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祖籍湖北荊州。１９９７年歲末，我因從《新民晚報》的連載中，讀到先生的《癸酉日記》，頗為先生那一片情系桑梓、眷戀故園的殷殷情懷所打動，遂貿然投書探訪。由此，得以與先生結緣。六年間，曾三度叩訪滬上清園，親聆教誨；
先生每有新著付梓，也及時惠我，令我對先生的學術及人格魅力有了新的了解。

　　今年再次拜望王元化先生，是在早春二月的一個晚上。我一走進先生設在上海慶余別墅的工作室，他就取出當天出刊的《社會科學報》和《文匯讀書周報》，遞給我說，你來得正好，這下子可免除你搜求之苦了。

　　敝地為長江中游的一個中等城市，在文化信息的傳播上，比不得沿海地區(qū)及省會城市，加之近年來經費短缺，且書報費用激增，多有捉襟見肘之窘，故先生有些新作發(fā)表之后，往往不易搜求。幸而得到先生的特別眷顧，但有近作面世，老人家總會設法為我補齊，所以我便每每能于“近水樓臺”先睹為快。當日看到的這兩份報紙，刊載的都是他為準備出版的新書《思辨隨筆續(xù)編》而寫的文章。在這一組學術隨筆中，先生在探討國家學說與盧梭公意說的關系中所展示出來的灼見真知，令人頗有啟發(fā)。

　　作為先生的桑梓后學、故鄉(xiāng)子弟，近年來我?guī)缀跬ㄗx了他的全部著作，從《文心雕龍講疏》、《文學沉思錄》，到《清園論學集》、《清園夜讀》、《清園近思錄》、《思辨隨筆》等。

我覺得先生治學，實出一個“思”字，即老人家所一向服膺的熊十力的“沉潛往復，從容含玩”之說。事實上，先生早年間的學術活動，比較偏重于文藝理論方面的探索。當１９５５年為“胡風事件”傾遭滅頂之災后，他居然尚能以待罪之身，完成了《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等著述，以指斥當時的文藝界照搬蘇聯(lián)體系、充滿機械論和庸俗社會學的陳辭濫調。“文革”后期，先生乃以《龔自珍思想筆談》、《韓非論稿》為起點，跨出文藝理論領域，將全部精力投入到中西方文化研究，尤其是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

　　王元化先生于抗戰(zhàn)初期參加革命，１８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后相繼擔任過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國務院第一屆（１９８４年）、第二屆（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學科評議組成員等職務。十數年間，先生沉潛反思，埋頭著述，其多部論學專著一經問世即不脛而走，為世所推重；
先后有《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后經修訂易名為《文心雕龍講疏》）在全國首屆比較文學圖書評獎中與錢鐘書、季羨林等學界耆宿的著述同獲榮譽獎，《思辨隨筆》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在上海戲劇學院實驗劇場舉行頒獎典禮，以“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的稱號，授予王元化該市文學藝術杰出貢獻獎。和他同時獲此殊榮的，有２０世紀文化巨人巴金、德高望重的音樂家賀綠汀和著名導演謝晉。

　　王元化先生一生正直耿介，不隨流俗，誠如他帶的一位博士生在評價自己導師而寫的一篇文章中所說：“老人家的敢怒敢言，主要緣于個性，用中醫(yī)的說法，就是個氣血的底子旺。”后來，我們曾以這話問先生，他說，東漢楊雄有言在先，就是：“包楚與荊，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后服，無道先強。”其后，明季“公安派”旗手袁宏道在《序小修詩》中，也說是：“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由于王元化先生的這種不屑仰人鼻息、俯身隨俗的剛直性格，使得他在那動蕩的人生歲月中屢遭磨難，經歷了整整一代學人痛苦的心路歷程。先生于６５歲那年從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退下來以后，便致力于對近現(xiàn)代思想家類型的人物，如杜亞泉、湯用彤、熊十力以及顧準等人作進一步的研究，從而迎來了他在學術研究上的又一個春天。

　　至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先生以垂暮之年，投身于中國文化重建的執(zhí)著追求之中，他通過十數年的深刻反思與對現(xiàn)實的省察，在一個非常理性而冷靜的深層次上，從現(xiàn)實、歷史、理論三個維度，將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中關于五四運動、公意、意圖倫理、激進主義等重大課題，納入到自己的研究領域。近年來，王元化先生既詮釋傳統(tǒng)又消化西學，在消化西學中加深對傳統(tǒng)的詮釋，同時又在反思傳統(tǒng)中深化對西學的理解。他在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倡導研究近代學人，表彰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為學者最重要的品格，提出對于五四傳統(tǒng)與眾不同的、以及中西文化異質的新見，同時還大膽對自己的舊著重新反思……其思想之勇銳，思考之嚴肅認真，體現(xiàn)了一位耄耋老者尤為可貴的思想家品質。而先生新著《思辨隨筆續(xù)編》正是在他病痛纏身，體力漸衰的情形下，憑藉著超人的毅力完成的。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從事學術活動６５周年，謹以此文賀之。

　�。ㄔ�載湖南〈湘聲報〉200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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