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是權(quán)力泛濫成災(zāi)的歷史。權(quán)力的問題是核心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還會造孽” 　　 　　張灝如今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小鎮(zhèn)上過著安靜的退休生活。他已經(jīng)退休過兩次，第一次是從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退休，之后他又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任教已幾年，再次退休。1937年出生的他今年74歲。
　　張灝不用電腦，萬不得以用電腦的時候，需要太太和女兒幫忙�！拔铱峙逻�生活在19世紀�！彼�保持著非常純正的國語口音，完全聽不出他是哪里人。從相貌上看，亦是如此�！拔业拈L相是不南不北，很難猜的。我父親是安徽滁縣人，父親的故鄉(xiāng)就是自己的故鄉(xiāng)。其實，我只是在9歲那年，回去過兩個月。我從1歲就開始逃難，逃到重慶又回到上海、南京，后來又到了臺灣。我在中國待得最長的地方是四川8年、臺灣10年。”
　　“離開大陸到臺灣的時候12歲，對1949年大變化的印象是模模糊糊的�！�
　　1949年春天到來的時候，張灝和家人在南京。國共談判破裂之后，南京城開始陷入混亂。學校停課，無所事事的張灝和同學們在南京空蕩蕩的深宅大院里穿梭玩耍，無人阻攔。他記得那是一個燦爛的江南春天，庭園里春光明媚，花木扶疏，綠草蔓生�！斑@給我一種異樣荒寂而沉重的感覺，似乎預(yù)示著：周遭的繁華行將消逝�！�
　　父親告訴他，共產(chǎn)黨來了，我們非走不可。張灝的父親五兄弟，有4個留了下來。他問父親，他們?yōu)槭裁床蛔摺８赣H告訴他，你現(xiàn)在還不懂。張灝的父親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張灝和家人去了臺灣。臺灣隨后進入了白色恐怖時期�！罢�治氣壓極低，在我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我的時代感受與政治意識，難免有些壓抑與扭曲�！�
　　張灝上大學的時候選擇了臺灣大學歷史系，結(jié)識了老師殷海光�！拔疑洗髮W的時候，思想也是糊里糊涂的。殷老師告訴我們什么是民主自由。他會跟我們說‘五四’。當時在臺灣，‘五四’是不許隨便提的。殷老師講課很輕松的，拿個粉筆來了，隨便談?wù)劇Ｋ�是‘五四’的原教旨主義，講科學民主，反傳統(tǒng)，反宗教，非常激進�！�
　　1959年，張灝留學美國，進入哈佛大學歷史系學習。在哈佛大學的中文圖書館里，他第一次接觸到中國大陸的東西。圖書館里收藏有許多中國現(xiàn)代文學書籍，這些書當時在臺灣是看不到的。在一次聊天中，高友工提到艾青，張灝毫無所知。“他（高友工）對我說，張灝啊，你這個學近代史的，連艾青都不知道啊。聽得我滿臉通紅�！�
　　張灝記得，大概是在1960年初的一個寒夜，他讀到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激動萬分�！斑@些感受對于一個長期在臺灣受教育，為逃亡漂泊的心理所籠罩，缺乏‘祖國認同’的青年，有著難以想象的震撼�！�
　　張灝開始關(guān)注馬克思主義，開始崇拜毛澤東。思想的左轉(zhuǎn)很快沖淡了他原本就模模糊糊的自由主義立場。他覺得自己更像是中國30年代的知識分子，注重群體的大我，不顧個人的小我。雖然仍與臺灣的殷海光老師保持著通信，但是他認為自己已經(jīng)開始疏遠自由主義。
　　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的“文革”開始了，雖然是隔岸觀火，但這火焰足以將夢中的他驚醒�！拔铱匆娏�，在理想的狂熱中，在權(quán)力的斗爭中，人是多么詭譎多變，多么深險難測！人性是多么丑陋，多么可怕！”
　　他開始思考，如果權(quán)力能夠受到制度的約束和分散，還會泛濫成災(zāi)嗎？曾經(jīng)在哈佛大學訪學的美國宗教思想家萊努•尼布爾有兩句話讓張灝十分受益：“人行正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需�！�
　　對于“文革”的思考讓張灝停住左轉(zhuǎn)的步伐，重新回到民主的道路，但此時，他對于民主的認識有了修正。他反思受“五四”影響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對于民主的態(tài)度過于高調(diào)：民主不是國家富強的良藥，就是道德理想的體現(xiàn)。對西方民主運作已經(jīng)有長期觀察的張灝不再認同如此高調(diào)的民主觀�！扒鸺獱栒f過，民主并非一個理想的制度，只是人類到現(xiàn)在還沒有想到一個比此更為可行的制度�！薄霸谥袊�談民主，常常需要一個低調(diào)的民主觀，才能穩(wěn)住我們對民主的信念。”到了80年代初，已經(jīng)在美國大學里任教多年的張灝提出了“幽暗意識”，這構(gòu)成了張灝學術(shù)思想發(fā)展的主軸。“幽暗意識一方面要求正視人性與人世的陰暗面。另一方面本著人的理想性與道德意識，對這陰暗面加以疏導、圍堵與制衡，去逐漸改善人類社會�！�
　　張灝還試圖從更為廣闊的歷史時段中去探究席卷中國的“權(quán)禍”有著怎樣的思想根源。他將此追溯到1895年開始的“轉(zhuǎn)型時代”，激進主義在中國的發(fā)展是從那個時代開始的。
　　1980年代之后，大陸跟海外恢復(fù)了往來，張灝回去過幾次。“我父親5個兄弟，除了他，4個留在大陸，沒有一家不是搞得很慘的。”
　　張灝的小女兒對大陸很感興趣，去過北京、青島、武漢等地�！霸诿绹�生長的孩子，到了某個年紀會尋根�！钡珡垶�覺得自己年少時的經(jīng)歷對女兒這一輩就像是天方夜譚。
　　張灝認為經(jīng)歷決定了自己的學術(shù)興趣�！八�有的歷史都是現(xiàn)代史。”克羅齊的話，他深以為然。他那些看似龐雜無序的研究文章，“直接或間接都與我對時代的感受有密切的關(guān)系”。
　　
　　民主的出路
　　
　　人物周刊：您在臺灣待了10年，您眼中的臺灣是怎樣的？
　　張灝：臺灣慢慢走出來了，這對整個中國也是一個希望。但有人講，臺灣是小地方，好辦。大陸那么大地方，難辦�？墒遣还茉鯓�，臺灣原來是威權(quán)政府啊，我小的時候在臺灣長大的嘛。
　　臺灣能走出來，一部分原因是把經(jīng)濟搞好了以后，中產(chǎn)階級出來了。我親眼所見，50年代的時候，我的老師殷海光，他反政府，政府解決他很容易的啊，把他解職了，臺灣大學不讓他教書了，他何以為生啊�？墒堑搅�70年代，臺灣經(jīng)濟起飛之后，就不同了。國民黨不給你飯吃，我臺南一個工廠的老板可以給你飯吃。在國家的權(quán)力之外還有一個空間。
　　可口可樂的機器可以一下運到臺灣去，但是民主沒這么簡單，要跟這個地方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狀況配合的，內(nèi)部要有力量。臺灣經(jīng)濟起飛了，有中產(chǎn)階級了。黨內(nèi)有分歧，慢慢地變。我的父親就是立法委員，一干就是幾十年，從來不用選舉的。后來臺灣人罵了，老蔣也被逼著新選一些委員，開始是10%，后來是15%，再后來20%。
　　人物周刊：您怎么評價臺灣的民主？
　　張灝：我認為臺灣的民主是成功的。在臺灣，基本人權(quán)和自由有了保障�？梢哉f，臺灣是世界上少有的那么自由的地方，你可以什么人都罵的。這是中國歷史上頭一遭。不錯，臺灣的立法委員打架。美國議院19世紀還動槍呢，人家搞了這么多年，現(xiàn)在文明一些了。日本50年代也打得很厲害，有個過程。從理想性的自由主義來看，臺灣民主可議之處很多，當然不能跟英美比，人家搞了300年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中國大陸這30年的轉(zhuǎn)型？
　　張灝：不能只談最近30年，前30年也要談�，F(xiàn)在說中國大國崛起，這樣的崛起付出了很沉重的代價，這個沉重的代價我們要記住，不僅是中國，對人類也是如此�！拔母铩蹦且惶卓瓷先ハ喈敾闹嚕�但還有很多人在懷念毛。激進主義的這些東西，陰魂未散。這些想法的存在還不只是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而是源遠流長，這跟中國激進主義的緣起有關(guān)系。
　　人物周刊：您對新左派是怎樣的態(tài)度？
　　張灝：新左派在政治上提出國家主義，用強大的政府去解決問題，這是很危險的。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是權(quán)力泛濫成災(zāi)的歷史。權(quán)力的問題是核心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還會造孽。世界的20世紀，憑良心講，是人類歷史上的黑暗時期，不知道造了多少孽，可是西方知識分子對這些有反思。我們對“文革”導致的巨大災(zāi)難還沒有足夠的反思。中國的很多問題不需要很聰明的人就能看出來嘛，不是說要懂原子物理的人才能看出來。前段時間，汪暉抄襲的事情，劉禾的那封信寫得相當荒謬啊，很多美國學者居然簽名。這封信大意是說，汪暉在我們這里是多么不得了的人物，你們居然還敢動他。劉禾他們享受著“西方中心”所有的好處，一直在反“西方中心”，關(guān)鍵時候也把“西方中心”的東西拿出來了，他們的邏輯很矛盾。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后現(xiàn)代主義？
　　張灝：后現(xiàn)代主義現(xiàn)在某些方面有新的觀點，但是泛濫成災(zāi)啊。
　　幽暗意識
　　人物周刊：幽暗意識對于我們認識民主有什么作用？
　　張灝：幽暗意識就是要從權(quán)禍的經(jīng)驗里，吸取對權(quán)力的解決辦法。自由主義有兩種，一種是警覺性的自由主義，一種是理想性的自由主義。警覺性的自由主義是起碼的，美國憲法是以這個為基礎(chǔ)的。在西方的思想傳統(tǒng)中，非常有遠見的思想人物看到權(quán)力的問題非常嚴重，人性的陰暗面一旦碰上權(quán)和錢，人一定墮落，沒有話講。專制政權(quán)執(zhí)政多年，里面一定是烏七八糟的。魯迅不是講過嗎，人一闊臉就變。何況大權(quán)獨攬？權(quán)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quán)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我當年受到萊努•尼布爾的影響，他是基督徒，基督教有些地方是很厲害的，把人看透了。
　　人物周刊：您的“幽暗意識”是怎么形成的？
　　張灝：一個因素是“文革”發(fā)生的很多事情使我很困惑。另外一個因素，我接觸到以基督教為背景的自由主義思想，特別是尼布爾的思想�！叭诵姓�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需�！边@句話發(fā)人猛醒。這是他對人性的雙重觀察。一方面，人有上帝給我們的良知，因此每個人都是可貴的，我們才能做好事情�？墒侨诵灾羞�有一些陰暗面，因此民主是必需的。這就是警覺性的民主觀。每個社會都要有政治，沒有政治就會垮，有政治就會有權(quán)力，有權(quán)力就有極大的危險性，民主就是沖著框住權(quán)力來的�！拔母铩碑a(chǎn)生的悲劇，如果有民主的話，就可以避免了。
　　我在美國很多年了，我對民主沒有幻覺，民主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東西，我并不是喊“民主萬歲”的人。因為民主里面也有很多丑劇，也有很多可笑的東西。民主政治可以很骯臟，但至少比血腥的政治要好。我很佩服丘吉爾的那句話，民主并非一個理想的制度，只是人類到現(xiàn)在還沒有想到一個比此更為可行的制度。他這種低調(diào)的民主觀我很欣賞。我覺得高調(diào)的民主觀講烏托邦那樣的東西，是很危險的。
　　很多人在民主面前丑態(tài)畢露，像馬戲團一樣。但是，任何人搞出來的東西不要期望太高。特別是人的政治，政治想弄得十分完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轉(zhuǎn)型時代
　　
　　人物周刊：您參與了《劍橋中國晚清史》的撰寫，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張灝：當年，劍橋歷史系列已經(jīng)出了好多了，70年代以前，中國的歷史一直被忽略，但經(jīng)過老一輩漢學家的慘淡經(jīng)營，也開始有些規(guī)模了，所以他們想是不是也弄一套劍橋中國史。劍橋中國史由費正清主編，他請了一些重量級的學者做撰稿人。我那時候剛剛出道，他不會找我的。我參與撰寫的原因很偶然，費正清找的是我的老師――班老師（史華慈），班老師接下這個任務(wù)后沒寫，而是搞他的古代思想史去了。費正清找過他好幾次，他一直沒交卷，他坦白地告訴費正清，我現(xiàn)在沒時間也沒興趣。怎么辦呢？班老師就對費正清說，我有個學生叫張灝，你讓張灝寫。費正清不大高興，很勉強地給我寫了一封信，讓我寫。我說，可以啊。我剛好對那個時代很有興趣，就寫了�；�了一年多的時間。寫這段歷史逼得我對那個時代有一個全面的觀察，這也是一個契機，讓我看到這個時代的特殊性。
　　人物周刊：這個時代的特殊性是什么？
　　張灝：說到“轉(zhuǎn)型”，許多學者看法不一樣，有的認為是從“五四”開始的，有的認為是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的，有的認為是從明清之際開始的。這些時代你講“變化”是可以的，但是講“轉(zhuǎn)型”的話，就要講基本的價值和宇宙觀，核心思想變了才算是“轉(zhuǎn)型”。
　　1895年左右的中國符合我講的“轉(zhuǎn)型”的定義。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中國不是某一方面的問題，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中國的基本政治秩序要變。
　　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把東亞最大的國家中國打敗，這對中國是很大的刺激，激起中國的現(xiàn)代政治運動。1895年開始，康有為從廣東到北京考試，甲午戰(zhàn)爭失敗的消息傳來，他聯(lián)絡(luò)了許多考生公車上書，演變成維新運動。他們開始通過報紙、學會，傳播他們的思想。
　　這個政治運動的目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要變，最后導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國3000年來的政治秩序崩潰，開始了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危機，這個危機直到現(xiàn)在還存在。
　　人物周刊：您認為中國的激進主義也是從1895年開始的？
　　張灝：我講的故事都是從1895年開始的，中國的激進主義必須從1895年談起，才能充分了解它是怎么來的。
　　考察中國激進主義的發(fā)展，思想的角度非常重要。我認為毛澤東是革命的原教旨主義者，他抱定了馬列主義，這個東西不貫徹到底的話，他一輩子的努力就泡了湯。他認為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非搞下去不可，誰要出來阻擋他，他就把誰打成修正主義。
　　西方很多研究中國革命的人，通常會從政治權(quán)力的斗爭去看，我覺得這是很大的缺陷。哪種政治哪個國家沒有權(quán)力斗爭？權(quán)力斗爭為什么會以這樣的形式出現(xiàn)？這是真正的問題所在。講權(quán)力的話，毛澤東到死，權(quán)力全在他手上，沒動過，沒人敢動。如果說他為了權(quán)力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那是開世界玩笑啊。
　　權(quán)力不是基本的問題，基本的問題是他的思想，他要一意孤行，非要干下來不可。
　　1895年以后，中國思想的主流，都特別強調(diào)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當時在中國不是一個學派，是普遍的空氣，只要是那個時代生活的人，都是民族主義者，因為中國那個時候都快亡國了。
　　中國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思想非常重要。1895年左右最重要的書，不是嚴復(fù)的書，而是康有為和譚嗣同的書，《仁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jīng)考》等等，康有為《大同書》的思想在那時也已經(jīng)形成了，他們認為大同的時代要來臨了。
　　中國的理想主義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大同，一個是富強。很多學者只看到富強的一面，包括班老師（史華慈）。班老師寫嚴復(fù)，李澤厚寫“救亡壓倒啟蒙”，都看到民族主義的重要。許多學者忽略了一點，就是大同所代表的烏托邦思想。毛澤東當時就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1895年以后，人們開始談主義了，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開始了。
　　拿毛澤東來說，他本來認為大躍進可以搞成功的。大躍進失敗，他想重新來過，就搞了“文革”，想把人的思想徹底轉(zhuǎn)化，所以他說七八年就搞一次。他把靜態(tài)的烏托邦變成了動態(tài)的烏托邦。
　　
　　民族主義搞過火了很危險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個人和歷史的關(guān)系？
　　張灝：個人既渺小也偉大。個人受到歷史背景的影響，但個人對歷史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比如我們所說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為什么出現(xiàn)？因為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一些思想家。我們找不出這些人的出現(xiàn)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這些人出不出現(xiàn)，歷史產(chǎn)生了很大分別。我們的世界忽然出了個愛因斯坦怎么辦，忽然出了個毛澤東怎么辦？
　　人物周刊：去年，您在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的時候特別談到了公共知識分子，做公共知識分子應(yīng)該注意什么？
　　張灝：知識分子的職業(yè)化使他們對學校以外的東西失去了興趣，所以，在美國，提出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問題。中國并不缺少公共知識分子，缺少的是公共知識分子處理價值和理想的問題。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走向理想主義的道路，激化的趨勢越來越強。幽暗意識對公共知識分子應(yīng)該是一個提醒。理想是需要的，理想搞過了頭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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