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試圖說明互利性規(guī)則在人群中的產生機制。我們將首先描述這種規(guī)則及其意識是如何在人群中慢慢擴散并逐步深化，然后我們將說明這種狀況就是哈耶克的“自發(fā)秩序”、洛克的“自然狀態(tài)”、盧梭康德和羅爾斯的“契約論”。

　　一、互利性規(guī)則在人群中的產生機制

　　讓我們假設一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

　　這個桃花源自己沒有政府，也沒有外地的政府去管她；
方圓十公里左右，人口一萬上下；
土地肥沃，氣候宜人。這方人民個個性情溫和，人人敦厚有禮；
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這樣，我們就排除了他們中間會有人利用暴力性力量為自己謀利益的可能。他們中間90％以農業(yè)為生，自給自足，豐衣足食。另有一些簡單的手工業(yè)者，他們各自制造鋤頭、鐮刀、碗、茶杯、桌椅板凳等，賣給其他人或者和其他人做以物易物的交換。

　　第一階段。

　　有一個人，比如張三，做的茶杯比其他做茶杯的人做得好，而且信守承諾，交貨迅速，要價又比較低；
其他人做的茶杯的質量不如張三，或者不講信用、交貨慢。要做到這些，張三就要自覺地比其他人多付出勞動，要多動腦筋，要自我約束。同時，張三在買其他人貨品的時候，比如買糧食、衣服時，會仔細地挑選；
如果有人在賣給張三貨品時，以次充好，缺斤少兩，張三一定會嚴詞指責，甚至把那人打一頓，反正也沒有政府存在；
他會盡量去買有信譽、質量有保障的人提供的商品。和張三相比，其他人即使自己做的商品質量不錯，但在買別人商品時，因為想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對方出了什么問題，也不去指責�？傊谶@個沒有政府、沒有暴力的階段，一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的理性之舉，就必須是：提高自己利他的能力并自覺按照自愿交換的約定以獲利，以及糾正別人違背交換約定的行為；
兩者缺一不可。也有很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時間長了，經過和他人反復的博弈，這些人也會慢慢明白。

　　在這種社會情形下，真正具有互利性市場意識、并自覺去做的人，只有張三一個。這時，人際間互利性規(guī)則的建立，還處于初級階段；
可能只是以貨易貨，不會有賒欠行為，更不會有合作行為�？赡軓埲龝蟹e極性去建議大家使用貨幣、建立信用機制，但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意志和興趣，也只能作罷。

　　在這種社會情形下，張三很可能會是做茶杯的人中獲利最多者；
當然，他的收獲和他的自覺付出是成正比的，他自覺地勤勞、守信譽、克勤克儉、兢兢業(yè)業(yè)，從而掙下一份較好的家產。這就像豹子為了生存在等待獵物時，有的因為怕熱等不了多長時間就走開了，有的則忍耐力很強，所以等到獵物的機會就會多一些；
這也是一種自然進化的過程，沒有忍耐力的豹子在生物進化中會處于劣勢，有忍耐力的則會處于優(yōu)勢。同時，張三又是在做茶杯的人中，對他人貢獻最大者。一個月前我去一個全國著名風景區(qū)旅游，有去過的朋友告誡我不要在那里輕易買東西，因為定價混亂，而且質量無保證。確實，在一次性強的互利性場合中，理性的行動者不必很關注自己的商品很耐用、自己很講信譽；
而是講究隨機應變，見一個宰一個，能宰多少宰多少。因此，當一種互利性關系是一次性的話，其互騙性就會很強，那就會導致關系的萎縮，大家會盡量不發(fā)生關系。所幸的是，一次性的互利關系在人群中不是常態(tài)，全國著名的風景區(qū)為數并不多；
商品生產者也不可能第一天在這里賣東西，第二天就一定要換地方，只因為第一天已經騙了十個人，如果不換地方，很可能會有人來找自己算帳。所以，一次性互利關系是少數情況，長期性互利關系才是多數情況。這樣，一個人要為自己的長期利益考慮，就必須長期為他人利益考慮；
如果一個人沒有能力去長期提高他人利益，他也就沒有能力去長期提高自己的利益。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我們可以把這一理論看作是：對一種真實人際關系的描述和概括。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概括和理論是有局限性的，因為它沒有考慮爭利性人際關系的情況，它把爭利性人際關系排除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商品關系都是大量存在的，看不見的手在普遍起著作用；
但是，由于爭利性關系的更強大存在，所以“看不見的手”起的作用又是很有限的。當然，在我們這篇短文中，也只談互利性關系，也是暫時假設人們之間不會發(fā)生爭利性關系。

　　第二階段。

　　張三的先進事跡對周圍的人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當然也可能有其他人不用去學習張三，自己從生活經驗中就知道了：只有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只有講信用，才能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利益。這樣，就涌現了一大批張三這樣的人。他們都自覺地為廣大消費者提供廣受歡迎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比如魯迅筆下的“社戲”）；
而當買其他人的產品時，他們也都會像張三那樣，精心維護自己的利益，當其他人對他們以次充好，缺斤少兩，他們一定會嚴詞指責，而且以后會盡量去買有信譽、質量有保障的人提供的商品。

　　在這種社會情形下，具有市場意識、并且自覺去做的，就是一大批人，他們之間開始尋求建立相互間的規(guī)則；
這時，他們的互利行為主要還是發(fā)生在一個個局部，可能是這七、八十人互利性交往比較多，那么他們之間會發(fā)明一種交易用的符號——比如一種貝殼，他們間會有賒帳，因為相互間比較信任，甚至會有經濟合作行為。雖然這七、八十人中間會有人出于機會主義考慮，會賴帳，會向其他人賣假貨，但他很快就會發(fā)現這樣得不償失，他不用多長時間就學會了去自覺服從這種規(guī)則，因為這樣對自己有利。在博弈論的“囚徒困境”中，如果那兩個囚徒不考慮對方的想法，也不相互交流協商，兩人都不會作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
但只要兩人交流協商并且相互約定，就能得到對雙方都是最好的結果。

　　這七、八十人是這種關系狀況，另外七、八十人之間，第三堆七、八十人之間，第四堆、第五堆，也是這種狀況。但是，在各堆人之間則還是缺乏規(guī)則意識，因為各堆人之間的互利性交往還是很少的，這樣大家就缺乏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去相約建立規(guī)則的動力。這意味著在他們之間，行為是機會主義的；
他們間會經常發(fā)生爭吵，糾纏不清。不論是在歐洲的中世紀后期，還是在改革開放時間不長的中國，當工商業(yè)的協作交往發(fā)展得還不充分時，各地人民在發(fā)生利益關系時，就會缺乏自覺建立規(guī)則并自覺服從的意識。

　　如果在兩堆人之間發(fā)生了糾紛，比如有一方欠債不還，另一方只有自己想辦法討回這筆錢；
注意，在我們的假設中，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政府，所以他們可能會自己動用武力去向對方討回錢來，這樣就有可能發(fā)生暴力沖突。

　　在這種社會情形下，張三的利益比上一階段有了更好的滿足。周圍現在有了七、八十人和自己志同道合，辦事情自覺地講規(guī)則，自己就省下了很多交易成本。雖然可能其他做茶杯的人對自己構成了競爭壓力，但可以通過擴大銷路來彌補這方面的損失。而且周圍七、八十人現在還生產了更為價廉物美的產品：衣服、枕頭、鞋子、鐵鍋等等，自己可以交換到這些產品好好享用。

　　第三階段。

　　互利性交往在我們設想的這個桃花源里繼續(xù)蔓延、增長。為數共計一千人左右的手工業(yè)者們和服務行業(yè)的人廣泛而密切地相互聯系了起來，有了專業(yè)化的分工，有了緊密的合作，因為這樣做有利于每個人效率效益的提高；
而且還把九千農民也納入到分工協作的市場經濟中來，農民的加入也是自愿的，因為加入后自己的收益增加了。這就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貿易的比較優(yōu)勢”在起作用。正如涂爾干說的：“分工的來源就是人類持續(xù)不斷地追求幸福的愿望，工作越是分化，產品就越多。••••••因為，人們似乎只有在占有更多財富的時候，才覺得更加幸福。••••••因此，人們當然會盡可能擴大分工的范圍，努力去獲得最大的利益�！� 曾經看到山東一位女市長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她說我們城市要打造誠信形象，因為這有利于本市的根本利益。當她說：對外講求誠信有助于本市利益，這一說法的前提就是：自己和外部有了較多的互利性來往，自己和外部在利益上有了更多的融合性。否則，自己和外部沒有什么互利性來往，沒有什么利益上的融合性，自己講不講誠信、要不要和對方建立規(guī)則，對自己并不重要。

　　現在，原來以七、八十人為單位的組合擴大了，這一千人乃至一萬人之間有了密切的互利性，每個人就都有了建立共同規(guī)則的動力；
一些規(guī)則建立了起來，有了大家共同的貨幣符號、度量衡單位，有了一定的信用機制，有了一些合伙企業(yè)，等等。這些規(guī)則必須在這一萬人中具普遍性，但又以這一萬人為邊界；
就像今天美國的商業(yè)法必須運用于全美國，但不會超出美國國境之外。這一萬人中的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只有服從這些規(guī)則，才能獲得這一萬人的經濟體系給自己帶來的好處。每個人也都知道，如果這些規(guī)則不被大家普遍遵守，這一經濟體系就不能運轉、不能產生它的效益和成果，這樣自己就會退回到第二階段。所以，他們會自覺遵守這一規(guī)則，而且碰到有人不遵守時，會指責并敦促他改正其錯誤行為。他們從各自長期的社會博弈經驗中，真切感受到這些規(guī)則對自己的重要，他們齊心協力，慢慢地編織起互利性規(guī)則之網。

　　這會有一個過程，會有一部分人首先感覺到：如果實行某種規(guī)則，對大家都有益。他們會主張這種規(guī)則，并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某一局部人群率先運用這一規(guī)則，比如準時償還貸款；
而那些后知后覺的人會看到這一規(guī)則的優(yōu)越性，于是也加入到贊成、支持的隊伍中來。當社會成員們基本上都認同了這一規(guī)則，這一規(guī)則也就得以實行。相反，如果某些規(guī)則被一些人設計出來，但經過在某一程度、或某個局部、某一時段的實驗，對大家的互利性效果不好，它就會被大家淘汰。

　　一個人憑借自己的力量去維護一種公益性規(guī)則，似乎很難而且得不償失；
但如果大家經過反復的社會博弈，已經都明確地意識到這一規(guī)則的實行對自己一定有利，已經形成了共識，一呼百應、異口同聲，那么這一公益性規(guī)則的實行就不是什么難事了。比如，你走在今天中國的大街上看見一個人隨地吐痰，你出于公德心上前指責，對方可能朝你翻白眼，然后再吐一口；
而你如果正在一個小電影廳里看《手機》，一共有三十多人和你一起看，這時有人響亮地對著手機說話，你大義凜然地請他小聲一點，他很可能會同意，因為否則其他人一定也會指責他，他承受不了眾人的指責，打起架來也不行。為什么你的公德心在兩種情形下有兩種遭遇？為什么公益性規(guī)則有時建立不起來、有時又能建立起來？因為所處的社會博弈的狀況不同。只有在社會成員們普遍地達到：一呼百應、異口同聲、共同行動，互利性的公益性規(guī)則才能在社會中確立。這既需要大家普遍意識到這一規(guī)則的建立和維護，對自己有利；
還要意識到自己出來一提議，一定會得到普遍的支持。這種支持不是個人在私下里說幾句支持的話，而是要在社會上明確表達這種支持。

　　很多人對中國的發(fā)展建言獻策，很多人認為關鍵是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制度好了，壞人可以變好人；
制度不好，好人可以變壞人。可是如何建立良好制度呢？建立良好制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構想的問題，也是一個大眾意識發(fā)展程度的問題。比如領導干部應該公布自己的財產來源，這是一個很好的理論構想，但為什么遲遲得不到真正落實呢？因為廣大官員公務員以及百姓，雙方博弈的均衡點還沒有落在這個構想之上，因而還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達到異口同聲的意識狀況，還沒有達到那個小電影廳里眾人的意識狀態(tài)。一個人意識到一個規(guī)則如果建立肯定會對自己有利，但他不一定會為這個規(guī)則的建立出力，因為出力的個人成本和代價很可能會大于個人從這個規(guī)則得到的收益，這時“搭便車”對于他就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只有當社會博弈（X）發(fā)展到：每個人為建立規(guī)則所付出的成本、和他由規(guī)則的實行所分攤到的收益差不太多時，大家才會普遍出力去建立那個規(guī)則。因此，為了一個互利性規(guī)則的確立，我們不僅要去構想這一規(guī)則的內容，更要去促進社會博弈狀態(tài)（X）的出現。

　　回到我們的張三那里。他現在進入到第三階段，自己的合作范圍、銷售范圍和交往范圍擴大到一萬人，“全球化”來臨了。他的利益比以前又有了提高。他享受到他人提供的（當然不是白給）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自己和他人的交易成本也大大降低，自己的銷售范圍也大為擴展，自己的生產更專業(yè)化了：只做高腰細腳杯。他衷心擁護市場經濟、擁護它的各種規(guī)則。

　　二、互利性規(guī)則與羅爾斯的契約論、哈耶克的“自發(fā)秩序”、洛克的“自然狀態(tà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上我們描述了三個階段的基本情況，下面我們對這一進化歷程作一些分析。

　　第一，在這個歷程中，沒有外來強力，人們自發(fā)自覺地建立規(guī)則、服從規(guī)則�？墒牵苏娴臅敲春脝�？人真的會自覺約束自己嗎？人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嗎？我想說的是：人自發(fā)自覺地建立并服從互利性規(guī)則、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和諧并存。這就是契約論的社會心理基礎。這個理念從洛克、盧梭和康德傳承下來，并在羅爾斯那里得到完備的闡述。

　　在第二階段，當人群很小時，大家都十分相熟，張三越自覺遵守互利性規(guī)則，別人就越會對他好；
他的生意就越好做，就越在人群中如魚得水，自由度就越大。相反，他將混得越來越差。所以自覺服從規(guī)則能直接促進自己的利益。到了第三階段，人數變得非常多，可能有一萬、也可能有一個億。這時，可以通過信息的有效傳播，繼續(xù)發(fā)揮這種“促進”機制。張三的各種行為都記錄在他的“社會行為信息卡”上，記錄不良者，以后他的求職、貸款、合伙開公司、申請加入社團等等行為都會受到不友好對待；
而記錄良好者，其人生將是一路綠燈。

　　當然，人有時會有一念之差，有時會經不住一時的誘惑，從而作出違規(guī)之事，因此，相互監(jiān)督和懲罰機制是必要的，伸手必被捉，違規(guī)必受罰。如果這個社會體是一萬人，那么當其中某個人張三犯了機會主義毛病，不執(zhí)行和李四在一個月前簽訂的合同，那么不僅李四要試圖打擊張三（憑李四一人之力未必有效），其他9998人一定要作為第三方出面打擊張三。雖然張三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會違反經過較長時期進化而形成的互利性規(guī)范，但經過充分進化的一個社會體，其臨界多數的成員已經有了牢固的互利性規(guī)則的意識，這種規(guī)則及其意識已經和他們的利益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系。當然，社會進化需要一個過程，開始時在那9998人中會有一些人懶得去管張三的違規(guī)之事，但隨著大家在合作、交往、信息交流、利益聯結上日益緊密，就會感到自己有必要、有責任去管張三，否則李四的遭遇遲早會落到其他人的頭上。這時，執(zhí)行規(guī)范的力量，并非來自這一萬人中的某個小集團的意志，而是來自絕大多數成員的意志。因為這一規(guī)范的實行，并非直接滿足某個小集團的利益，而是直接牽動絕大多數成員的利益。正因為這一規(guī)范體現了絕大多數乃至所有成員的總體利益和根本利益，所以這一規(guī)范具有了公正性�，F在，違規(guī)的張三雖然直接損害的只是李四的利益，但因為他違背了普遍規(guī)則，從而也損害了其他人的利益，那么其他9998人共同作為第三方，就要出面來維持公道，維持規(guī)則。進一步，這9998人加上李四，不一定非要自己出手，而可以共同出錢出力，雇請一個政府機構，來專門處理懲罰張三這些違規(guī)者。這時，政府就不是一個外來的強暴者，如果它是，它就會同時損害張三李四以及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F在政府本身只是那已經依照互利性規(guī)則充分組織起來的9999人所共同聘請的，它只能按照那9999人的共同意愿行動。

　　比如，如果那一萬人已經形成保護個人財產的互利性規(guī)則，并已經按照這一規(guī)則充分地組織了起來。這時，如果張三出于自身一時一地機會主義的考慮而去破壞李四的財產，那9998人就會作為第三方，通過他們共同聘請的政府人員，對張三進行打擊，以保護李四的財產。反過來，如果是李四去破壞張三的財產，那9998就會站到張三那邊，去打擊李四這種舉動。在這個社會體中，張三和李四都有關于自己的財產權；
這種權利并非是他們天生就有的，而是這個社會體經過了或長或短的演化歷程，其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形成了保護每個人財產的規(guī)則（包括規(guī)則的內容和大家對該規(guī)則的充分支持的意識）。這一規(guī)則是絕大多數成員的共同意志，政府正是這種共同意志的代理人和體現者。當然，這種政府只是古今中外成千上萬個政府中的一部分，還有一些政府完全不是這種性質，或者僅僅部分的是這種性質。

　　但是，這種監(jiān)督和懲罰決不是要限制違規(guī)者的欲望；
決不是在說：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是不對的。互利性規(guī)則的監(jiān)督和懲罰只是在向違規(guī)者表明：社會和他人尊重你的欲望、你的利益，但是，禁止你用這種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其實，社會為你提供了很多謀利的機會，你只要盡力去做，你的欲望和利益可以得到很好的滿足�；ダ陨鐣鹬孛總�人的利益，鼓勵每個人去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利益，只是必須使用滿足他人利益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利益。

　　因此，互利性的監(jiān)督和懲罰，就和爭利性的監(jiān)督懲罰有明確的界線。在爭利性專制社會中，被統治者的獲利上限被明確的劃定，實際上他們的物質生活，經常是被框定在簡陋的維持生存的水準上，多出去的部分基本上被統治者奪走。在中國古代是這樣，在歐洲古代同樣如此，有興趣者可以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歐洲歷史上的封建統治和封建壓迫”。有的勞動者由于比較勤勞或者聰明，產量會大一些，那么統治者就會對他們更多地搜刮一些。這就意味著被統治一方的欲望和利益只能在較低的水平上得到滿足。為了讓被統治者們心甘情愿地接受這一規(guī)則，當時的道德就要宣揚：人欲有罪。那當然不是說統治者的欲望有罪，而只能是被統治者的欲望有罪。中國古代有“存天理、滅人欲”，歐洲中世紀占思想統治地位的基督教同樣主張禁欲。我的另一篇文章“基督教如何征服古代歐洲人的心”發(fā)表后，有很多人反感我對基督教說了一些不好的話。我想他們可能是不太了解歐洲中世紀時，基督教所發(fā)揮的社會功能。

　　在一個互利性社會中，當我們說“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院”時，我們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春滿院”。我們的最終目的只能落在每個人的生命體驗和生命意義上�！疤岣呱a力”當然是好事，但它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只能是通過提高了的生產力去更好滿足每個社會成員的利益；
如果整體生產力雖然提高了，但少數人的利益卻下降了，那么對于這少數人來說，生產力再高也無意義。但是，在互利性關系中，這少數人的利益要更好滿足，又需要把總蛋糕做大；
總蛋糕做大是滿足每個人利益的必要條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互利性關系比作“牽腳比賽”：在比賽中每個人的目的都是要自己先跑到終點，同伴跑得如何最多是第二位的。但因為自己能否盡快跑到終點，直接取決于同伴的狀況，所以必須認真思量和把握與同伴的關系。在這一關系中，規(guī)則對于每個人都十分重要。如果是兩個人的牽腳比賽，兩人必須商定好節(jié)奏，口中喊著“一、二、一、二”齊步前進；
如果是二十個人牽在一起、兩千個人、兩億個人、十三億人牽在一起，就更要高喊口令，保持行為的規(guī)范性；
對于這十三億人群來說，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我們在打這個比方時，當然不是說：必須每個人的收入水平保持一致。而是說：不論是億萬富翁還是下崗職工，不論是部長省長還是一介平民，欠工程款都必須還錢，開車撞死人都必須償命，買東西必須排隊，賣東西必須誠實，對社會作出貢獻必受酬報，對社會作出損害必受懲罰。由于互利性規(guī)則凝聚著十三億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以對這些規(guī)則的每一個違反，都是在冒犯十三億人的共同利益，都會引發(fā)負面的連鎖反應。如果十三億人真的充分意識到這一規(guī)則對各自的利益十分重要，他們就會團結起來，以集體的力量去糾正那些害群之馬的錯誤行為，把他們引回正途。

　　第二，我們以上所描述的，也就是哈耶克的“自發(fā)秩序”，更準確地說，是“互利性自發(fā)秩序”。

　　和單純的爭利性秩序相比，互利性自發(fā)秩序有兩個特點。一是秩序建立的緩慢。由于沒有誰使用強大的力量去在這個桃花源中強制建立某種秩序，秩序的建立是廣大成員們在社會生活實踐中慢慢地琢磨、體悟出來的，是慢慢地學會既約束他人又約束自己而來的，所以這是一個真正的進化過程，一旦進化成功，其成果鐫刻在成員們的意識中。但單純的爭利性規(guī)則可以在一夜間形成，如果一支古羅馬的鐵騎踏入這塊桃花源，社會秩序可以馬上建立，人人乖乖地交稅，個個見了指揮官大氣都不敢出，立刻學會自我約束。二是秩序建立的自愿。如果說在上述第一階段，各位居民的生活水準是5個單位，那么他們自愿建立了互利性規(guī)則后，生活水準將各個提高到6、7、8、•••40、50，所以當然愿意相互間有這樣的規(guī)范�？墒侨绻麄兊倪\氣很好，被古羅馬大軍看中并被占領，他們就只能這樣選擇：屈從于古羅馬的大軍，服從大軍給他們制定的規(guī)范，那么，生活水準將下降到3個單位；
可是如果不屈從，將會沒有生活水準——因為他們將被消滅。

　　所以這種“互利性自發(fā)秩序”，是人們在長期的互利性社會博弈中，為了自己利益的更好滿足而形成的。人們理性地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和他人息息相關，于是主動自愿地放棄自己一部分自由和利益，以和他人達成協議，換得他人和自己合作，從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好的滿足。一位年輕女子和心上人結婚了，她得到了和對方更為牢固和密切的關系，但同時她也失去了一些自由和利益，比如她不能再隨心所欲地買化妝品了�；橐鍪撬龣嗪饫缀蟮睦硇赃x擇。這種秩序的形成也像語言的形成一樣。開始時各個村子的人都各講各的方言，反正和其他村子的人也沒什么來往，就像20世紀80年代初的廣州沒幾個人會講普通話。后來各個村子的人相互交往多了，共同的語言對大家都變得重要，共同的語言也就慢慢形成了，大家也逐漸學習使用這一共同語言；
大家開始時會覺得很不方便，很吃力，但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這樣做。我看到香港人結結巴巴而又頑強執(zhí)著地說著普通話，就覺得他們真是很上進。

　　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則把這種“互利性自發(fā)秩序”的形成，也看作一種意識的“符號化”過程。他說：隨著人們協作交往范圍的擴大，必須形成一些共同的符號，以簡明有效的方便大家的交往、統一人們的行為，比如語言、貨幣、法律條文，等等。

　　這種秩序之所以在人們的意識中發(fā)生、并得到穩(wěn)定的發(fā)展，只因為他們感到了自己和別人之間存在強烈的共同利益。原初的生物是沒有雌雄之分的，一個生物同時完成雌雄兩重功能，當然，效率效益肯定很低；
在進化過程中，雌雄兩性逐漸分開，各自完成自己性別的功能，專業(yè)化強了，效率效益比以前大為提高；
可與此同時，兩性之間有了很強的互相需要，男婚女嫁因此成為天經地義，婚姻法也就必不可少。人與人之間在文明創(chuàng)造方面的分工，和人生理機能的分工，道理是一樣的。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反復闡述了這一觀點。

　　隨著分工合作的發(fā)展，每個人越來越有這樣的意識：作為一個既有權利利益訴求、又有責任義務的自我負責的社會人，參與社會生活。這種意識和互利性規(guī)范的建立是正向的互動關系。人們開始從公共利益、公共原則考慮問題，他們開始和同伴、他人有意識地自覺進行合作，以求得共同利益。他們不再是分散隔離地各自在山坡上吃草的山羊，而是緊密合作的蜂群。

　　第三，上述第二和第三階段就是洛克在《政府論》的第二篇中所說的“自然狀態(tài)”。洛克的“自然狀態(tài)”與霍布斯的正好相反。后者描述的是一種人與人互相戰(zhàn)斗的情形，前者則是人與人和平互利的圖畫。洛克這樣描畫他心中的“自然狀態(tài)”：

　　自然狀態(tài)下人人都有完美的自由處理自己的財產和行為。每個人必須幫助別人、愛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幫助、別人的愛。自然狀態(tài)下的自然法就是：誰也不能損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不能有任何強制性服從，不能把他人當作沒有意愿的工具，不能把他人看作低人一等。人們服從自然法，相當于人們相互同意進入一種契約；
人們自愿達成這種人際關系，是為了個人的舒適、安全，為了創(chuàng)造和享受各自的財產。自然狀態(tài)是和平的、善意的、互助的、相互保存的，人們間由理性聯結。雖然在最初沒有私有財產，但是后來必須有一個財產權和財富的分配方案，以保證社會組織和生產組織能持續(xù)有效地運轉。在自然狀態(tài)中，一個人必須有約束自己的意識、尊重別人的意識，才能得到自己的行動自由，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這種自我克制的意識就是理性。

　　自然狀態(tài)下的人際關系，和戰(zhàn)爭狀態(tài)下的人際關系恰恰相反。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使用未經后者同意的暴力時，就是在對他進行戰(zhàn)爭。雙方的關系就好像人與猛獸的關系。兩人沒有理性的約束和交流，只是暴力關系。戰(zhàn)爭就是不顧對方意愿，企圖制服和控制他，令其按自己的意愿辦事。戰(zhàn)爭狀態(tài)就是強制狀態(tài)，是敵意的、殘暴的、對抗破壞的。

　　在上述洛克的觀點中，有一句話值得關注：“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使用未經后者同意的暴力，就是（不正當的）戰(zhàn)爭”。這是什么意思呢？難道對一個在大街上搶劫行人手提包的人實行暴力，將其扭送公安機關，為了保證這一行為的正當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要經他本人同意？這一點我們在后面“公民為何有服從國家法律的義務”時還要詳談，這里只簡單說一下。洛克的意思是：自然狀態(tài)是一種契約性人際規(guī)范。這相當于兩人在結婚之前，先約定好：結婚以后，如果一方花家里超過一百元的金額私自請客，另一方一旦發(fā)現，有權扇犯錯的一方一個耳光。雙方同意，就簽字結婚；
有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又非要堅持，那只能姻緣告吹。如果雙方都同意了這一約定，從而締結了婚姻，后來真有一方犯了這種錯誤，那么另一方堅持當初的約定，扇了犯錯者一耳光，雖然是暴力，但屬于“經過后者同意的暴力”，所以具正當性。

　　第四，在第三階段形成了一系列社會規(guī)范，這就是說，桃花源人們的心中第一次出現了對所有桃花源居民都有效的“正當性”觀念。比如，在這之前，亂倒垃圾只在一個家庭里才被看作是不正當行為，誰把碎紙撒得家里滿地都是，誰就會受到家庭成員們的譴責，“不得亂倒垃圾”這一觀念只在一家之內有效；
但是，出了家門，誰都亂倒垃圾，誰都不沖公共廁所，誰都隨地吐痰，沒有誰去譴責這種行為，上述觀念無效。后來，在一個小的社區(qū)里，大家形成了規(guī)范，在這個社區(qū)里，大家都不亂倒垃圾，因為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這時再有人亂倒垃圾，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會被他人譴責乃至被罰款。再后來，終于在整個桃花源大家都奉行“不能亂倒垃圾”的規(guī)范。

　　桃花源的人們現在把這個觀念稱作“正當的”，但這種正當性觀念不是天然就有的，而只是因為這個觀念能很好地滿足大家在博弈中的各自利益，所以大家都認同、奉行它，只有這樣它才是正當的，才具有了正當性。所以薩托尼奧斯在《個人行為和社會規(guī)則》中說：法律不能被分為正當的與不正當的兩種，而只能分為：值得大家支持的與不值得大家支持的兩類（Sartorius，1975）。到了第三階段時，桃花源成員們都已基本看清：同袍們都會支持這些互利性規(guī)范，同袍們都知道這些規(guī)制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所在，聯系緊密而穩(wěn)固的互利性社會體就形成了，普遍有效的、被大家廣泛承認的規(guī)范也就有了正當性。

　　有人會不同意這一觀點，比如說，難道珠江三角洲上工人們的休息權不是天然正當的嗎？現在他們中有很多一天工作10小時，這難道不是違背了他們天然的休息權嗎？可是，在今天珠三角上勞動力的供應大于需求的情況下，在工人們爭取自身利益的自我組織還很不發(fā)育的情況下，這樣的情況真的一時難以得到改變。從工人的角度而言，他們在珠三角上做工，會比在家鄉(xiāng)務農收入高一點；
但也辛苦很多。那么能不能收入高一些、工作時間短一些呢？這就不是訴諸于天然權利能解決問題的了。這更需要工人們能逐漸通過工會等形式組織起來，從而以更有力的砝碼和資方談判；
需要企業(yè)家們明白：給工人更多的休息時間能提高其工作效率；
需要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發(fā)生有利于工人的變化；
需要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歐美工人的勞動時間從每天十幾個小時發(fā)展到現在的每周40小時，經歷了兩三百年。

　　本文描述了桃花源社會進化的三個階段；
到現在為止，“桃花源政府”還沒有出現；
但她已如箭在弦上、呼之欲出了。

　　參考文獻：

　　1．John Locke, , reprinted from Social Contract ,ed. Sir Ernest Barker. Copy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2．Rolf Sartorius , . Copyright ©1975 b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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