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新聞發(fā)言人中，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王旭明是最獨特的一個，每次公開表態(tài)，均引發(fā)公眾關注。任職5年來，王旭明持續(xù)與一些媒體及評論人唇槍舌劍，“教育買衣論”、“媒體無知論”、“中國教育成功論”、“名校生養(yǎng)豬論”，為媒體對其表態(tài)之濃縮。對批評聲，王旭明幾乎都公開回應，雄辯滔滔。
　　2008年2月20日，北京依然寒冷的天氣，在位于西單大木倉胡同的國家教育部，王旭明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專訪。3個多小時的采訪中，王旭明辦公室的電話始終響個不停，這并不影響他有耐心地回答每個提問，不管挑不挑刺，始終彬彬有禮。
　　王旭明形容自己是“一步步”走過來的：北京人，當過7年多的語文老師；做了7年記者，直至總編室主任；1998年，他進入教育部擔任了5年的教育部辦公廳新聞處處長；2003年4月，他始任教育部辦公廳副主任、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
　　光看外表，他是注重儀表、方方正正的大男人，一身玄色中山裝，發(fā)型一絲不茍，談話時附加了豐富的手勢與強烈的感染力，十足京派官員。
　　但似乎有一些求變的細節(jié)潛伏在他的身上，刺破他看似傳統(tǒng)的外殼，比如，用周杰倫的《菊花臺》作手機鈴聲；還有，接朋友電話時，他高興地蹦出一句費翔的《故鄉(xiāng)的云》，“歸來吧，歸來吧……”聲音洪亮，唱腔不錯，熱情洋溢。
　　王旭明的辦公室內，各種書報雜亂堆積，堂皇地占據了本不寬敞的空間；書柜上幾只大小不同的旅行箱包肩負著主人遠近出行的使命；地板上的那張“助學政策我成才”宣傳板，紅、黃、黑三色，很跳，“是啊，宣傳國家資助困難學生政策時，我就把它扛在肩上，多醒目！”高個子的王旭明神采飛揚。
　　
　　發(fā)言人不應是傳聲筒
　　
　　記者：你如何看待公眾對你的關注？
　　王旭明：教育涉及千家萬戶，涉及每個人。當代中國，經濟發(fā)展了、溫飽問題解決了，人們開始渴望接受良好教育。我覺得這樣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人們對教育的不滿也完全可以理解。說穿了，與其說是對我的關注，更多的是對中國教育的關注。每每想到這里，我覺得我做的工作很崇高，也很欣慰。
　　記者：也有人說你是替教育部背了“黑鍋”。
　　王旭明：新聞發(fā)言人就是所供職部門的代言人，不存在背“黑鍋”、“紅鍋”。
　　記者：2003年你第一次主持新聞發(fā)布會時，感受怎樣？
　　王旭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把它當成一個課堂，發(fā)布臺就是講臺……心里緊張，完全用曾有過的老師經歷來取代沒有過的新聞發(fā)言人經歷，就這么下來了，替代效果挺好。（笑）
　　記者：對一些謾罵或非議，你內心感受如何？
　　王旭明：我心態(tài)很好。從我第一次正式發(fā)言，到現(xiàn)在5年，我對網友或聽眾的反饋非常在意。剛開始心態(tài)不很平和，到現(xiàn)在不管怎樣的議論，我完全以平和心態(tài)接受。贊美的，我高興；對各種負面、否定的東西，我現(xiàn)在已習慣接受并分析。
　　我們國家網上篩選制度很嚴，但我就奇怪，怎么一些低級、下流、謾罵、污辱性的語言能長期在網絡存在？對我個人造成傷害倒沒什么，但對公眾影響惡劣，我盼望我們網絡語言更文明。反對不怕，但不能謾罵；否定不怕，但要文明。
　　記者：你提出“教育買衣論”后，有人說你是“權貴代言人”。你是否認為當初表態(tài)過于武斷？
　　王旭明：這樣的概括是不準確的。拋開其失真的一面不說，這里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我看過有文章說，“王旭明有越位之嫌”，這位論者認為新聞發(fā)言人就是傳達政府政策。如果從“傳聲筒”意義上說，我是越位了；但我認為一個合格的新聞發(fā)言人不是“傳聲筒”。我從做新聞發(fā)言人的第一天開始，就用16字作為自己的追求，我認為新聞發(fā)言人的職責是“傳達政策，提升理念，引發(fā)深刻，豐富情感”。
　　從傳達政策層面講，我覺得我這5年來沒有傳達錯。傳達政策是一個新聞發(fā)言人的基本工作，但停留在這個層面遠不夠。如果照本宣科式，找播音員來多好，在新聞發(fā)布會上一念，又清脆、又悅耳，何必設新聞發(fā)言人？我的100多場新聞發(fā)布會沒有一場是照本宣科式的。我力圖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傳達政策，這是我追求的。
　　第二個層面是提升理念，最多的分歧在于此。比方我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評論報紙，引發(fā)許多爭議。我曾動搖過：我這樣越位嗎？后來我專門拜訪過資深傳播學者，參加國外培訓班時，我也向諸如聯(lián)合國秘書長前發(fā)言人及布萊爾發(fā)言人等咨詢過，他們的觀點集中就是：新聞發(fā)言人有轉變公眾理念，并且由轉變的這些理念指導他們新的行為的職責。我更堅定了自己的這種做法。在新聞發(fā)布會上或接受記者采訪、撰寫文章時，我力圖用我的感受、理解闡釋對某件事的觀點，力圖達到提升大眾理念的作用。當前我們社會轉型期，各種思想激烈碰撞，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新聞發(fā)言人、文化傳播者，有責任把一種先進理念及時、有效、全面、深刻地表達給公眾，引發(fā)大眾的觀念轉變。
　　新聞發(fā)言人的手段和辦法絕不僅是新聞發(fā)布會，現(xiàn)在新聞發(fā)布會只占我工作的30％左右，更大量的工作在撰寫文章、接受采訪、組織活動、直接做節(jié)目、接受我倆這樣面對面的采訪……這些活動遠比新聞發(fā)布會繁雜和豐富得多。比方我一年要接受幾十位記者采訪，如果算上電話咨詢，一年得幾百位；5年來我大概組織了近百個記者采訪團到全國各地，基本上周六、周日我沒休息過。
　　我這樣做和新聞發(fā)布關系太密切了！我只有下去了，和老師、學生、教育行政部門官員接觸，我才能切實感受到教育部制定的政策到底有怎樣的影響，大量鮮活、生動的事例引發(fā)我更深層思考，在新聞發(fā)布會上我能適時信手拈來。如果說和別人有什么不同，我的新聞發(fā)布會更多地不是停留在傳達政策層面，更多地是用事例、數字、不同的人物，使每場新聞發(fā)布會盡可能立體化。
　　比如我對上海的感受是通過不斷深入采訪得到的，原來我認為上海就是錢多好辦事，我們2007年去上海采訪，原上海教委沈曉明主任談到上海把大學生全部納入醫(yī)療保險，談到精細的制度設計資助困難學生政策等等，我頗受啟發(fā)。我覺得上海人不僅有錢，還求細求實，能把事辦好。
　　除新聞發(fā)布會之外，每年我們還有十幾場記者見面會，把不同的采訪對象請到教育部來，和記者面對面。做這項工作很累，但對提高新聞發(fā)布的質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比方說豐富情感，新聞發(fā)布會上或和記者見面會上，我有時熱淚盈眶，不是我在表演，確實是某種情感打動了我，而我的情感可能又打動受眾。這個互動中，情感得到升華。
　　發(fā)布會可以開得沒有任何非議，但我不愿這樣
　　記者：譬如網上有人說你是“清醒的冷漠”、“自我膨脹”……對類似負面評價你如何看？
　　王旭明：這樣的評價我都看過，還有更火辣的，比方說“見過臉皮厚的，沒見過像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王旭明臉皮這么厚的”，點名道姓�！赌戏街苣�》采訪我時，我說我做的是新聞發(fā)布、推進政務公開的工作，做這個工作的人現(xiàn)在不多，中國還需要成千上萬個做這項工作的人。標題是“中國需要成千上萬個王旭明”。中國所有政府官員都應該成為政務公開的工作者，那照樣就是王旭明這樣的工作者，我覺得這沒什么錯，但有評論說“還成千上萬王旭明？有一個我們就夠了”。
　　如果狂妄點說，世界上任何大師，在他們工作階段，甚至在他們生前，都遭到非議。我當然不能跟這些大師媲美，我做的是很微小的工作，但我深深感到我做的這件事的重要性和我所追求的這16字對我人生價值的體現(xiàn)。你可以不這么開新聞發(fā)布會，比方你可以簡單說，“記者朋友們大家好，我們請來了張三、李四、王五，請張三、李四、王五說，大家有問題嗎？好，今天我們的新聞發(fā)布會結束了……”
　　這樣做很保險，沒有任何非議，我不是不會。但這樣做我不愿意，這16字目標是我內心的追求，沒有什么力量比自己內心追求更強大的。自己內心有種信念，認定了要這樣做，什么也阻擋不了。
　　職業(yè)人和自我總有區(qū)別，現(xiàn)在（我的）區(qū)別不太大。我最大的痛苦是照本宣科。
　　記者：要你“下課”的聲音有很多次，你有壓力嗎？
　　王旭明：也有。比如某本著名雜志說，“王旭明這樣的人還能當新聞發(fā)言人，我們要追究的不是王旭明的責任，是要追究王旭明所在單位人事部門的責任”。這說得很恐怖了！
　　這樣的壓力是有形的，有很多壓力是無形的。還不包括這個工作本身的壓力，比方，說什么都行、怎么說也行，但你不能說錯。但人不是機器，尤其我這樣的說法。我說新聞發(fā)布工作如果不照本宣科、是自己解讀式的，就是在鋼絲繩上跳舞。
　　
　　記者：有沒有幾乎想放棄之時？
　　王旭明：有。倒不是放棄這份工作，是放棄人生。
　　我總想人生是不斷升華的過程。我畢竟生活在物欲化社會，許多個人的東西強烈涌動著，當高尚的東西出現(xiàn)時，兩者產生激烈碰撞，最后我可能傾向高尚的東西，可能就特別譴責自己曾有的卑微。這有時是種不可解的結。我認為干什么工作，首先也最重要的是謀生的手段，如果不為謀生，我什么工作都不干，就愿在家里天天聽貝多芬、莫扎特，天天看書。
　　媒體有概括權，我也有反駁權
　　記者：對一些批評，你并非一味沉默，而是主動還擊，原因何在？
　　王旭明：我認為我們國家的媒體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媒體不一樣，我們國家所有媒體都是國有媒體，國有媒體和私有媒體最大區(qū)別是：國有媒體應該為國說話，國家政策應成為國有媒體宣傳的主流。我認為現(xiàn)在遠不夠，比方某些強勢媒體拿半小時講一個民間企業(yè)贊助困難大學生上學的故事，也不肯拿5分鐘講大學生在國家政策資助下成長的故事。
　　我在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上說：我們國家的媒體都是國有媒體，必須以宣傳國家政策為己任，我不希望若干時間后，我們媒體又出現(xiàn)，某學生自殺、因家窮上不起大學……這種極端例子有，但不代表主流，主流是國家這幾年來，花了這么大力氣、拿出這么多錢讓大學生上學。對國家這項大政策不宣傳，說淺了是冷漠；說深了是無知。
　　網上和各種媒體雨點般地對我抨擊，“王旭明到處散布‘媒體無知論’”……各種謾罵都來了。針對這個，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發(fā)表《斷章取義的批評是真正的無知》，你們不能斷我的一個章，媒體有概括權，我也有反駁權。有人說我“教訓媒體”，我不是教訓（媒體），我認為新聞發(fā)布會是我的一個臺子，我當然要利用這個臺子宣傳我的主張。
　　記者：你認為我們的媒體應該是“應聲筒”嗎？
　　王旭明：不是。我在很多場合下說過，我希望媒體批評，比如我最大的遺憾是對國家資助困難學生政策在貫徹、執(zhí)行中不好的地方，監(jiān)督、批評得不夠。我允許表揚，也允許批評，我不允許冷漠。現(xiàn)在恰恰媒體對這項大的政策就表現(xiàn)冷漠。
　　記者：你特別反對貧困大學生拿捐助者的錢？
　　王旭明：我們一方面在很多時候缺少同情，在某些方面又泛濫著廉價同情。困難大學生不等于一般弱勢群體，和殘疾人、和自然災害中需救助的人不一樣。我認為對困難學生捐助不應是慈善事業(yè)，而現(xiàn)在在某些方面成了慈善事業(yè)。
　　我認為，國家資助困難學生政策核心是國家助學貸款。在發(fā)達國家，用國家助學貸款完成學業(yè)已是慣例。我個人認為：今后應該第一，不分貧富，凡上大學的學生都可申請國家助學貸款；第二，凡是用國家助學貸款完成學業(yè)的學生，我們延長他的還款年限，現(xiàn)在是6年，我認為應延長到10年；第三，現(xiàn)在國家助學貸款還款是國家、學生各貼一半息，我認為將來學生10年后只還本、不還息，息全部由國家付。國家資助困難學生政策不是國家福利政策，它不僅給錢，同時讓學生的精神品質成長。
　　記者：但這些貧困大學生不可能干等著教育部政策下達到地方。
　　王旭明：健全國家資助困難學生體系，現(xiàn)在我們貧困大學生上學有四“靠”：第一，靠國家政策；第二，靠大學生自立、自強精神；第三，靠各部門全力配合，貫徹、落實好；第四，還要靠民間企業(yè)和社會愛心人士資助。我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說這四“靠”，當前情況下缺一不可；我從來沒否定第四，救急嘛，比方學生從家到大學這段的路費、伙食費誰拿？很多民間企業(yè)解決了，挺好。
　　我沒有受到過部里的“嚴厲批評”
　　記者：教育部內部對你的做法有爭議嗎？
　　王旭明：我的領導、同行、同事都給予了我強有力的支持：
　　第一，領導繼續(xù)讓你干這個工作，5年了，在非議中，我仍在做這個工作，這就是一種支持。
　　第二，對新聞發(fā)布工作有許多有形和無形支持，我們教育部黨組10位部領導率先做節(jié)目、接受采訪、撰寫文章等，都是無形支持。我老說我的后臺就是教育部司局長，同行給我最大支持就是政策咨詢支持，我有時跟他們一談幾個小時。教育部這么大的部門、若干項政策，我需要經常學習。
　　也不排除有不理解，比方有好心人勸慰……我覺得新聞發(fā)布制度在中國只能算剛起步，遠未成熟，要求大家統(tǒng)一思想很不現(xiàn)實。我應該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要想當較早吃螃蟹的人，你要承擔風險。
　　記者：據說教育部部長周濟每次都要將你主持的新聞發(fā)布會實錄過一遍。
　　王旭明：是的，周濟部長對新聞發(fā)布會工作很重視，從頭看到尾，甚至不斷提醒我：這個地方該怎么說、那個地方轉折時該注意……指導很細。批評也有，比方他說，這個地方下次要注意點。我主持了100場新聞發(fā)布會，我沒有傳達錯政策，底線是不能把政策傳達錯，因此所謂（對我的）“嚴厲批評”還沒有。
　　記者：你主持的新聞發(fā)布會常請一些教育部司局級官員做客，他們是否適應面對記者？
　　王旭明：有個過程。在我們教育部黨組的領導下，教育部司局長們現(xiàn)在基本都能適應新聞發(fā)布制度的基本要求。教育部李衛(wèi)紅副部長親自抓這項工作，已連續(xù)3年對教育部司局長進行專門培訓，每年培訓一批司局長、每期培訓一周，主講新聞發(fā)布理論與技巧。2004年、2005年、2006年，連續(xù)3年培訓了百余名司局長，正司局長全部培訓完。教育部司局長們從工作實踐中也感到新聞發(fā)布制度對推進工作的重要性。部長們沒有（培訓過），但我們部長現(xiàn)在越來越愿意面對記者。
　　新聞發(fā)言人在新聞發(fā)布會上有兩種工作狀態(tài)，一種是你自己主持、發(fā)布；還有一種是你搭臺、請別人唱戲，這100場新聞發(fā)布會里我更多的是搭臺。大家看到我表面的風光，但背后是大量溝通、組織、策劃、協(xié)調的繁雜工作，比方某位司局長不愿出來，我就要千方百計地調動所有智慧和手段請他來講，我也承認，即使想方設法，有成功的；還有大量的仍不愿講，“釘子戶”也有。
　　我感到我們黨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好政策，但還有相當多的好政策沒有或有待通過媒體給老百姓說足、說透、說好。這方面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我期盼今年5月1日我國《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我也期盼我國能早日出臺《信息公開法》。作為部門官員，必須把你應公開的全部公開，不公開是你的失職，今后是違法�，F(xiàn)在信息不對稱仍是主要問題。
　　記者：但很多官員習慣于“只做不說”。
　　王旭明：在中國，少說多做、不說只做，有傳統(tǒng)。在行政上，說好了，提拔；不說，也提拔；唯獨說不好，要遭殃。說，可能帶來風險。我國長期計劃經濟的行政方式主要是開會、傳達、內部運轉，一層管一層；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要政務公開，有個過程，是有阻力。
　　雖然我們現(xiàn)在還不成熟，但我相信在黨和政府的強力推動下，我們的新聞發(fā)布制度由起步一定能走向成熟。這個過程中，我愿做鋪路石、做探索者，甚至做獻身者。
　　記者：教育部做新聞發(fā)布工作的人手夠嗎？
　　王旭明：不夠。但在現(xiàn)行體制下，我不好再有什么要求。我們現(xiàn)在新聞辦正式工作人員4位、借調4位，就8位，再加上我。據說美國一個州長就有新聞發(fā)言人和副新聞發(fā)言人，一個州的教育部門也專門有十幾個人服務新聞發(fā)言人，我們當然不好比。
　　
　　“無可奉告”是非職業(yè)化的表現(xiàn)
　　記者：有人評價新聞發(fā)言人可能被異化為逃避公眾監(jiān)督的工具，你如何看？
　　王旭明：這涉及新聞發(fā)言人的業(yè)務問題。新聞發(fā)言人應該走職業(yè)化道路�，F(xiàn)在我們的新聞發(fā)言人是官員提拔式，不是職業(yè)化。說“無可奉告”或逃避都是非職業(yè)化表現(xiàn)。職業(yè)化的新聞發(fā)言人不應成為逃避公眾監(jiān)督的盾牌。
　　記者：你本人是否對記者說過“無可奉告”？
　　王旭明：目前我還沒說過，但我隨時做好準備，“無可奉告”是最后一道防線。新聞發(fā)言人一定要代表所供職部門的利益。
　　記者：如遇到無法回答的問題，你如何應對？
　　王旭明：有兩類：一種是我確實不知道，我會很坦率地說，“這個問題目前我還沒有了解，但我會及時了解，把有關情況轉告你”；另一種是我知道，確實不能說，我有底線的，比方某項政策研究沒成熟、或只限于內部運轉、或時機不成熟等，我會非常委婉地說，“這項工作正在研究中，一旦有研究成果我會及時向你報告”，這就很寬泛了。
　　記者：你喜歡怎樣的記者？
　　王旭明：我特別喜歡尖銳的記者�？赡芎腿说男愿裼嘘P，我喜歡挑戰(zhàn)、刺激、新穎，尖銳問題就符合這幾個。比較起來，國外記者更單刀直入；國內記者喜歡把問題裹雜在陳述中。我最怕的是這樣的，“請問，您對這個有什么看法？”
　　記者：記者向你詢問負面新聞，你如何看？
　　王旭明：職業(yè)化新聞發(fā)言人有答問技巧，當然不是有問必答、實話實說，哪些實話可以實說、哪些可以虛說、哪些可以不說，首先要有底；怎么實說、虛說、不說，又有大學問……所以新聞發(fā)言人需要培訓。我認為一個成熟的新聞發(fā)言人應放在35歲甚至40歲后，我不贊同新聞學院又加個新聞發(fā)言人專業(yè)，新聞發(fā)言人更要有人生歷練。
　　記者：你如何跟記者打交道？
　　王旭明：有很多媒體朋友不打不成交。比方“上學買衣論”是我在底下和記者談的，意思也非網上所傳，不是回答記者提問，他概括了，這就不合適；發(fā)表時說是我答人大代表質詢，根本不是。但這樣一個對我有所傷害的記者，后來我看了他一篇報道說，安徽有4個學生涉嫌殺人案、被冤枉入獄，關了40多天后放出來，都受到巨大打擊……他說，我們對涉及孩子的事應慎重。我很感動，主動給他打電話。我們不計前嫌，重新成為朋友。另一個報紙的記者和我有很多分歧，后來這個女記者離開這家報社時專門給我送了鮮花告別。
　　這樣的事很多，最后都是我和他們成了朋友。我的一個理念是和人做工作時要和人交朋友；我現(xiàn)在主要做媒體工作，就是要與記者交朋友。
　　希望中國新聞發(fā)言人“職業(yè)化”
　　記者：擔任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5年來，你最深感觸是什么？
　　王旭明：我非常感謝我曾經的經歷。我真是感覺以新聞發(fā)言人為核心的新聞發(fā)布制度太好了！對我國民主政治建設、打造服務型政府，起著不可或缺、無法替代的作用。
　　記者：作為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你必須承擔哪些重要職責？
　　王旭明：最重要的是了解、熟悉、研究政策，及這段時間媒體、公眾的關注點。我現(xiàn)在最主要的渠道是讀報，你看我這都是報紙。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打開網絡，幾大網站我都要看看；另外是看電視新聞。
　　記者：你認為目前中國的新聞發(fā)言人是種官嗎？
　　王旭明：我認為新聞發(fā)言人是種特殊的官。我國習慣把行政級別套用在很多部門，這有我國的特殊背景。所謂職業(yè)化的新聞發(fā)言人，就是給新聞發(fā)言人提供制度保證，包括其職責、地位、條件保障等。最簡單地說，新聞發(fā)言人可能得多幾套服裝。
　　現(xiàn)在我享受這間辦公室，不是因為我是新聞發(fā)言人，是因為我是教育部辦公廳副主任。我國新聞發(fā)言人享受的是他同級別的待遇，而不是由于他是新聞發(fā)言人。我覺得將來要有所改進，新聞發(fā)言人有他獨特的工作需要，不能僅靠行政級別圈定。我希望我國的新聞發(fā)言人：第一，走職業(yè)化道路，將來能有一大批職業(yè)化的新聞發(fā)言人活躍在中國社會；第二，我希望中國新聞發(fā)言人制度在制度化保證方面更健全。
　　記者：你認為中外的新聞發(fā)言人區(qū)別何在？
　　王旭明：我到過十幾個國家，基本上都是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老把我稱為“黃埔軍校一期學員”，我、衛(wèi)生部新聞發(fā)言人毛群安、公安部武和平都是他們組織的第一期培訓班學員。他們三次組團出國培訓，我都參加了，比如組織我們在美國杜克大學學習10天，其余5天參觀聯(lián)合國大廈、請聯(lián)合國秘書長發(fā)言人座談，我覺得很有收獲。
　　從這些國家較成熟的新聞發(fā)言人歷程看，兩大特點：一是這些國家的新聞發(fā)言人絕大部分有媒體經驗；另外，國外新聞發(fā)言人更職業(yè)化，他們說，美國最高級的會議有4人可以參加，總統(tǒng)、國務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新聞發(fā)言人，新聞發(fā)言人可以在最重要的會議上一言不發(fā)，但最重要的會議上不能沒有他。我們更多的是行政級別，這個新聞發(fā)言人到了這個級別才能參加某些會、享受某些待遇等。
　　我有時也“脆弱”
　　記者：你平時的狀態(tài)是怎樣的？
　　王旭明：我的主業(yè)是學習政策、了解媒體，這在我的生活中是主要部分；各報的教育報道，我必看；思辨性及知識性強的文章是我的首選，比方我注意到《新京報》有個專門為去世的普通人開的專欄“逝者”，每次我都從頭看到尾，感嘆人生之短暫、命運之多變。
　　我認為新聞發(fā)言人應有培養(yǎng)自己情趣的手段。我喜歡話劇，前幾天剛看了《寇流蘭大將軍》，林兆華導演的，非常好；昨天你給我電話時，我正在看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榆樹下的欲望》。各種音樂表演、交響樂會，我也非常著迷。如果問我最煩的事是什么？飯局。
　　做新聞發(fā)言人，體力要有一定支撐。我在單位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0個小時，而且基本無周末；100場新聞發(fā)布會我基本都是站著，一站就兩小時……這可能得益于我每周至少游一兩次泳，還打乒乓球、羽毛球。我不打網球，太奢侈。有條件的話，還能跳個普通交誼舞。
　　我也特別喜歡去卡拉ＯＫ，是種放松。周杰倫唱了《菊花臺》后，我就喜歡這首歌。我喜歡的歌是傷感、抒情的，比方迪克牛仔的《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很男人。有時我跟人去唱，特別煩時、壓力特別大時，我自己一個人到ＯＫ廳唱兩鐘頭，去嚎，嚎到動情處，有時自己也又哭又樂的，減壓法。我這還不傷別人耳朵。這些對做好新聞發(fā)言人都是補充。（大笑）
　　記者：你最喜歡自己哪個角色？
　　王旭明：老師，我的夢想是做個好老師。
　　記者：你自認有何突出特質？
　　王旭明：新聞發(fā)言人是架橋人，是架起政府和公眾之間橋梁的人。作為架橋人，你要了解政府、媒體。我有過做記者、政府官員的經歷，這種經歷很難得，對一個新聞發(fā)言人太重要了。
　　我覺得我還有一定親和力，我愿意跟所有人打交道，我喜歡所有人；我感覺很多人都愿跟我打交道。
　　記者：你自認性格中有何缺憾之處？
　　王旭明：脆弱，尤其是心靈的脆弱，外表看不出來。我是學中文的，喜歡舞文弄墨，我酷愛寫詩，可能更感性，“感時花濺淚”。外在和內在很不一樣，可能是個弱點。我在努力克服。
　　我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是情緒性，接觸我的人也感覺到了。這不好，是不成熟的表現(xiàn)，也應該克服。成熟是種完美，人追求成熟是個漫長過程，人生最后的完美也是壯別人生的時刻。
　　記者：你崇拜哪些人？
　　王旭明：從音樂講，我崇拜莫扎特、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每當聽到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我眼淚都能下來。文學家里我特喜歡巴金，他的“講真話”是接近生命尾聲的呼喚，足以讓很多人思考一生；我特喜歡屠格涅夫，這是我的精神支柱，他的《羅亭》我上學時看的，現(xiàn)在擱在辦公桌旁，我回頭看一眼：行了，有點力量了！
　　記者：退休后你想做什么？
　　王旭明：這個問題問得早了些，但是肯定要充分享受人生。我向吳儀學習，她在國際商會上說“希望你們忘記我”。我覺得這是人生至高境界，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的，但每個人都可以追求的。
　　記者：目前你最珍惜什么？
　　王旭明：友情。
　　記者：對幸福生活，你如何定義？
　　王旭明：內心有追求并且為之執(zhí)著地努力著。現(xiàn)在是這樣。
　　記者：自己何時感覺最放松？
　　王旭明：一個人在任何地方呆著。我喜歡獨處。
　　記者：目前你最想做什么？
　　王旭明：5年新聞發(fā)布工作，我確實有很多感受，就是沒時間研究。我們把每年教育部新聞發(fā)布會都做了實錄、出版，已連續(xù)4年。我希望把這100場新聞發(fā)布會作為100個實證，能推進中國新聞發(fā)布研究。
　　記者：對未來你如何規(guī)劃？
　　王旭明：我的工作只能服從組織安排，我做新聞發(fā)言人，組織決定；我不做新聞發(fā)言人或做別的工作，都由組織決定。一切由組織安排――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很難主宰自己。
　　但我覺得無論做不做新聞發(fā)言人，我希望也堅信中國的新聞發(fā)布制度越走越好，一大批成熟的新聞發(fā)言人會在日后出現(xiàn)，這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我所期待的只是在十幾年或幾十年之后，人們當說起新聞發(fā)布制度時，能談起曾有一位發(fā)言人王旭明，做了一些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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