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根據(jù)我2002年7月20日在香山的演講整理的。錯漏的東西不少，我無暇全部訂正，先就這樣拿出來與大家交流。

　　我認為中國人一定要向西方學習。不向西方學習，我們中華民族會在不太遠的將來——當然講民族衰亡總是幾百年——可能就沒了。我說的這種“沒”不光是像有些人說的文化沒了，而是連人種都存不下來多少。我這人是很自私、狹隘的，我對這種前景感到難受。我們要想一個辦法，把我們的種留下來，把文化中的好東西留下來，而且是由我們自己留下來，而不僅僅是由外國人把我們文化中的一些殘簡斷片作為文物，作為“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chǎn)”留下來。要想這樣，就一定要向西方學習。

　　80年代那些文化精英，也說向西方學習，問題是他們根本不知道西方是什么，很多東西，他們的描繪是錯的。他們把西方人描繪成天生的道德天使，把中國人描繪成天生的惡魔。什么“東方的嫉妒”，什么“西方人尊重生命、東方人不尊重生命”之類不著邊際的胡言亂語。其實，他們根本不懂西方是怎么回事，他們根本不懂，西方人根本不是他們所想象的道德天使，恰恰相反，他們對于“非我族類”的人們，無論是西方人還是非西方人，都是極為兇狠的，而這一點，恰恰是西方人今天成功的原因。過于講仁義道德，至少是嘴上過于講仁義道德的，恰恰是中國人，以至于誤了事，導致后來的失敗。對于80年代的文化精英有關東西方的胡言亂語，我將其定名為“逆向種族主義”，這在其它文章中已多有論述。我對于逆向種族主義的批判，主要是指向80年代的文化精英對于中國人人格的污蔑，并不是反對學習西方。另一方面，必須公正的承認，80年代的文化精英有些學習西方的主張，如學習西方民主，從大方向上講是正確的。

　　而今天的精英們呢？甚至還不如80年代。一些人是崇洋媚洋而不學洋。他們的所謂學，就是穿上西服，打上領帶，說話時不時夾上幾句英語，吃洋快餐，把頭發(fā)染黃了，就覺得自己和洋大人近了，比其他中國人高了。我認為這還是屬于崇洋媚洋的范圍，算不上學洋。還是這些人，一說真正學西方，學西方人的尚武精神，他們說了，西方人天生是狼，中國人天生是羊，學不了；
學西方人的民主制度，他們又說了，中國人的素質(zhì)低，學不了。另一些人呢，他們主張不學西方了，說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好得不得了，主張回到中國傳統(tǒng)的道路上去，理由呢？還是學西方人的尚武精神，他們說了，西方人天生是狼，中國人天生是羊，學不了；
學西方人的民主制度，他們又說了，中國人的素質(zhì)低，學不了。這種理由難道不也是逆向種族主義嗎？這兩類人表面上似乎是對立的，實際上，難道不也都是逆向種族主義者嗎？直至秦漢的中國，具有和西方文明同等的軍事效能，只是后來，西方的軍事傳統(tǒng)一直保持了下來，而中國的中斷了，怎么能說西方人天生是狼，中國人天生是羊，學不了呢？講到民主，這確實是中國傳統(tǒng)中缺失的一環(huán)，但難道今天的中國人的素質(zhì)還比不上兩千多年以前的古希臘、古羅馬的農(nóng)民嗎？我到中國的農(nóng)村看了，中國的農(nóng)民就已經(jīng)很會使用他們的民主權利，根本沒有“素質(zhì)低”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向西方學習，否則就只有滅亡。但要真正的學習，恰恰就不能崇洋媚洋，而是要有學會了就戰(zhàn)勝他們氣概。這就是我主張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對于西方人、西方文明的基本態(tài)度和基本觀點。

　　向西方學習，首先要弄清楚，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是什么。雖然偉大的文明往往有很多的共同之處，但我個人認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樣東西是中國文明中比較缺乏的。這三樣東西，根據(jù)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為：第一是西方在戰(zhàn)爭中的軍事效能；
第二為西方的民主制度；
第三是科學技術。

　　一. 西方文明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戰(zhàn)爭中的效能。

　　戰(zhàn)爭中的效能對于西方文明的發(fā)展，對于西方的崛起，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很多人沒有說出來過，包括某些西方學者也不愿意說。這大概就是老子所說的“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西方負責任的歷史學家還是告訴了我們，西方文明的中心因素，是它在戰(zhàn)爭中的效能。有本書叫《劍橋戰(zhàn)爭史》，我認為是本很好的書，是現(xiàn)代人寫的。這是一本很通俗的書，不是很專業(yè)化的，只是全景的描述。但它參考了西方軍事歷史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書中有這么一段話：

　　“這些發(fā)展（指軍事方面的發(fā)展）的重大意義遠遠超過它的發(fā)源地。因為侵略——“武力掠奪”——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過去2500年中的絕大部分時期，不是更為豐富的資源，或更為崇高的道德價值觀，也不是無可匹敵的軍事天才，也不是直到19世紀才出現(xiàn)的發(fā)達的經(jīng)濟結構，不是這一切，而是陸海軍的絕對軍事優(yōu)勢，為西方的擴張奠定了基礎。這種優(yōu)勢，意味著西方很少為成功的侵略付出過痛苦的代價。來自亞非國家的軍隊很少能成功的開進歐洲本土，但也有許多的例外——薛西斯、漢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們只是獲得了短暫的成功。沒有一個敵人能從整體上摧毀他的對手。相反，西方軍隊在數(shù)量上居劣勢，卻能擊敗波斯人和迦太基的入侵并進而滅絕他們的國家，甚至伊斯蘭的軍隊也從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歐洲分割他們的勢力范圍。然而，另一方面，時光的流逝，軍事力量的重新平衡關鍵性地促進了西方的擴張。

　　…………

　　“到1800年為止，西方國家已控制了世界陸地表面35%的地區(qū)；
到1914年，這個數(shù)字已增至85%——僅在1878年到1914年之間就獲得了100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合2590萬平方公里，即在36年里攫取了相當于近三個中國的土地）。甚至在20世紀90年代，雖然其直接控制地區(qū)的面積急劇收縮，但西方軍隊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選擇的陸地或海洋地區(qū)，這一能力為保護其附屬國家的經(jīng)濟利益和維持全球的勢力均衡提供了幫助。這一能力曾在薩拉米斯戰(zhàn)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爾德戰(zhàn)役（公元955年）中保護了西方，也曾在特諾奇蒂特拉戰(zhàn)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戰(zhàn)役（公元1757年）中擴張了西方的霸權。今天，或好或壞，它仍然在世界上維持著其支配地位，沒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這里講得很明確，在西方崛起的因素中，軍事強大占據(jù)了最中心的地位，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次要的。所以我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中講過，這個世界過得好的民族都是在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優(yōu)秀的民族。在戰(zhàn)爭中打不好仗，就過不上好日子。有人講，日本不是打了敗仗嗎？今天不也是過上好日子了嗎？我認為，日本不是個例外。日本是非西方國家當中唯一學會了西方軍事傳統(tǒng)的精髓的國家，它在戰(zhàn)爭方面的表現(xiàn)是極其優(yōu)異的。它是在第二次大戰(zhàn)中戰(zhàn)敗了，但在此之前，它已經(jīng)利用自己在戰(zhàn)爭中的勝利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特別是人力資源；
在戰(zhàn)敗之后，它又把軍戰(zhàn)效能迅速的轉(zhuǎn)化為商戰(zhàn)效能。這是它今天能過好日子的根本原因。我們中國在朝鮮戰(zhàn)爭中似乎也學會了高軍事效能，但我認為我們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學會了，很快又丟了。從整個民族來說，并沒有像日本那樣，真正掌握西方軍事傳統(tǒng)的精髓，所以我們還過不上好日子。

　　商業(yè)是跟著軍事走的。我們的主流思想家有很多錯誤的認識，認為西方的崛起主要是由于商業(yè)上的原因。比如哈耶克什么的，包括中國一些思想家們，認為商業(yè)主導一切。這種認識和宣傳明顯的帶有意識形態(tài)的欺騙性。嚴肅的歷史學家是不同意的。西方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商業(yè)，至少不比中國強。西方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軍事的強大，所以我們要學這個。

　　當然現(xiàn)在人們都會說，有原子彈了，還能打仗嗎？可能不能打了，但是，一些原則性的東西，精神文化的實質(zhì)，我覺得沒有變。這些原則和實質(zhì)不僅僅適用于熱戰(zhàn)，還適用于很多其他方面。

　　那么西方在戰(zhàn)爭中為什么這么強大，它有哪些特點呢？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說明一下西方人眼里的西方和非西方概念究竟是什么。我們很多中國人不知道，西方中心觀的那些人，他說的西方是哪一塊，這一點必須明確。西方人所說的西方就是西歐。東歐是不算的，俄羅斯是不算的，那是東方。在我們看都是西方，看他們長得都一樣。在我們看來薛西斯也是西方人。西方和東方是文化和種族的概念，不是地域的概念。舉個例子，像埃及艷后，從種族上講她是純得不能再純的希臘人，但她被西方人認為是東方人。東方人是什么樣的呢？奢侈的、豪華的、腐朽的、墮落的、淫蕩的。所以西方對東方是極其蔑視的，有沒有道理呢？有。因為就像《劍橋戰(zhàn)爭史》中講到的，西方人對東方人，特別是正統(tǒng)的西方人在與東方人的戰(zhàn)爭中都是輕易取勝的，損失極小。先不要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美洲，那簡直是幾百人打幾萬人。西方人對東方人的戰(zhàn)爭當中一般都是兵力不到二分之一，但都打了勝仗，而且損失極小。

　　西方人在戰(zhàn)爭中遭受的重大損失都是基本上都是他們自己內(nèi)部戰(zhàn)爭造成的。順便說一句，這說明窩里斗是東西方都有的，把它強加給中國人和東方人，是對中國人和東方人的污蔑。所有的民族都會窩里斗，我認為窩里斗的民族有兩種：一種是最弱小的民族；
一種是最強大的民族。最弱小的民族外邊打不出去只能在窩里斗；
最強的國家窩里斗是因為外邊太好打了。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窩里斗，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也是窩里斗。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南北戰(zhàn)爭中軍隊死了62.5萬人，相當于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之后到越南戰(zhàn)爭，包括越南戰(zhàn)爭的大部分，美國參加的所有戰(zhàn)爭中死亡軍人的總和。如果考慮到人口基數(shù)，這個死亡數(shù)字就更令人駭然了，那就要超過美國在全部外戰(zhàn)中死亡人數(shù)的很多倍了。也就是說，美國從南北戰(zhàn)爭后在國外一直打到現(xiàn)在，還遠遠沒窩里斗打得厲害。造成西方軍隊被大量殺傷的，基本是內(nèi)訌。這和中國過去強大時是一樣的。但現(xiàn)在的中國窩里斗就不是這種了。現(xiàn)在的中國是屬于太弱了，打不出去的窩里斗了。所以窩里斗不能一概而論。

　　西方的軍事傳統(tǒng)有幾點。第一是高度地依賴技術上的先進性，可以說就是武器決定論。這一點從古代就開始了，雖然古代的技術不象現(xiàn)代技術起到那么決定性的作用，但西方人在古代的戰(zhàn)爭當中非常注重應用技術。毛主席講了武器在戰(zhàn)爭中是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一類的觀點，但我們要明白，這是毛主席在沒辦法的情況講的，要鼓舞士氣。實際上他知道武器的作用很強大，別把毛主席看得太糊涂了，要不他怎么知道造原子彈的重要性。毛主席也說了原子彈不重要的話，但他知道花這么多錢造原子彈。為什么毛主席不僅僅用革命化就去打敗原子彈呢。當然，到了文革又變形了。什么你打你的機械化，我打我們的革命化，用我的革命化打敗你的機械化。革命化怎么打得過機械化？在一般的情況下革命化是打不過機械化的，會在現(xiàn)實中被打個粉碎。革命化打不敗機械化，最好的例子是義和團。義和團不可謂不勇敢，不可謂不怕死，但幾萬人打不下幾百人的守軍。差距之大，現(xiàn)實地擺在面前。

　　但單靠技術確實是不足以戰(zhàn)勝敵人的，這在古代尤其如此。西方軍事傳統(tǒng)的第二點是高度的組織紀律性。這一點和崇洋媚洋但不懂洋的那些人的認識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所說的西方人的特點就是自由、個性。但至少在軍事戰(zhàn)爭中，西方人提倡的是紀律，提倡的是完全抹殺個性。比如說，西方和中國基本上同時發(fā)明了最早的步兵操練，是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發(fā)明了步兵操練的文明。中國在早期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和西方驚人的相似，這也是中國人當時很強大的一個原因，但后來這個傳統(tǒng)被中斷了，比如到了大清，日本人眼里的清兵是很散漫的一支軍隊，打不了仗的）。步兵操練傳統(tǒng)在西方一直貫穿到現(xiàn)在的：比如說西點軍校，到現(xiàn)在吃頓飯還要擊鼓列隊，紀律性很強。

　　那步兵操練為了什么？就是要強調(diào)紀律性，抹殺個性。吃頓飯都要排隊打著鼓點進去，形成了一種習慣，到了戰(zhàn)場上，鼓一敲，就列隊往前走，就沒人想別的，步調(diào)就很一致。這是西方軍隊非常強大的一個傳統(tǒng)。

　　我們知道古希臘就有方陣，馬其頓有馬其頓的方陣，羅馬有羅馬的方陣，這些重裝步兵的方陣在希臘、羅馬的戰(zhàn)爭中起了最核心的作用（在西方的戰(zhàn)爭中，騎兵作用很小。騎兵講個性，講個人的武藝，講謀略，講運動。但是騎兵在戰(zhàn)爭中的作用跟重裝步兵方陣沒法比）。馬其頓的方陣比較有代表性，我現(xiàn)在就講講它。它的矛有二十英尺，也就是6米多長（這樣長的矛必須雙手持，故此，馬其頓的盾牌很小，是掛在脖子上的）。用這么長的矛你能選擇對像去刺嗎？不行，沒有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古希臘的矛短一些，8-9英尺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可一手持盾，一手持矛，但也沒有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只能往前走，士兵所能發(fā)揮的個性很少。馬其頓的矛后端也有鋒刃，防你從后邊上來。整個方陣像一只刺猬。當遇到組織的不那么好的軍隊，也包括騎兵時，它不是一個個人，而是擠在一塊的人肉機器。其實這個人肉機器也說不上什么勇敢，因為沒有活動的余地，你保持自己生存最重要的方式是站直了，別趴下。里面的人不能跑，跑就首先死。后來的考古證明，那時的戰(zhàn)歿者大都不是被砍死，而是被踐踏致死。也就是說，誰要想干點別的，與這臺人肉機器不一致，就會被大隊踩死。這就是當時的戰(zhàn)爭，這個細節(jié)是很重要的。羅馬是三個隊列，最后一個隊列還是矛，前面是投槍，但總體上差不多。

　　這里我想再講一下當時軍隊里的階級問題。這些重裝步兵的主要構成階級的成分是什么？都是自耕農(nóng)，即中產(chǎn)階級。他們是軍隊的主體。騎兵是上層階級，最窮的是散兵，不排隊的。為什么呢，在古時候，裝備都是士兵自備的，騎兵沒有錢你是備不起的。最窮的那些人又備不起重裝步兵的鎧甲，所以重裝步兵是由中產(chǎn)階級組成的，而且這種作戰(zhàn)方式很符合他們的性格——保守，守紀律。從另一方面看他們又是民主的，這幫自耕農(nóng)以投票的方式?jīng)Q定是否一起去打仗。

　　在過去西方的美術作品中，強調(diào)騎兵的很多，《劍橋戰(zhàn)爭史》分析了為什么。它說藝術作品往往是富人弄的，夸大了自身階級在戰(zhàn)爭中的作用。在西方，實際上騎兵沒有那么大的作用。起作用的是重裝步兵，即中產(chǎn)階級。這里我們應該厘清中產(chǎn)階級的概念，中產(chǎn)階級就是指在一個社會中，擁有中等收入的人。中國主流認知在這里把這個概念搞錯了，按他們的說法，我們這些人還沒夠得上中產(chǎn)階級，但我們想想，在坐的很多人一個月的收入相當于中國一個還算不錯的農(nóng)民的全年收入。搞清這個概念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中產(chǎn)階級保證了民主制的延續(xù)。

　　自耕農(nóng)兵士不依賴政府或?qū)㈩I提供的福利。打完仗就回家種地。羅馬有一個在非洲作戰(zhàn)的叫馬庫斯的將軍，一邊打著仗就向元老院寫信，請求放假回家照顧自己的莊稼。馬基亞維里就分析說他肯定不是很有錢的人，不像愷撒，能從戰(zhàn)爭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但后來從馬略開始招收大量的貧雇農(nóng)入伍，這就出問題了，他們需要依賴于貴族豪門，依賴于將領，所以成了將領手里推翻民主制的工具，這在后面還會細講。

　　據(jù)西方的軍事史家說，公元前的中國在軍事方面和西方有驚人的相似。關于中國方面的研究細節(jié)，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中國戰(zhàn)國時期是怎樣作戰(zhàn)的。但從兵馬俑可以看出當時的陣勢，與西方是很相象的。但西方的傳統(tǒng)貫穿下來了，而中國中斷了。我想有一個原因，秦朝以后中國在相當?shù)囊欢螘r間里內(nèi)戰(zhàn)是沒有了，是大一統(tǒng)了。而后只有游牧民族的侵略，歷史環(huán)境和西方有了很大的不同。

　　依賴技術和紀律，是西方軍事傳統(tǒng)中最重要的兩點。戰(zhàn)術、謀略西方是不重視的，如古希臘的相當于孫子的軍事家色諾芬就認為，“戰(zhàn)術僅是軍隊指揮中一個極小的部分”。西方軍事傳統(tǒng)講求的是實力的對撞。從整個戰(zhàn)爭史看，短期內(nèi)，戰(zhàn)術、謀略是有效的，從長期看就不行了。如漢尼拔對羅馬的戰(zhàn)爭，在坎尼之戰(zhàn)中，漢尼拔使用謀略屠戮了人數(shù)和組織都占優(yōu)勢的羅馬軍隊，一個下午殺了5萬羅馬士兵，平均每一分鐘殺100人以上。然而，在長期的戰(zhàn)爭中，漢尼拔還是被打敗了，他的祖國迦太基也被滅絕。

　　如果不想法在真正的實力上強大起來，單純強調(diào)謀略就會變成取敗之道。像我們這樣，老是強調(diào)謀略是不行的。我對于田忌賽馬這種故事有些看法。田忌賽馬，不光說是違反了比賽規(guī)則，其實，就算允許你隨意出上中下馬，齊王只要隨機出馬，根據(jù)故事里雙方馬的強弱，田忌贏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多賽幾場，田忌是輸定了的。戰(zhàn)爭，往往就是要打許多場戰(zhàn)役。已經(jīng)開戰(zhàn)了，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已經(jīng)就是這樣了，當然要強調(diào)謀略，如田忌的馬已經(jīng)是這樣了，贏一場是一場吧。但就長期而言，則一定要使自己的馬的速度真正超過齊王。我們過于強調(diào)謀略，這不是取勝的正道，正道是拼實力，實力強才能立于長勝不敗之地，謀略只能取一時之巧，這一點我們應該像西方學習。

　　西方的第三個傳統(tǒng)可能使很多崇洋媚洋的中國文化精英聽了以后大不高興，但這是西方人自己說的：講究徹底的毀滅對方，簡單說，也就是極為兇殘地殺人。這也是西方軍事傳統(tǒng)的很重要的一個特點�！秳�橋戰(zhàn)爭史》為此做了關于地理條件的解釋，我不知道對不對，里面說，很多民族自然條件很好，土地很肥沃，人口不多，這些民族的作戰(zhàn)的主要目的是虜獲人口，作者說中國也是這樣的，但西方人就沒這個地理條件。在印度的英國軍官說，印度打七年仗也不一定死七個人，但西方不一樣，它是要徹底的摧毀敵人。羅馬滅亡迦太基后，不但把迦太基的城墻給夷平了，而且把迦太基的土地都灑上鹽，讓它永遠種不上莊稼，永世不得翻身。當西方人和印地安人作戰(zhàn)的時候，印地安人也是弄不明白，西方的軍隊怎么會見人就殺，印地安人以為最多打輸了給你當奴隸，西方人卻對他們進行了滅絕性的殺戳。

　　似乎中國在戰(zhàn)爭中俘獲人口的概念是比較強的。據(jù)說有日本人總結過，有三種帝國主義：一個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帝國主義，這種帝國主義到了一個地方就是男女全殺光，自己去殖民；
還有一種西班牙式的，是把男人全殺光，女人留下為妾；
第三種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表現(xiàn)的方式，讓被征服的民族歸化。那個日本人認為這是最人道的。但中國的這種仁義的做法沒有得到好報，劣幣驅(qū)逐良幣了。你人道了，可你最后沒強起來，人家也不承認你是優(yōu)秀文化，甚至不承認你是人道、仁義，你的人道、仁義被認為是搞陰謀，最后發(fā)現(xiàn)你也沒搞什么陰謀，那你就是愚蠢（中印邊界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印度人和世界其他人，就是這樣看待中國的撤軍的）。最后連自己都覺得自己是最缺德的“吃人者”了，而殺人成性的的西方文明卻被我們中國人自己認為比我們更“尊重生命”。冤哪！

　　《劍橋戰(zhàn)爭史》講了西方軍事方面的五個傳統(tǒng)。除了前面所講的三個之外，還有“獨一無二的變革能力和在必要時保持其作戰(zhàn)傳統(tǒng)的能力”，以及“具有為那些變革提供金錢支持的能力”。我個人認為后兩個不是那么重要，故此略去不講。今后的世界可能不會再有大的熱戰(zhàn)了，但也可能還會有，誰能說得那么準？但西方的軍事傳統(tǒng)，無論今后還有沒有大的熱戰(zhàn)，都是重要的。我們必須要好好學洋。第一點就要學西方的戰(zhàn)爭傳統(tǒng)。要學它戰(zhàn)勝和消滅敵人的狠勁，要學它講究技術、講究實效，要學它依靠組織優(yōu)勢的力量。這些東西不光是用在戰(zhàn)爭當中的，還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如現(xiàn)代工業(yè)、現(xiàn)代科研、現(xiàn)代商業(yè)。

　　二. 西方文明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和第一個因素是有關系的。民主制的早期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就是軍事民主制，人類社會早期的形成就是合伙打別人去，是軍事民主制。

　　順便說一句，人類社會配偶的分配也反映了軍事上的需要。人類社會配偶的分配很不同于其他的靈長類：人類社會中，雖然不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但配偶分配是相對平均的。有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的文化，也有不那么嚴格的，但在任何一種文化中，人類社會的雌性配偶分配都要比靈長類中人科之外的動物平均得多。為什么，就是要合伙出去打架，或是打獵。由于要合伙去打架、打獵，往往要動員所有男性，如不給他分配配偶，你上的時候他就袖手旁觀，這就要吃敗仗了。當然，還有一個來源，是因為人類掌握了武器，使得爭奪配偶的爭斗特別血腥，會造成兩敗俱傷，這就會影響種群的繁衍。配偶的平均分配就說明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性。

　　有一本很不錯的書，《古代民主與共和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編的，從它給民主制找到的遠古痕跡和來源看，很大部分都是軍事民主。羅馬也是很典型的。大家知道羅馬的公民大會有四個，權力最大的叫森都利亞大會。森都利亞就是百人團的意思，也就是說，它原來是成年男性公民的軍事集會。羅馬實行的民主制，就是從軍事會議來的。森都利亞大會留下的軍事痕跡很多，如大會由吹號召集，會址設在城外，因為羅馬的習俗是城區(qū)不準召集軍隊，參加者排列整齊，如同軍隊站隊一般。

　　古希臘那時侯的軍隊很簡單，大伙一吶喊，投票通過了就出去打。最早的民主制大概就是這么來的。我在前面說過，西方的軍事傳統(tǒng)是非常抹煞個性的，但個性、個人利益必須有地方找回來，否則哪有那么多傻子替你賣命？這找回來的地方就是民主制，就是每個參戰(zhàn)的男性公民都有民主權利。民主制有一個很重要的效能，就是它能夠把這個社區(qū)的人團結起來，同仇敵愾，沒有民主制這一點是做不到的。據(jù)一些歷史學家的分析，中國的早期也有軍事民主制的痕跡。

　　現(xiàn)在有很多人說民主國家在軍事上軟弱，我覺得這是站不住腳的：羅馬和美國的例子都是對此最為明確的反駁。羅馬的強大勇武，主要是在其共和國時期，到了它的帝國時期，雖然也有一些亮點，但腐敗到荒謬占據(jù)了主要部分，共和國時代留下的那么強大的底子，最后也衰亡了。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寫道：“羅馬疆域的擴張在共和國政府的統(tǒng)治時期，便已基本完成；
那時主要依賴元老院的政策、執(zhí)政官員的積極的好勝心和人民的勇武精神，羅馬取得了大片土地，后來的羅馬皇帝絕大部分都只不過是坐享其成而已�！�

　　有的人說羅馬不是民主制，是共和制。這里我稍微做一下名詞辨析。我有篇文章，叫《民族生存競爭與民主制度》，就是談的這些問題。當時就有人提出反駁，說我說的斯巴達、羅馬等都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其實，簡單地講，人類社會無非就三種制度：一種是一個人說了算，這叫君主制，或叫專制——按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講，好的就叫君主制，壞的就叫專制；
再一個是一群人說了算，但這群人不是大多數(shù)人，可以叫貴族制或寡頭制，按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講，好的就叫貴族制，壞的叫寡頭制；
三是多數(shù)人說了算，就是民主制，按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講，好的叫共和制，壞的叫平民制（當然，這是粗的劃分，細的劃分就多了）。而孟德斯鳩的分法又有所不同：它的共和制里面包括后兩種，即貴族制和民主制都包括。我看了一些中國學者的意思，他們把貴族制稱為共和制，以與民主制區(qū)分，按他們的說法，斯巴達和羅馬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但是，如果這樣定義共和制，就很容易跟現(xiàn)代的說法混淆，比如現(xiàn)在講的“黨內(nèi)民主”。這種“黨內(nèi)民主”按亞里士多德的分法，好的就是貴族制，壞的就是寡頭制了，它就不能叫民主制了，這詞就不對了�？墒俏覀兞晳T了這么稱呼，凡是不是一個人說了算，有投票選舉的，不管這個投票的范圍有多大，就叫民主制，要不“黨內(nèi)民主”是怎么出來的？所以，我認為按中國的約定俗成的說法，所有的非專制或君主制的制度，都叫民主制，這樣也未嘗不可。這就是我為什么在那篇文章中把這種形態(tài)都叫民主制的原因，這樣說起來大家容易懂。有些人跟我沒完沒了地糾纏誰的書念得多。其實有些東西我并沒有講錯。比如說斯巴達，我說它是民主制，他們說不對，斯巴達是寡頭制（這些知識分子堅持用貶義詞來給斯巴達定性，我看主要是厭惡斯巴達的尚武精神）。其實亞里士多德說斯巴達是混合制，就是它有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種成分。斯巴達有雙王，故此有君主制成分；
有元老院，故此有貴族制成分；
又有公民大會，故此有民主制成分。其實雙王根本沒有真正的君王權力，亞里士多德也就是這么一歸。真累，沒辦法，有些人就是要和你糾纏，你一點都不回答也不好。

　　讓我們回到原來的話題上。選舉領導人，對重大決策進行表決，這有利于凝聚一個社群，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社區(qū)凝聚不起來，就不會有強大的戰(zhàn)爭效能。有人講民族主義是一直和專制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很奇怪的。我們都知道，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發(fā)源在法國。在這里舉一個例子，法國和普魯士作戰(zhàn)，不是普法戰(zhàn)爭，是1792年的時候跟普魯士的公爵布倫瑞克作戰(zhàn)。當時法國軍隊被普魯士人看成是烏合之眾，而普魯士軍隊當時被認為是歐洲最好的軍隊。當兩個軍隊對壘的時候，布倫瑞克以為法國人在與普魯士人面面相對時會轉(zhuǎn)身逃命，沒想到在普軍進攻時，法國軍隊發(fā)出了一聲雷霆般的吶喊：祖國萬歲。布倫瑞克就說這仗不能打了，調(diào)頭跑了。因為他知道這么大的軍隊，這么多的人能團結成這個樣子，是不可戰(zhàn)勝的。我想君主制國家的軍隊是喊不出這樣的口號的，也許他們會喊“國王萬歲”，可這就差遠了。當時正是民主制動員了民眾的力量——法國在革命時期進行的總動員，連婦女都動員了，這在歐洲君主制國家是做不到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羅馬共和國非常的強大，在它所知道的天地當中是最強大的。除了漢尼拔的那次之外，真正讓它難受的都不是外戰(zhàn)，而是寡頭的內(nèi)戰(zhàn)。羅馬對付其他民族的時候，就是愷撒的勁頭：我來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沒什么話可說。

　　羅馬共和國貴族的權利肯定比貧民大，但貧民也有很多的權利，比如保民官的設置等。公共設施那么好，不就是為拍無產(chǎn)階級的馬屁嗎？為什么要拍無產(chǎn)階級的馬屁，從細節(jié)上講無產(chǎn)階級的投票權和貴族的投票權是不完全對等的，但他畢竟有投票權。羅馬有很多非常現(xiàn)代的權力制衡制度，如是同僚制、任期制等。很多官職都是兩個人，互相之間有否決權，還有保民官與執(zhí)政官互相之間的制約等。只有在特殊的戰(zhàn)爭時期，羅馬面臨重大威脅的時候，才任命獨裁官。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于羅馬民主制最關鍵性的破壞來自民主派將領馬略。羅馬軍隊當時實行的是公民兵制，就是公民大家當兵，自己自備干糧、裝備，都是有產(chǎn)者，是小自耕農(nóng)，這些人對于指揮官沒有依附性，指揮官要弄別的名堂，他也不跟你走，打完仗他們就回家種地。指揮官也是如此，只是在戰(zhàn)爭時期他才有對部下生殺予奪的權力。馬略是民主派，就是說他是代表下層利益的。他對與民主制的破壞在于，他雖也是為下層百姓著想（至少表面看是如此），招募了大量的無產(chǎn)階級（羅馬共和國有很多人變成了無產(chǎn)階級，因為羅馬后期，貴族、豪門對土地的掠奪很厲害，出現(xiàn)很多無地貧民。提比略•格拉古當時之所以提出土地改革，一個首先動機也是軍事方面的，就是為了解決兵員的問題。因為農(nóng)民沒地了他連盔甲都買不起，招不來兵。再一個農(nóng)民士兵不安心工作；
為什么呢？貴族、豪門對土地的掠奪很厲害，很多農(nóng)民士兵打完仗回來后，發(fā)現(xiàn)土地讓貴族給種了，老婆讓貴族給收了，貴族用的全都是奴隸種地，而不雇他們；
奴隸都過得比他們好），由國家出錢把軍隊養(yǎng)起來，就是從原來的公民兵制，從小有產(chǎn)者的軍隊一下子變成了雇傭的軍隊。說是依靠國家，其實是依靠首領。因為士兵的生活保障和后半輩子都靠首領弄錢養(yǎng)著他，他自己沒有財產(chǎn)，就喪失了自己的獨立的人格，他的依附性變得非常強。馬略開了這個制度上的先例，于是貴族、豪門、寡頭大量養(yǎng)私家軍隊，民主制就被破壞掉了。

　　羅馬民主制之所以出現(xiàn)問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以前說的，當時的國家不知道搞社會福利。這是很關鍵性的問題。這樣大量的窮人就不得不投靠貴族、豪門，沒當士兵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投靠了。這是個什么樣的情況呢？我們看電影就可以知道，貴族家每天早上把大門一開，沒飯吃的窮人就會涌進去，說些祝福的話，就有飯吃，如果有工作就給他們安排，天天如此。這就是貴族豪門辦社會福利。其結果，赤貧階級必須依附于貴族豪門�，F(xiàn)代的民主國家絕對不會允許把辦社會福利這樣的大事，完全委托給豪富階層，豪富階層可以捐款做慈善事業(yè)，但社會福利一定是國家辦。羅馬民主制崩潰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不知道辦社會福利對維護民主制的重要意義。

　　從軍事的角度講，民主制確實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在軍事指揮上面，要講究效率的時候，民主制是有缺點的，所以才會有臨時任命的獨裁官，這就是為了提高軍事指揮的效率。我覺得像羅馬這樣做法恰恰是最好的：最終的權力來源，是民主選舉的，代表了民眾的意志，但在戰(zhàn)爭當中需要提高指揮效率的時候，它照樣能提高效率——任命獨裁官、派出執(zhí)政官。打完仗權力就收回，這是一種最好的制度。當然了，后來被破壞掉了，但是羅馬畢竟強大了這么多年。

　　按歷史學家們的說法，羅馬民主制是人類最偉大的政治成就�，F(xiàn)在的美國是不是達到了，還要打個很大的問號。羅馬當時的富裕程度也是我們所難以想象的。簡單的講，羅馬城的人均用水量，相當于現(xiàn)代很多歐洲城市的7倍，它的公共設施的建設，一直到近代才被人趕上。那么當時的羅馬，富裕到什么程度呢，或者說它對其他國家的剝奪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個現(xiàn)象可以說明，去羅馬的船全都是滿載的，走的全是空的。羅馬不出口東西，只進口東西。出口什么呢？出口“文化”。

　　僅僅從道德、倫理的方面去論述西方民主制度的好處是不夠的。馬基雅維里也贊成民主制，他論述的民主制就不從那些方面去講，而是從利益方面講民主制。他講民主制在軍事上的強大，他不和你講道德、倫理這些東西，就和你講力量、利益。他把民主制和君主制比較，認為民主國家強大。他講民主國喜愛智慧和勇敢的人，而君主國懼怕這種人，所以民主國培育智慧和勇敢的人，君主國毀掉智慧和勇敢的人，我覺得他講的有道理，很符合我們親眼看到的現(xiàn)實。

　　民主制可以起到凝聚人的作用。然而，有些國家，似乎已經(jīng)凝聚起來了，好像民主制也就不需要了。但是當專制、獨裁、君主制再次失去民心的時候怎么辦呢？從現(xiàn)代社會看，這個周期好像比古代社會還要短得多。

　　民主制對于西方的強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F(xiàn)在世界強國幾乎都是民主國家。有些人講現(xiàn)在西方民主制不行了，這是事實嗎？美國現(xiàn)在如日中天，西方強國俱樂部如日中天呀！原來還有一個強國蘇聯(lián)不是民主國家，但最后瓦解了。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失去了民心。當然，也可以說它是上當受騙了：它確實是上當受騙了，因為它忘了，除了民主主義，民族主義也是重要的，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但它這么容易上當受騙的內(nèi)因是什么？我看就是沒有民主。抓住民主制度的一些弊病，說民主制度不行，可回過頭來看看自己，毛病、弊病是不是更大？

　　中國知識分子的兩種具有代表性的對于民主制度質(zhì)疑的看法，我認為都是不能成立的。

　　一個看法是說：中國全都是農(nóng)民，素質(zhì)低，不適合民主制度。我就不信，兩千多年前的羅馬自耕民的水平，包括對于民主機制的運用，能比我們的農(nóng)民高明多少。前面說過，我們在中國農(nóng)村地區(qū)看到的農(nóng)民就拿了一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還并不完全的民主，就能干點什么了。羅馬的農(nóng)民根本沒達到這個水平，但它照樣實行民主制。

　　另一種看法是這樣論述我們不能搞民主制的：他們說歐洲有1、2、3、4、5、6、7，中國沒有，所以不能實行民主制。那么另外有一個地方也沒有這些，但它怎么也實行了民主制呢？面對這個問題，他們又解釋了：那個地方有8，這個8中國也沒有。我說，那個地方?jīng)]有實現(xiàn)民主制的時候，你多半也會說它實現(xiàn)不了是因為沒有1、2、3、4、5、6、7；
它實現(xiàn)了，你就找到了一個理由8，但你又說了，中國是1、2、3、4、5、6、7、8都沒有，所以實現(xiàn)不了�？晌覀円苍S有9��！到我們也實現(xiàn)了民主制時，請你再來總結說原來我們也能實現(xiàn)，是因為我們有9。拿學位當教授的訣竅似乎就是這個。

　　還有一種質(zhì)疑民主制的觀點十分有意思：它說，民主制這么好，能強國，像美國這么一個如此注重自己利益的國家為什么還要硬塞給我們民主制，讓我們強起來？這個觀點混淆了一個基本事實：美國什么時候不問青紅皂白，“硬塞給”其他國家民主制過？是否“硬塞給”其他國家民主制取決于它的國家利益。出于國家利益，或者是商業(yè)利益，它勾結其他國家的寡頭破壞當?shù)氐拿裰髦频氖乱矝]少干。在拉丁美洲這事它就沒少干。智利的例子最典型，它硬是推翻了智利的民主制，“硬塞給”了智利一個軍政府，因為智利的民主政府做出了不利于它的決策。后來揭發(fā)出來的材料證明，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情報局甚至引導和指使智利軍政府搜捕和殺害支持智利民主制度的美國公民。人們不是都說美國極其珍視它的公民的生命嗎？一般情況下確實如此，因為它是一個民主國家。但當它在顛覆智利的民主制的時候，連這都打了折扣。我們焉知美國不會為了“反恐”再干同樣的事！

　　至于中國，從歷史上看，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中國，有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兩大政治、軍事勢力。從表面上看，國民黨較強，共產(chǎn)黨較弱，但強弱并不十分懸殊。這樣一個政治態(tài)勢本來是非常有利于建立民主制的。當時的共產(chǎn)黨也十分主張建立民主制：毛主席寫過很多文章，主張建立民主制，甚至曾熱情的夸贊美國的民主制。當時，如果美國想“硬塞給”中國一個民主制，那太容易了，它只要稍稍抑制一下蔣介石，就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擅绹�又是怎么做的呢？它稍稍做了一點面子上的“調(diào)處”以收買人心，便完全站到了反對在中國建立民主制的蔣介石一邊，幫助蔣介石打內(nèi)戰(zhàn)。他們以為他們一定可以打勝，打勝了，形成了一種政治勢力獨大，當然就用不著搞民主制了。后來內(nèi)戰(zhàn)的結果出乎他們——也許是包括共產(chǎn)黨在內(nèi)的所有人——的預料：表面上較弱的共產(chǎn)黨取得的完全的軍事上的勝利。

　　講到現(xiàn)在，美國真的是在“硬塞給”中國民主制嗎？它為此作了些什么？我看它并沒有做很多實質(zhì)性的事情。民主主要是它手里的一根棍子，美國為了它自己的利益用這根棍子在中國內(nèi)外揍中國，而且揍得理直氣壯，取得了不少中國人在道義上的認同。如果我們實現(xiàn)了民主制，我們就從美國手里奪走了這根棍子。當然，我估計，如果中國真垮了，真分裂了，構不成一個強國了，美國也許會幫中國分裂成的小國來建立民主制，以防“黃禍”影響到它。但我們要的是一個統(tǒng)一的、強大的民主中國。

　　我認為民主制在中國文明當中有一些痕跡，但不明顯，要承認這是我們的文明的重大缺陷。因此，第一要學，第二沒有學不會的道理。誰說的現(xiàn)在的中國人的素質(zhì)就不如兩千五年前的羅馬的農(nóng)民，兩千五年前的羅馬的農(nóng)民都能學會民主制，中國現(xiàn)在的人就學不會？

　　三. 西方文明的第三個重要因素：科學技術

　　說到科學技術，似乎比較簡單。因為在前兩個問題上爭論比較多，而在這個問題上似乎爭論就很少了，都知道科學技術的重要性，甚至崇拜科學技術，把科學技術不該管，也管不了的東西，都歸到科學技術名下。然而，知道歸知道，崇拜歸崇拜。我們在科學技術上卻仍舊差得太遠太遠。

　　我這里并不是僅僅在講我們和西方國家現(xiàn)在在科學技術上的差距。這個差距很大，但我認為，只要我們這個民族能夠走上發(fā)展科學技術的正軌，這個差距不難追上。我們這個民族的智商之高，世所公認，并且為西方人嚴肅的科學研究所證實。我們真正的差距在于，作為個人我們的智商很高，十分適于取得科學技術成就，但作為一種整體的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我們迄今缺乏科學思維能力。我們從上到下，從政治精英、經(jīng)濟精英、文化精英，到一般百姓，從整體上看，在科學思維能力上有欠缺。其具體表現(xiàn)，就是偽科學能夠在中國如此盛行。營養(yǎng)保健品中的偽科學近些年來大家已經(jīng)逐漸認識了，但是，在中國的所謂“高科技企業(yè)”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其實還是在搞這些騙人的勾當。最近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則廣告：蜂窩煤居然也“納米”化了。凡是西方科學老老實實地承認沒有找到解決辦法的地方，總會有我們的國人跳出來，說他有辦法，有中國特色的辦法，而到頭來總會發(fā)現(xiàn)那是騙局。這些騙局一個連著一個，一潮過去了，一潮又來，欺騙了多少人，浪費了多少資源！

　　除了在整體上缺乏科學思維能力之外，還有腐敗，科研腐敗，這是與我們?nèi)狈γ裰髦贫扔嘘P的。我過去曾以為，自然科學不大可能像社會科學那樣搞學術腐敗，搞抄襲，弄虛作假。后來我才知道，實際上，中國的自然科學界的學術腐敗比社會科學還厲害，而且危害也更大。

　　因為中國社會從整體上說科學思維能力差，因為學術腐敗，當然也因為我們的科研經(jīng)費不足，我們的極具聰明才智的個人我們自己用不上，只有放到別人的體系中才能發(fā)揮作用，去發(fā)展和壯大別人。

　　科學技術是硬道理，可我們就是有不少人硬是拿巫術冒充科學，說這就是“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還有那么多人相信。我是民族主義者，我覺得、這是自取滅亡之道。我不能同意這樣“弘揚”中國的文化，我們不能這樣自己欺騙自己。我們?nèi)绻�不能在科學技術上扎扎實實的、真正的趕上西方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將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

　　四.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必須結合進西方的尚武、民主和科學

　　談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向西方學習，就不得不談到另一面，中國的民族主義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應該是一種什么態(tài)度。

　　我認為中華文明是一個偉大的文明。我在《中國青年報》1995年8月11日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引用美國吉爾伯特•羅茲曼教授主編的《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一書中的一段話。

　　“中國貫穿絕大部分世界歷史，是整個東亞社會的文化巨人，是把西方文化的特色同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文物以及作為歐洲文明的現(xiàn)代中心的法國結合起來的一個國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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