標。兩國國內一些變量的變動會通過國家間的經濟聯系而形成一國對另一國的溢出效應，因此各國有必要對這些中介目標進行合作協調。第五，部分協調。是指不同國家就國內經濟的某一部分目標或工具進行的協調。第六，全面協調。是指將不同國家的所有政策目標、工具都納入協調范圍，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取政策協調的收益。

　　各國政策當局進行宏觀政策協調的必要性來自于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性，以及市場的不完整性。從理論上說，在純粹的浮動匯率條件下，匯率的完全自由波動可以隔絕經濟震蕩在國際間的傳導，因而一國的宏觀政策效應不會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于是也就不需要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但是純粹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是不存在的，各國都在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優(yōu)先保證實現內部均衡，進而對其國際收支和貨幣匯率水平產生影響。

　　自從20世紀50年代世界經濟聯系加強，西方經濟學者就注意到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間協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同時均衡，就需要這些政策工具相互協調配合。在論述內外均衡時，產生了有名的“米德沖突”思想、“丁伯根法則”、斯旺內外均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特別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將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IS、LM曲線和體現匯率政策的BP曲線聯系起來，集中分析了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外市場均衡中的協調配合。他們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浮動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貨幣政策更為有效。1962年，蒙代爾提出“政策配合說”(Policy Mix Theory)，強調以貨幣政策促進外部均衡，以財政政策促進內部均衡。他的開放經濟下的兩國模型也分析了兩國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及政策的傳導效應。相互依存意味著一國政策當局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就必須與其貿易伙伴國采取的政策協調一致。

　　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模型

　　由于各國經濟間的相互依存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政策不協調必然降低各國的福利水平，而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則必然增進潛在的經濟福利。在此用日本經濟學家浜田模型加以說明。

　　浜田模型如圖一所示，橫軸表示歐洲的宏觀政策組合，向右表示政策更為擴張。縱軸表示美國的宏觀政策組合，向上表示政策更擴張。由于二者經濟之間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歐洲的最佳政策選擇取決于美國的政策取向，反之亦然。從理論上說，在圖中總可以找到一個表示歐洲的政策狀態(tài)和美國的政策組合狀態(tài)的點，而該點對歐洲來說是最優(yōu)的，比如E*點；
同樣，在圖中也可以找到另一個表示美國自身的政策狀態(tài)與歐洲的政策狀態(tài)組合的點，而該點對美國來說是最優(yōu)的，比如A*點。圖中UE和UA分別為歐洲和美國的無差異曲線或等效用曲線族，每條無差異曲線表示能夠產生同等效用的歐洲和美國的政策組合。對歐洲來說，離E*點越近的無差異曲線提供的效用水平越高，比如UE1代表的政策組合在整體上優(yōu)于UE2；
對美國來說，離A*點越近的無差異曲線代表的效用水平越高，比如UA1代表的政策組合在整體上優(yōu)于UA2。

　　對雙方來說，問題是如何根據對方采取的政策行動來確定自己的最優(yōu)政策選擇。于是可以建立歐洲和美國各自的政策反應線。比如歐洲的政策反應線，是以美國采取的政策行動為一定，然后找到與其相切的無差異曲線UE來確定歐洲應采取的政策行動，此即與E*最近的無差異曲線。這意味著當美國采取的政策為A1時，歐洲相應采取的政策為E1，由UE1和A1虛線的切點決定。同理，可以繼續(xù)找到其他以美國采取不同的政策行動為前提，歐洲所相應采取的最優(yōu)政策措施，并將所有切點用線段相連，即得到歐洲的政策反應線RE。美國的政策反應線也以同樣的方式建立，如果歐洲采取的政策行動為E1，那么找到與垂直線E1相切的無差異曲線UA2，即在歐洲的政策一定時距A*最近的無差異曲線，這意味著美國的最優(yōu)政策組合為A2。同理，可以繼續(xù)找到其他以歐洲采取的一系列不同政策行動為前提、美國所相應采取的最優(yōu)政策措施，并將各點以線段相連，即得到美國的政策反應線RA。

　　在E*和A*點之間的連線，為所有美國和歐洲的無差異曲線UA和UE相切之點的連線，此即“帕雷托”契約線。由于在契約線上所有的點都是UA和UE的切點，那么一國只有在另一國利益受損的條件下才能獲益。

　　在分析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的潛在利益之前，有必要將采取政策協調和不采取政策協調的情形做一下比較。事實上可以有一系列政策協調的狀況，同樣，政策不相互協調的狀態(tài)也可以有很多。圖二將可能的政策協調狀態(tài)與兩種經典的非協調狀態(tài)，即納什與斯塔爾伯格狀態(tài)相比較。

　　納什非合作狀態(tài)的特征是雙方均獨立地采取各自最優(yōu)的政策，而認為己方的政策行動不會影響對方的經濟狀態(tài)。如果歐洲先行采取的政策(橫軸表示)是E1，則美國的最優(yōu)政策選擇(縱軸表示)為A1；
但是如果美國選擇A1，則歐洲的最后選擇為E2；
在歐洲選擇E2的情況下，美國的最優(yōu)選擇又變?yōu)锳2。雙方政策當局以此方式不斷變換選擇，即使己方的政策行動會影響對方，但是雙方均獨立地執(zhí)行政策不加以協調。當雙方在對方的政策行為已定的情況下，均沒有繼續(xù)調整己方政策選擇的意愿時，即最終實現納什均衡。如圖二當歐洲的政策反應線RE與美國的政策反應線RA相交時，即實現納什均衡，由N點表示，在此點雙方均沒有繼續(xù)調整政策行為的意愿。

　　斯塔爾伯格非合作狀態(tài)的特征是雙方中的一方為先行者，先行者意識到己方的政策行為會影響到對方的政策選擇，而模型中的另一方即跟從者卻忽視已方的政策行為對先行者方政策選擇的影響。于是先行者在做出政策選擇時，會考慮對方理性的政策反應。在圖二中，假定美國為先行者，斯塔爾伯格均衡點由S表示。在點S，美國的政策等效用線UAS與歐洲的政策反應線RE相切。對美國來說，當了解到對手的一系列可能的反應后，UAS是可能實現的距離A*最近的無差異曲線。在美國選擇斯塔爾伯格均衡的政策行動AS的情況下，歐洲最佳政策選擇為橫軸上的E1。

　　將納什均衡與斯塔爾伯格均衡相比較：首先，斯塔爾伯格均衡中先行者的效用肯定優(yōu)于納什均衡中的先行者，而對于跟從者來說，斯塔爾伯格均衡的效用則不能證明肯定優(yōu)于納什均衡；
其次，兩個非合作均衡狀態(tài)均不是“帕雷托最優(yōu)”狀態(tài)，因為N點S點均不在A*和E*之間的契約線上。從理論上說，模型中的雙方均會同意進行政策協調與合作，因為無論與納什均衡還是與斯塔爾伯格均衡相比，協調可以增進雙方的經濟福利。比如在契約線A*E*上的ab區(qū)間，與斯塔爾伯格均衡相比，雙方的無差異曲線可以提高。這表示與非政策合作相比，政策協調與合作可以提高雙方的政策效用和福利水平。如果雙方同意進行政策協調，即在模型中的契約線上，具體的位置則取決于雙方的協調與談判能力。

　　納什和斯塔爾伯格均衡是古典博弈的結論，該結論還可以用簡單支付矩陣來說明(如圖三)。假設模型中博弈的雙方仍為美國和歐洲，雙方的支付以雙方經濟中的通貨膨脹或失業(yè)率表示。假定政策當局認為增加1％的通貨膨脹與增加1％的失業(yè)同樣痛苦，于是經濟政策的目標在于盡量降低圖中的數字。歐洲和美國分別有兩種政策選擇，圖中的數字前一個為歐洲的支付數，后一個為美國的支付數。

　　使用支付矩陣可以簡明扼要地說明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的潛在利益。博弈的雙方均試圖降低圖中的數字。首先假設雙方均獨立地選擇各自的政策措施，而不加以協調。歐洲在進行政策選擇時，并不了解美國的政策取向將如何變化，于是歐洲政策當局必須考慮如果美國選擇政策3和4可能對己方造成的經濟后果。如果美國選擇政策3，則歐洲最優(yōu)選擇為政策1，因為其支付數為12，小于15；
如果美國選擇政策4，則歐洲最優(yōu)選擇還是政策1，其支付數是7小于8，對歐洲來說單獨做出的最優(yōu)選擇是政策1。同理分析，無論歐洲做出什么政策選擇，美國的最優(yōu)選擇是政策3。

　　如果沒有政策協調，雙方均單獨做出政策選擇，那么歐洲將選擇政策1，美國選擇政策3，對雙方來說支付均為12。而如果雙方同意合作進行政策協凋，歐洲選擇政策2，美國選擇政策4，雙方的支付均為8，優(yōu)于12。但是，雙方政策協調的結果并非穩(wěn)定的均衡。實際上雙方達成合作協議后，也存在著違約的動機。例如，歐洲確定美國選擇政策4，則它的最優(yōu)選擇為政策1，此時它的支付僅為7。這說明國際經濟協調中隨時存在違約來為己方謀利的可能性。

　　三、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方案

　　經濟學家設計出了很多具有特定規(guī)則的國際間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麥金農計劃，匯率目標區(qū)方案和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

　　(一)麥金農計劃

　　麥金農方案最早提出于1974年，后在20世紀80年代又經過了多次修改。麥金農認為恢復固定匯率制的原因在于以浮動匯率制為特征的國際貨幣制度缺乏效率。麥金農認為，首先各國應依據購買力平價來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水平，實行固定匯率制，而且應通過協調貨幣供給的方法維持固定匯率制。麥金農認為引起匯率不穩(wěn)定的主要原因是貨幣替代以及各國間金融資產的替代活動，因此在發(fā)生這一類的沖擊時，各國應采取對稱的、非沖銷性的外匯市場干預措施來穩(wěn)定匯率，由此帶來的貨幣供給的調整實際上是全球貨幣供給根據各國貨幣需求的變動而自發(fā)調節(jié)其在各國之間的分配。這樣，通過貨幣供給的國際協調就能使全球的物價穩(wěn)定與匯率穩(wěn)定，實現各國的內外均衡。

　　麥金農方案作為最典型的以恢復固定匯率制為特征的協調方案受到廣泛重視。但是它在實現匯率穩(wěn)定性的同時，犧牲了匯率的靈活性。而且它以協調各國貨幣供給來維持固定匯率制的設想是難以在實際經濟中實現的。

　　(二)擴展的匯率目標區(qū)方案

　　匯率目標區(qū)方案是由威廉姆森和米勒在1987年將匯率目標區(qū)制從政策協調角度進行擴展形成的。這一方案與麥金農計劃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它主張實行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匯率變動范圍達到中心匯率上下10％。而且中心匯率的確定不以購買力評價為基礎，而是以威廉姆森提出的基本均衡匯率來確定。所謂基本均衡匯率是指政府追求的中期(一般指5年)內實現的經濟內外均衡的匯率。在對匯率目標區(qū)的維持上，各國都應以貨幣政策來實現外部均衡，以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均衡的政策搭配思路來進行宏觀調控上的政策協調。首先，各國以利率來維持相互之間的匯率。對于n個國家來說，存在著n—1種匯率，也就要求相應的n—1種利率差價使外匯市場保持平衡。其次，在n個國家之間的利率差價確定后，只要一國確定一具體的利率水平，全球各國的利率水平也隨之確定。再次，該國應獨立運用財政政策控制國內產出�；魻柲返潞吞萍{(1994)認為，對于擴展的目標區(qū)建議，可以充分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不一定完全按照其理論計劃操作�？梢韵冉�立一個目標區(qū)，促使各國在各方面，如財政政策；
利率政策等方面進行協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然，這一方案也引起了很多質疑，比如實現外部均衡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最適當是什么(布來恩特，1988)，匯率波動的寬度是否合理(克魯格曼，1989)等等。

　　(三)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

　　貨幣一體化理論是國際政策協調理論的組成之一，主要內容是適度通貨區(qū)理論。它是由麥金農和蒙代爾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通貨區(qū)區(qū)域內各成員國貨幣相互間都保持釘住匯率制，對區(qū)外各種貨幣實行聯合浮動。理論上說任何國家都會面臨最適度通貨區(qū)問題，即本國是適宜單獨組成一個貨幣區(qū)，還是適宜與其他國家共同組成一個貨幣區(qū)。1961年，蒙代爾提出生產要素流動性準則。他認為生產要素流動性與匯率的彈性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因為需求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所造成的國際收支調整要求，既可以通過兩國匯率調整，也可以通過生產要素在兩國間流動來解決。生產要素流動性越高的國家，越適宜于組成貨幣區(qū)；
而與國外生產要素市場隔絕越大的國家，則越適宜于組成單獨的貨幣區(qū)，實行浮動匯率制。

　　麥金農則強調以一國的經濟開放程度作為最適度通貨區(qū)的確定標準。他以貿易品部門相對于非貿易品部門的生產比重作為衡量開放程度的指標，并認為如果一國的開放程度越高，越應實行固定匯率制。在開放程度高的情況下，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國際收支赤字所造成的本幣匯率貶值會帶來物價上漲，抵消本幣貶值對貿易收支的作用。

　　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最適度通貨區(qū)的確定標準，如凱南主張采用出口商品多樣化準則，英格拉姆強調國內外金融市場一體化準則等。

　　上述都是最適度貨幣區(qū)的單一指標分析法，單獨強調其中任何一個標準難免失之偏頗。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隨著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進一步得到修正，加入了通貨區(qū)的收益和成本分析法。迄今為止，最成功的通貨區(qū)實踐就是歐洲貨幣體系的發(fā)展。

　　四、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制度安排：牙買加體系

　　對國際間政策協調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問題所進行的制度安排被稱為國際貨幣體系。國際貨幣體系隨著歷史的發(fā)展不斷演變，經歷了國際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牙買加體系等幾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后，國際貨幣體系正式進入牙買加體系階段，它對布雷頓森林體系進行了揚棄。它在內外均衡實現機制的安排上比較靈活，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世界經濟的現狀。

　　在牙買加體系下的內部均衡不僅是政府所密切關注的目標，而且它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價格穩(wěn)定、充分就業(yè)、經濟增長這幾個國內政策目標中，價格穩(wěn)定又因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國所遇到的嚴重通貨膨脹而居于突出位置。牙買加體系是在國際資金流動迅速發(fā)展、匯率制度安排化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這一歷史條件的變化使其內外均衡實現機制也發(fā)生了深刻變化。

　　在政府通過政策搭配實現內外均衡的同時，經濟的自發(fā)調節(jié)機制也發(fā)揮了作用。牙買加體系下的資金流動與匯率變動可以非常迅速地自發(fā)對內外均衡進行調整。在內外均衡的關系上，內部均衡居于首要位置。各國基本上不存在維持某一特定匯率的義務，因此可以將更多的精力用于內部均衡的實現上。在實現內外均衡的過程中，國際間政策協調的地位有所下降。牙買加體系是在世界經濟相對動蕩的時期建立起來的，在運行過程中受到了各種沖擊。主要有：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通貨膨脹居高不下；
1974和1980年石油輸出組織兩次大幅度提高油價造成的石油危機；
80年代初期爆發(fā)的世界性債務危機；
90年代初期經濟互助委員會瓦解；
1992年爆發(fā)英鎊和里拉危機；
1994年爆發(fā)墨西哥貨幣與金融危機；
1997—1998年爆發(fā)亞洲金融危機等。這些危機都嚴重影響了各國內外均衡目標的實現。但是，牙買加的這種貌似“無體系”的安排維持住了正常的國際經濟交往。所以在世界經濟相對動蕩的情況下，選擇靈活的制度安排是明智的選擇。

　　在當前的國際貨幣制度中，市場機制的約束力量主要體現在對儲備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匯率穩(wěn)定的制約上。從長期看，國際收支地位不穩(wěn)固的儲備貨幣國家，其貨幣的國際儲備地位會不斷下降。另一方面，當儲備貨幣國家發(fā)生短期國際收支或金融利率波動時，其貨幣匯率可能相應波動，從而影響其在國際儲備資產總額中的比重。

　　但是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也有一些缺陷，比如實際匯率波動會對各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用一般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控制，有些主要儲備貨幣國家可能操縱匯率，從而對其他國家內外政策目標的實現產生不好的影響�？傊�，當前的牙買加體系后的制度安排在各方面基本上與動蕩和發(fā)展不平衡的外部經濟環(huán)境相適應，并且也沒有明顯的內在機制的不穩(wěn)定性。但是由于牙買加體系政策協調重要性的下降，從長期看是不利的，加強貨幣合作是未來國際貨幣制度的發(fā)展趨勢。

　　五、結 語

　　在經濟存在相互依存性的條件下，一國實現內外均衡目標必須有政策的國際協調，以避免分散決策帶來的損失。在國際間政策協調實踐過程中，經濟學者設計了很多具有特定規(guī)則的國際間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影響，對國際政策協調及其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義。在100多年來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歷程中，總的變化趨勢是制度的彈性越來越大。20世紀70年代后，國際貨幣體系正式進入牙買加體系階段，它對布雷頓森林體系進行了揚棄。它在內外均衡實現機制的安排上比較靈活，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世界經濟的現狀。針對經濟全球化的形勢，我國應該借鑒國外已有的成熟的協調政策的理論來做出適應我國經濟形勢的內外均衡實現機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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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世界經濟導刊》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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