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叩門的手，舉起來又放下，再舉起，還是收了回來。 　　這是1979年初，站在馬寅初門口的是北京大學新聞學專業(yè)58屆畢業(yè)生黃安棟，他在畢業(yè)前被打成“右派”，發(fā)配至北大荒勞動3年。
　　“我當時就是想對老校長說，您的一名右派學生終于被歷史宣判無罪了！我去了兩次，最終都沒有敲門，因為馬寅初先生當時還沒有徹底平反，我不忍去擾亂他老人家的平靜�！�
　　東總布胡同32號院里，下肢已經癱瘓的馬寅初不曾知曉一個學生在門外的躑躅。
　　1961年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回到這個小院時，79歲的他還很健朗。他的“新人口論”和“團團轉理論”自1958年開始被批判，高壓之下他提筆應戰(zhàn)，“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zhàn)，直至戰(zhàn)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持續(xù)兩年多的大批判中,馬寅初沒有寫過一個字的檢討�！拔移綍r不教書，與學生沒有直接的接觸，總想以行動來教育學生，希望他們在求學的時候和將來在實際工作中要知難而進，不要一遇困難隨便低頭�！�
　　“那個年代讀到老校長的雄文，精神上的震動極大，”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黃安棟持續(xù)向北大黨委申訴，“我一再申明我是被錯劃為右派的，‘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過。學校黨委給我復信說，右派是不能平反的。后來甚至威脅我，再申訴，就要將信轉到我所在的地方黨委，以‘右傾翻案罪’論處，但我一直謹遵老校長的教誨，沒有隨便低頭。”
　　萬馬齊喑的高壓年代里，大量知識分子以政治話語取代學術話語，深刻反思、滿心懺悔，痛失個人尊嚴和學術底線。馮友蘭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提到：“我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馬寅初敢怒敢言敢堅守的知識分子氣節(jié)使得他成為后世學人的精神風標。季羨林曾說，建國后的知識分子中他最佩服的一個是梁漱溟，另一個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馬寅初。
　　
　　提議對發(fā)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
　　馬思澤從1953年出生起，就同祖父馬寅初一起住，1961年馬先生辭職歸家時，他只有8歲。“爺爺每天非常平靜地寫作、鍛煉，我們當小孩子的不知道外面發(fā)生了什么�！�
　　惟一遺憾的是當時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門廣場晚上的聯歡�！巴赀@個時候爺爺都會帶著我們到天安門城樓上看焰火、聯歡，我們可以見到很多國家領導人。但1958年晚會那天，我們覺得到時候了，爺爺卻說不去了，身體不舒服。
　　“這些年經常有人問我們，祖父在家里跟我們談論過人口問題嗎？我們這些兄弟姐妹仔細回想，在我們共同生活的30年間，他也許同我們的父輩談論過，但的確從未跟我們這些第3代談起。當年他的人口理論被批判時，我們都還是孩子，隨后的十幾年，人口問題成了禁區(qū)，再后來，等我們真正想要了解這些問題的時候，爺爺已經年邁，無法與我們清晰地討論問題了�！�
　　年幼的他曾經從祖父書房翻出一本批判《新人口論》的油印冊子，“云里霧里地看完，卻百思不得其解”。無法將冊子中批判的這個要“用戰(zhàn)爭消滅人口”的人，與身邊那位陽光、慈愛，為孫子們剿滅螞蟻而惱怒的老人聯系在一起。
　　馬思澤笑著為本刊記者介紹他的堂弟馬大成，“他現在杭州馬寅初紀念館工作，是9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位，當年我爺爺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起因之一就是建國后他歷年回浙江嵊州老家考察，每次大成的父母都會抱著一個新出生不久的孩子出來歡迎他，著實讓他嚇了一大跳。”
　　馬寅初1882年6月24日（清光緒八年農歷五月初九）出生于浙江紹興縣皋埠村，按干支紀年，他出生之年為壬午年，五月為午月，初九為午日，再加上他午時出生，又姓馬，正應了老話說的“五馬齊全”！
　　馬寅初幼時舉家遷居嵊縣浦口鎮(zhèn)，他的父親馬棣生有一手釀酒的好手藝，母親王氏賢惠精干，家里開的“馬樹記”酒家生意甚是興隆。馬棣生最初想培養(yǎng)馬寅初做賬房先生，但馬寅初執(zhí)意要念書。在義父張江聲的資助下，他于1898年秋入上海教會學�！坝⑷A書館”，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學。1906年，他獲得官費派往美國耶魯大學留學的資格，并和其他留學生得到時任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召見。
　　馬大成聽族里的老人講，馬寅初要留學西洋的消息曾令舉族歡欣，馬家人辦了幾天酒，唱了幾天戲，熱熱鬧鬧慶祝了一番�！鞍凑绽陷叺恼f法，清末北洋大學畢業(yè)，就相當于舊時的‘賜進士’，一人中舉，全家風光，就連村里人也跟著橫起來。光緒年間，距離我們浦口5里路的塘頭溪村有個讀書人中舉，他們村的人到我們浦口買東西不付錢，浦口人都拿他們沒辦法。小爺爺留洋等于給浦口人出了氣。”
　　1916年，馬寅初拿到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哲學博士學位回國，時年34歲。他先在北洋政府財政部任職，后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經濟系任教。
　　1920年起，他一邊創(chuàng)辦新式商科學校，一邊陸續(xù)在上海、北京的學校和金融機構發(fā)表演講，普及經濟常識、吁請整頓幣制。1927年，45歲的他辭教入仕，抱著“為國犧牲”、“為社會服務”的理想加入了國民黨，歷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卻越來越虛空動搖，寄望稅制改革、再造中國經濟的他最終發(fā)現，政府“不能辦富人稅，只能在窮人身上著想”；“三民主義”是虛、權貴資本是實；“此種喪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滿清政府及軍閥所不敢為者，而今已現于青天白日之下，誠可謂每況愈下，令人為之痛哭也！”
　　“今舊道德已漸失其勢力，欲打破人民升官發(fā)財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應將新舊兩教育互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他重返文教陣地，先后在杭州財務學校、上海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任教。
　　“很多人贊嘆祖父在1958至1960年間的表現，其實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獲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難而進�！�
　　馬思澤指的是1939年。那時，國民黨的達官顯貴們大發(fā)國難財，馬寅初在《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上接連發(fā)表《提議對發(fā)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zhàn)后之復興經費》、《對發(fā)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為我國財政與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開發(fā)表“我對于抗戰(zhàn)的透視”、“我們要發(fā)國難財的人拿出錢收回膨脹的紙幣”等演講，矛頭直指“蔣委員長”。
　　“有人說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個家族英雄，因為他庇護的只是他的親戚家族。他們用租稅、公債和通貨膨脹三種方法，刮盡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連他們子子孫孫的棺材錢都撈足了，哪里還管老百姓的死活！”
　　他把兒女帶到演講現場，對著人群中的特務說：“我馬某人愿效譚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慚愧地說，我自橫刀向天笑！為了抗戰(zhàn)，英勇的數十萬將士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文人在后方無所貢獻，也應當不惜死于后方，把應該說的話大膽地說出來。如果我慘遭毒手，也讓他們（妻子兒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從而把我今天講的話，當作贈給他們的一筆遺產！”
　　1940年12月，馬寅初被逮捕，國民黨中央社發(fā)稿稱“立法委員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戰(zhàn)區(qū)經濟”，實際上他已被押進貴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他被轉押至江西上饒集中營。1942年8月回到重慶，被軟禁在歌樂山家中。
　　經周恩來等人在國民參政會上的強烈呼吁，1944年12月，62歲的馬寅初終得自由，當月月底他在重慶工商界“星期五聚餐會”上第一次公開露面。數年監(jiān)禁絲毫未能折損他的剛正公義，他作了題為《中國工業(yè)化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的演講，這位聲名遠播的經濟學家、資深國民黨員亮出了自己最新的政治主張，“今日中國之最大事業(yè)，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決經濟問題。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
　　其后數年，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堅定的黨外盟友，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察開啟民智，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發(fā)表《中國為什么窮》、《今日我國經濟的總檢討》、《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我們應該怪什么》等演講。
　　1946年，上海18個經濟學術團體為馬寅初64歲壽辰慶生，打出一面“馬首是瞻”的錦旗。
　　“‘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難，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難’。我爺爺的這句話傳播很廣，很多人佩服他的硬骨頭精神，把他想象成了鋼鐵戰(zhàn)士，”馬思澤看過一些有關祖父的文章以及影視作品，“大義凜然，言辭激昂，很正面很高大。”
　　他笑著說，很多細節(jié)“是作者善意地夸大和演繹”，“我爺爺的性格確實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種倔強，但通常他為人做事、撰文演講的風格很平實，很多時候又顯得詼諧幽默。在‘新人口論’遭到全國范圍持續(xù)的口誅筆伐、‘右派’帽子隨時可能扣下來的政治高壓態(tài)勢下，他居然還會公開撰文調侃自己被批得‘心廣體胖了’，‘對我潑冷水，是最受歡迎的’，可見他那深入骨子里的倔強和幽默�！�
　　“爺爺個頭不高，臉型和體態(tài)均很圓渾，不像魯迅先生那樣有棱角，完全不像個‘戰(zhàn)士’。他將‘事’與‘人’分得很開。聽我父親講，在重慶時期，爺爺在各種場合撰文演講，猛烈抨擊四大家族發(fā)國難財的財稅政策，但同時又仍能與他們交往，所以在重慶大學的師生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爺爺舉辦60壽辰慶賀會的時候，孔祥熙也送來了賀聯。爺爺非常敬重和感謝周恩來總理，但在如何對待人口問題的觀點上，他謝絕了周總理的勸導，選擇了拒絕認錯�！�
　　
　　不聽周恩來勸阻
　　馬寅初從來就不是一個與政治絕緣的書齋學者，解放初他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一邊參與指導過渡時期的經濟建設，一邊努力學習俄文，學習馬列主義。
　　1951年6月，他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被任命為北大解放后第一任校長。就職演講中，他說：“同學們或許要聽我的建校方針，這點不免要使諸位同學大失所望。我認為建校方針是中央所定，一個大學校長只有工作的任務，沒有建校的方針。一個校長應以執(zhí)行中央的政策、推動中央方針的貫徹為任務！”
　　他號召教職員工學習新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念。“這次學習是為諸位的好處，也是為了學校的好處，中國的好處”，“不要時代進步了，你的思想停止著；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維持你現在的利益，不向前進，要落后的。堅持落后，就會變成反動，所以要學習，時代向前跑，你要跟著向前進”。
　　他強調辦教育要學習新思想。1951年暑假，北大率先在全國高教界發(fā)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學習運動。當年9月，周恩來應馬寅初之邀到北大作了題為“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自此之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逐步擴大到全國。這是建國后知識分子失掉獨立性的開始。當年的《人民日報》陸續(xù)刊登了朱光潛的《最近學習中的幾點檢討》、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茅以升的《我的檢討》、李寶震的《我的反動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業(yè)》、羅常培的《從三反運動中認識了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等文章。
　　為了讓北大經濟系教授周炳琳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過關，馬寅初專門到周教授家中給他做工作。馬寅初在一個臺階上跳上又躍下，對周說：“只要下決心改造，就如同這一跳，就改造過來了！”
　　“講政治”的表現還有，1957年5月，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上，不少人提出黨委撤出高校的建議，馬寅初在會上大聲反對：“學校黨委制有他的好處，以北大為例，有8000個正規(guī)生。這8000人的思想、家庭情況，黨委都知道。如果黨委退出去，我是無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長，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體也不能鍛煉了！”
　　熱烈擁抱社會甚至熱烈擁抱政治，幾乎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與新政權的緊密結合，曾使得有人在馬寅初的“團團轉”理論和“新人口論”痛遭撻伐時，偷笑他“拍共產黨的馬屁拍到了馬蹄子上”。
　　他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熱忱發(fā)自內心，那些“講政治”的話語和行動，恰如《圣經》所說的“我因為信，所以如此說話�！毙轮袊闪⒑螅缭鐬樽约何闯鍪赖牡谌『昧嗣�，“思潤”、“思澤”、“思東”……幾乎每個孫輩的名字都表達了對人民領袖的景仰。
　　但他無論是治學還是參政，始終以調查和實證為憑據，也因此不曾陷入高呼口號和惟意志論的歧途。1958年后，在政治話語全面轄制學術話語，大批知識分子失去獨立思考和獨立批判的傳統(tǒng)時，馬寅初用自己對學術底線的堅守贏回了一個知識分子應得的尊敬。
　　“他身居高位，跟政治家們走得很近，為什么能在政治運動中不迷失，堅守住自己的學術底線？”馬思澤坦言，“說真的，我也不知道確切的答案。我想一是他愛說真話的個性使然，他身居高位，卻不迷戀高位，所以可以獨立地發(fā)表見解；另外一方面，他用的是自己調查得來的第一手資料，他對自己的觀點有充分的把握�！�
　　自1953年起，馬寅初每年都回浙江走訪、調研，有贊有彈，從未停止過逆耳忠言的進諫。他的《新人口論》中關于“控制人口，計劃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對夫婦生兩個孩子。通過人口控制，降低消費，增加積累，擴大生產”的核心構想也是經過3年的實地考察后方才提出的。
　　1955年他在人代會浙江組就人口控制作了發(fā)言，“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故我主動把發(fā)言稿收回”。
　　等待觀點公開的日子里，他曾對《文匯報》駐京記者說，“最招人生氣的是那么一種人，他們看風使舵，看著共產黨員反對的多，他也就反對，而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種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產黨要聽他們這些人的話，早晚要上當！”
　　馬寅初與周恩來私交頗深，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周恩來擔憂他的處境，親自約見他并進行深談，給他做勸導工作。
　　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終決定寫進了《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的“附帶聲明”中：“最后我還要對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慶受難的時候，他千方百計來營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參政，也是應他的電召而來。這些都使我感激不盡。如今還牢記在心。但是這次遇到了學術問題，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心中萬分不愉快，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希望我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絕檢討視同抗命則幸甚。”
　　
　　“馬寅初在準備攻擊毛主席的炮彈”
　　1961年初，已經“下臺”的他上書中央，對學習毛澤東思想中的個人崇拜和迷信，以及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惟意志論等問題坦率陳詞，“搞個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
　　1962年，他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的身份到老家嵊縣視察，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指示當地縣委、縣人大：“馬寅初此次出京視察，是為了搜集情況，準備攻擊黨中央、毛主席的炮彈的，你們要事先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一發(fā)炮彈也不能讓他搜集去。”浙江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也作了指示，“要密切注意馬寅初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作好秘密記錄（作記錄時不能讓馬老看見），于每晚11時用電話向省里匯報�！�
　　余國柱時任嵊縣副縣長，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大家都感到很為難，商量來商量去，由我和統(tǒng)戰(zhàn)部工作人員蔣文儒同志負責全程陪同，我頓時感到擔子沉重�！�
　　馬寅初到浙江后，時任浙江省糧食廳廳長丁友燦“奉命”以同鄉(xiāng)和朋友的身份陪同前往嵊縣，“當晚，為馬老接風，我們幾位副縣長都作陪。席間，馬老悶聲不響，埋頭吃飯。不知是因為長途奔波累了，還是因為馬老感覺到我們心中有鬼，誰也沒有多說一句話�！�
　　馬寅初休息后，余國柱等人趕緊與丁友燦一起商量、研究第二天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布置防范工作。
　　馬寅初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約見嵊縣城東科技站的技術員楊木水，這位桑蠶養(yǎng)殖輔導員1961年給毛澤東和馬寅初分別投書，提出“恢復農村經濟的頂好辦法是包產到戶，反對辦食堂，反對大鍋飯”。
　　接待組事先精心組織了人選，準備了一場以“大講農村生產自救大好形勢，批臭‘包產到戶’反動理論”的座談會，通知楊木水參加，但不給他機會發(fā)言，并且要讓馬寅初在座談會上“受到一次實實在在的教育”。
　　沒料到馬寅初把楊木水單獨叫到賓館，“砰”地一聲把接待組關在了門外。
　　“我和丁廳長、尹秘書面面相覷，一籌莫展�！鼻榧敝�，他們叫來一名縣醫(yī)院年輕護士，命她以照顧馬寅初身體為由敲門進去，不料剛進去幾分鐘，小護士就被打發(fā)出來。
　　余國柱只得硬著頭皮自己去敲門，賠笑說：“馬先生，是這樣，您的指示很重要，縣委怕有所遺漏，特意派了一位速記秘書來聽候您的調遣。”
　　馬寅初面露慍色，再次拒絕了接待組變相旁聽的要求。他同楊木水單獨談了三個多小時。10天后，馬寅初因病提前結束調研，余國柱等人帶著忐忑的心情送他離開，經集體研究送了他10斤年糕、5斤榨面、一個豬頭、兩斤板油。
　　盡管馬寅初后來并沒有拿出什么“攻擊毛主席的炮彈”，但余國柱等人仍然遭到“階級立場不堅定、匯報材料觀點不鮮明”的批評，楊木水其后被監(jiān)禁17年，直至1979年4月才出獄。
　　
　　“文革”中總理指示保護馬寅初
　　時年80的馬寅初因風寒匆匆離開嵊縣，先到杭州省立浙江醫(yī)院就醫(yī)，被確診已由重感冒轉為急性肺炎。在杭州治療一個月后，他返回北京，直接住進協和醫(yī)院。這場大病使他元氣大傷，愈后雙腿行走不便。3年后，一腿癱瘓，艱于行走，90歲時另一條腿也癱瘓了。
　　“‘文革’開始時，我12歲，在家里的男孩子中算是最大的。爺爺腿腳不便，我們孫輩就承擔起收集信息的任務�！瘪R思澤和姐姐馬思潤曾多次去北大，“在一排排大字報墻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擠來擠去，看大字報，抄大字報”。
　　大字報從北大傳到社會，貼到長安街上、大小胡同里。馬寅初曾不顧腿疾，自己出門看大字報，馬思澤和不到10歲的弟弟一邊一個，保護著爺爺不被自行車碰到。
　　1966年8月，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wèi)兵后，北京城里的動靜變得更大了，紅衛(wèi)兵四處抄家，馬寅初所住的東總布胡同也未能幸免。住在該胡同1號的著名實業(yè)家李燭塵，建國后官居輕工業(yè)部部長，雖然本人受到有關部門的保護，家里仍然遭到徹底查抄。
　　“與其等紅衛(wèi)兵來查抄損毀，不如自己動手處理。一天，我父親馬本初下班后，輕輕對爺爺說：‘爹，咱們家也收拾一下吧�！�
　　大人收拾好了需要處理掉的書籍、信件，甚至包括馬寅初先生已經寫完、尚未付梓的近百萬字《農書》書稿。馬思澤負責把它們搬到院內的小鍋爐去燒掉�！盃t膛的火燒了好久，都燒完了，我摸了下暖氣片，是熱的。”
　　有兩件物品在進爐膛之前被馬思澤撈了出來：一是1941年重慶大學師生為被囚禁在貴州的馬寅初慶祝60壽辰，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送來的壽聯，“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還有一件是新華社當年祝壽時送的一副紅綢對聯，“不屈不淫征氣性，敢言敢怒見精神”。
　　“爺爺從北大辭職回家之后，一直很平靜。上了年紀的人，不像我們年輕人容易七情上面。燒書的時候也是這樣，他躺在竹躺椅上，靜靜地看著我們整理，偶爾有拿不準是否需要處理的書會拿去征求他的意見，他自始至終沒有說什么話。”多年之后，馬思澤每憶往事，心里都會隱隱作痛，“爺爺當時在想什么，我無法想象。”
　　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反動透頂”的馬寅初最后并沒有被劃為“右派”。“文革”開始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來到家中，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聯系電話，并且明確告知，奉總理的指示，我爺爺要受到保護�！�
　　“可能是因為總理的關系，他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和我們住在一起，包括秘書、炊事員、司機等等。”
　　馬思澤至今記得家人從收音機里聽到總理去世噩耗的日子，1976年1月8日�！澳鞘且粋�禮拜天，早晨我一打開收音機，聽到周總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這是真的。大家沒敢把這一不幸的消息告訴爺爺。1月10日，我家接到參加‘周總理遺體告別儀式’的通知，這回怎么也瞞不住了。吃晚飯后，父親把報紙給爺爺看。他什么話也沒說，報紙輕輕地垂落到地上，他就那么靜靜地坐了很長時間。我們建議他不要勉為其難去參加告別儀式――他患直腸癌后做了手術，大小便不易控制，大家擔心有什么意外，影響不好。我爺爺非常堅決地說：‘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告別儀式當天，為了控制大小便，94歲的馬寅初水米未進�！澳且荒甑亩旄裢夂�，而他已經很少出門，棉服大衣什么的都壓箱子底兒了，我伯父、我爸爸他們幫他找出來，一層一層地穿上，穿得非常厚，最后簡直是‘塞’進輪椅里的。”
　　馬思澤推著祖父在總理遺體前默哀，“他使勁兒地向前探身子，想鞠躬表示哀悼，我在后面幫他推了三下。參加遺體告別的人員都是繞著遺體走一圈，他堅持要走兩圈。他盡了他的最大努力來表達對總理的敬意�！�
　　
　　沉默有時，發(fā)聲有時
　　“文革”期間，馬寅初每天讀報，關注時局的發(fā)展與變化。他極少發(fā)表評論，但會以他特有的方式表達他的政治態(tài)度。
　　“四屆人大選舉周恩來繼續(xù)擔任總理的職務，新聞公布后，爺爺立即就給周總理寫了賀信，并在當晚用掛號信寄出�！�
　　“四人幫”被打倒后，95歲的馬寅初高興地在孩子們的陪護下加入了長安街上歡慶勝利的游行隊伍。他乘坐小車夾在滾滾的人流中緩緩前行，放下四面的車窗玻璃，手持一面小旗不停地搖動，與大家一起分享著喜悅的心情。周圍游行的群眾都好奇地探頭往里看，并對這位不認識的老頭報以會心的一笑。
　　1977年8月，他看到《人民日報》刊登的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十分欣喜，讓兒子為他代筆，向黨中央寫信道賀，“我高興鄧副主席又恢復了他的一切職務，有葉副主席、鄧副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出來主持工作，我們的國家必定會興旺發(fā)達起來�！�
　　1978年底，他在報紙上看到陳云恢復工作的消息，又特囑家人代筆寫去賀信。
　　1979年夏，在社會各界的呼吁和陳云的親自敦促下，為馬寅初平反的工作正式啟動。
　　當年7月25日，時任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李貴受黨中央委托，登門拜訪98歲的馬寅初。新華社記者楊建業(yè)在當年的新聞稿里這樣記錄：
　　會見在馬老的臥室進行。馬老坐在單人沙發(fā)上，在座的還有他的夫人和兒女。
　　李貴副部長說：“今天我受黨的委托通知馬老：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以后這兩次對您的批判是錯誤的。實踐證明，您的節(jié)制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組織上正在為您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希望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過晚年，還希望馬老健康長壽�！�
　　馬老興奮愉快地回答說：“我很高興。二十多年前中國人口并不多，現在太多了。要盡快發(fā)展生產才行啊！”
　　1979年9月11日，黨中央正式批準了北京大學黨委《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9月中旬，北京大學邀請馬寅初擔任名譽校長。
　　馬寅初欣然接受，委托兒子馬本初代致答辭：“一樣東西平反過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無論是學術問題還是政治問題，都是這樣。這需要有寬闊的胸懷和巨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能有這樣大的氣魄、這樣大的力量，實事求是地為曾經批判錯了的人平反，公開地改正自己的錯誤，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過的。這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大有希望的……”
　　1979年11月，《新人口論》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紙風行，不到一年的時間，竟加印至23萬冊。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全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實行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并倡導晚婚晚育。從此，長達30年的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國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結構和生育率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身為電影技術高級工程師的馬思澤如今只要看到與人口學有關的書籍都會買下來，“因為爺爺的關系，對我國的人口學狀況和人口政策的變化有種天然的關注和了解的熱情�！�
　　“如果當初毛主席聽了馬寅初的建議，中國現在會是什么樣？”馬思澤經常聽到人們談論起他的祖父，作類似的假設。“歷史不能假設。但有關人口問題的爭論至少可以給大家一個啟示，學術問題特別是社會學領域的問題，往往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社會進程驗證，才能判斷哪種觀點是正確的。決策者要允許爭鳴，不要輕易地說誰對誰錯，封殺不同意見�！�
　　
　�。▍⒖假Y料：鄧加榮《我國經濟學泰斗馬寅初》、彭華《馬寅初全傳》、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黃安棟《母校之魂----追憶馬寅初校長》、余國柱口述、韓興昌整理《一次特殊的接待陪同》、馬思澤《焚書的年代》、馬大成《我的小爺爺馬寅初》、《談談馬寅初》等）

相關熱詞搜索：而死 而生 馬寅初 馬寅初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胡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