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小說的核心價值在于對城市文明的批判，對人們急速膨脹的欲望以及社會背景的深刻分析，還有對掙扎在社會底層的群體的悲憫與關懷。如果缺失這一道德指向，那么技巧再花哨的寫作者也不能成為都市文學的代言人。
　　
　　在討論中國當代文學時，有一個觀點令人沮喪，但又不得不承認：優(yōu)秀的小說絕大多數(shù)關注鄉(xiāng)村題材，牢牢鎖定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這一時段，在農村處于大面積劇變的宏大背景下，反映人的價值觀、倫理觀以及各階層人群的強烈沖突。而同時，城市題材的小說寫得都不能算成功，開掘的深度不夠，沒有樹立起足夠生動威猛的形象。真正令人信服、并可成為經典的都市小說還沒有出現(xiàn)。
　　這讓積累了長期城市生活經驗、又以城市人為觀照對象的作家們郁悶不已。其中也包括王唯銘。
　　王唯銘是一個出道很早的上海作家，早在上世紀８０年代，他的作品就頻頻發(fā)表在國內最高端的純文學刊物上，比如《收獲》、《上海文學》是很少刊登紀實作品的，但王唯銘的報告文學《我們這一代》、《1988：金字塔崩潰之后》、《1989：尾聲？先兆？》就發(fā)表在這兩本標示國內文學動向的雜志上，并引起當時文學界的“嚴重關注”。在世紀之交，他一如既往地以他所擅長的紀實體寫作，向這個劇變中的社會奉獻了一批作品，其中有《欲望的城市》、《叫喊的城市》、《女人的城市》、《上海七情六欲》等，最近一本《少數(shù)人的上海――富裕階層生活方式探訪》在剛剛落幕的上海書展上引起了讀者的強烈興趣。王唯銘以他對城市生活細致入微的觀察和巴爾扎克式的精到分析，更因為他一貫尖銳的批判態(tài)度，贏得了“城市狩獵者”的稱號。
　　王唯銘擁有在國有企業(yè)操作銑床的經歷，后來轉到新聞界，先后擔任過青年報特稿記者、生活周刊主編，目前仍在這份以新銳風格著稱的媒體工作，他的觸須勇敢地探向社會各個角落，毫無倦容，無所畏懼。
　　現(xiàn)在，王唯銘穿越他熟悉的紀實寫作隧道，敲開了虛構的大門。本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長篇小說《迷城?血》，這也是“狂瀾三部曲”的第一部。１３日下午他還將在上海書城簽名售書。
　　《迷城?血》人物眾多而線索分明，記者出身的王唯銘也擅長講故事。小說主人公周克是上海一本雜志的攝影記者，年過四十，嗜酒如命，酷愛極速駕車，是個感情奔放、注重友情的都市男人。他自小受父母的傳統(tǒng)教育，將信義視為人生的最高準則，將兌現(xiàn)承諾當作至高品德。小說以周克的軸心展開故事，分別以他與朋友、與父親、與情人等關系編織人物線索，事件核心是他的朋友肖邦向他借款一百萬而逾期無法償還，最終以一場“重陽大限”的生死豪賭，將故事推向高潮。同時，這一群體的命運與性格得到印證與戲劇性的凸現(xiàn)。從這一截面進入大都市的光怪陸離（王唯銘并不隱諱他筆下的城市就是上海），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劇變中的城市中，可能被誤讀、被閹割的西方價值觀與中國傳統(tǒng)道德不可調和的沖突。
　　中國文壇似乎有個通例：一個趨于成熟的寫作者都是先從虛構作品開始剖析社會現(xiàn)象并走進人的內心世界，然后再轉入非虛構類作品。而王唯銘相反，他是從紀實轉向虛構，故而有人戲稱他為逆向行駛。事實上，他本人也有兩個與小說主人公相同的愛好：嗜酒，往往一醉方休。駕駛一輛與小說主人公一樣牌子的私家車，也酷愛在高速公路上飆車。
　　不過無論紀實還是虛構，王唯銘對都市風尚的觀察以及敲骨吸髓般的書寫，不僅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進行了復原與修補，更為上海城市年輪作了悉心刻畫。他幫助我們梳理歷史，認清自己的生存狀態(tài)和未來的道路，也幫助我們理解新一代的族群以及他們的背后還有更多元、更極端的文化在暗中推動。
　　美國作家菲墨差不多在100年前就說過：假如你想了解中國，那么你必須先了解上海，因為上海是打開近代中國的一把鑰匙。而現(xiàn)在，王唯銘的《迷城?血》，也可視作進入今日上海社會某個階層隱秘生活的鑰匙。
　　記者：你的小說有一個核心價值觀被反復強調，那就是城市公民的契約精神。而小說所呈現(xiàn)的整個過程恰恰標示著這種精神的淪喪，這樣安排有什么象征意義嗎？
　　王唯銘：首先，這與我本人早年形成的意識形態(tài)有關，我的父母就一直教導我，做人要講信用。經過早期的自我教育后，我也認為，在江湖社會，好人與壞人的界定有時是很模糊的，但有一點，即使一個公認的壞人，他也很講規(guī)則，講信用，講義氣，甚至更加重視這一點。這就是江湖的特征，也是社會的潛規(guī)則。在近代上海發(fā)展的進程中，契約精神隨著公共秩序的建立，信用體系的建立，公民意識的形成而成為維系社會公正公平以及體面地互幫互助的原則。今天，在建立市場經濟體系的過程中，這個精神的價值仍然被大家認同。但事實上，我們這個社會嚴重缺失誠信。對此我一直是痛心疾首的，我認為，一個民族要向前走，必須建立在信用和仁義的基礎上。如果背叛、欺騙、出賣、陰謀等經常出現(xiàn)在城市生活中，那么就意味著我們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了。
　　記者：但是在小說中，即使是很重信用的人物，也不掩飾自己與人交易的行為準則和企圖。你認為交易與信用有矛盾嗎？
　　王唯銘：交易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正當?shù)慕灰自谌伺c人之間是經常性的，只不過在知識分子中間，有時表現(xiàn)得比較隱晦罷了。交易肯定要支付成本的，隱性的成本就包括感情、友誼、社會關系等，但我認為不能以出賣朋友為成本，更不能違反傳統(tǒng)道德為成本。有些人認為隱性的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總有一天要加倍償還。商場里無數(shù)個故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偏偏有人還在這樣做，這就說明一次交易、一次性消費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也反映了現(xiàn)代人的急功近利與短視。
　　記者：在你的小說中，充斥了對陰謀、肉欲、時尚、偽善、虛榮等場景和情節(jié)的描寫，你是否夸大了它們的存在？
　　王唯銘：就我觀察而言，現(xiàn)實比我的描寫更加精彩，更加豐富，更加出乎意料。
　　記者：小說最后，主人公周克在高速公路上賭氣與一輛擦肩而過的保時捷追逐，可是在飆車時發(fā)生了車禍，不僅車毀，而且臉面也嚴重損毀，留下不可磨滅的疤痕。我覺得這是有象征意義的設計。
　　王唯銘：是的，小說中不少情節(jié)是有象征性的。就你所說的這個情節(jié)而言，你也知道，后來周克才知道，駕駛那輛保時捷的時髦女郎歐陽丹鳳正是他認識的，并且曾在他遭遇財務危機時有意施以援手幫助他的。這是一個巧合，更是命運的安排。象征什么呢？就是周克這個人物，他從不隱瞞自己對財富與女色的優(yōu)雅的追逐，特別是歐陽丹鳳這樣與他在意識形態(tài)上有沖突，卻在人的原始欲望上相當合拍的美女。當然，最后的結局是有警戒意義的。
　　記者：我在看了小說之后發(fā)現(xiàn)，許多情節(jié)的設置都是當事人不可預知的，又不可抗拒的。這有點宿命的味道。
　　王唯銘：這也是小說的第二主題。就我對社會的觀察，我認為，在高度緊張的城市生活中，特別是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的消費場所，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fā)生什么？處于被動的人物是這樣，被大勢所左右的人物是這樣，處心積慮挖坑害人的人物其實也是如此。我在小說中所界定的人物，比如說一號主人公周克，他是中產階層中的下層，收入不算多，但對生活有較高的期待，骨子里還信奉傳統(tǒng)道德，那么他更容易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傷害，人生的走向因為一個偶然事件而改變。我相信這是社會的大多數(shù)。這種現(xiàn)象的增多，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問題？我發(fā)現(xiàn)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初期往往也是這樣。
　　記者：你的這本小說出版后，上海文學界的反響很不錯。趙長天認為你的小說寫出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特質，如同一顆鉆石，有多個切面，因而煥發(fā)出魔幻般的璀璨。沈善增認為，你的小說讓他想起兩個外國作家，一個是以偵探小說為故事外殼而對城市文明進行批判的瑞士作家迪倫馬特，另一個是癡迷于反映城市化過程中人物命運戲劇性突變的美國作家菲茨杰拉德。而我想到了美國另一位作家，也是干過新聞記者的卡波特，他寫的《冷血》和《在蒂凡尼用早餐》等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現(xiàn)代文明對人類本性的扭曲。他本人一直在聲色場所身心投入，觀察那里的房地產商、投機客、酒鬼、妓女和落魄的藝術家。
　　王唯銘：不必忌諱，出于職業(yè)的敏感和寫作者的興趣，我不會放棄在各種場合觀察社會的機會。
　　記者：一個時尚的追逐者，你如何讓讀者相信你對城市文明的批判是真誠的，或者是有力度的呢？
　　王唯銘：我并不將自己定位在居高臨下批判者的位置上。有許多作家發(fā)誓要對城市文明進行批判，但他對這個城市里發(fā)生的事知之甚少，道聽途說得來的信息并不可靠，閱讀獲得的信息也是被篩選過的，過濾掉了許多細節(jié)，是失真的。他們以為就掌握了這個城市的走向和普遍心態(tài)，所以所謂的都市小說看起來總那么虛假無力。那么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還原事實，展現(xiàn)城市人最原始的欲望，你剛才提到卡波特，我也很佩服他，他是“行動中的記者”，而我要做一個“行動中的作家”。我很注重展現(xiàn)人類生物層面的東西，為我們研究都市提供鮮活的樣本。

相關熱詞搜索：逆向 狩獵者 城市 王唯銘，逆向急駛的城市狩獵者 王唯銘 逆向急駛的城市狩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