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羅大佑的訪談，分兩個下午進行，地點從酒店會所到他的家里，話題也不斷地跳躍和發(fā)散，總是從預設(shè)的題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會、時事、歷史和科技。手勢不斷，表情豐富，時而激動時而低沉，時而興奮時而嘆息，這位音樂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樂，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春晚：十八歲不能唱成八十歲
　　
　　
　　人物周刊：先求證一個問題。2001年，在新浪網(wǎng)和網(wǎng)友訪談的時候，你說“我大概會寫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這個說法，現(xiàn)在時間快到了。
　　羅大佑：那時候看起來，寫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沒料到金融海嘯會來，這個事情可能讓我再延續(xù)一下。我們在弄縱貫線的時候，根本就沒想過這個問題。去年5月10號，樂隊開第一次記者會，那時候我在臺北，隔兩天四川就大地震了，這也是沒想到的。
　　突然之間，很多事情要去handle（應(yīng)對），很多題材可以寫。去年發(fā)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產(chǎn)變成一個全世界的問題，聽說全世界的財產(chǎn)從60兆美金跌了一半，這個財產(chǎn)是把股市、樓市、GDP和所有儲蓄都算進去的。你看前幾天的新聞，賭王的身家就縮水了9成。
　　人類的共識從來沒有達到一致，但這次，所有的人類，從歐洲到美洲到亞洲，大家都認同這個經(jīng)濟危機是前所未有的，這樣的話可能大家會團結(jié)一點。
　　人物周刊：蕭條時期通常也蘊藏著很多機會，你們縱貫線現(xiàn)在有沒有相關(guān)的題材？
　　羅大佑：我覺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點這個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張震岳）的想法，他是從電影里去找感覺，從一個殺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別的角度去寫。討論的時候，李宗盛覺得可以發(fā)展下去，我就說，每個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個人一輩子總有個時間是像亡命之徒一樣地生活。取得這樣的共識后，我們覺得可以從每個人的角度去找一個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們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還改名為《出發(fā)》。
　　羅大佑：對對對，歌詞改得比較健康一點。
　　人物周刊：這背后是怎樣一個過程？
　　羅大佑：也沒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個預告。從4月18日的北京開始，接下來會有一系列的演唱會，這個時候做做宣傳也不錯。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給沒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們也按照上級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愛的初體驗》，講到“是不是我的十八歲”，現(xiàn)場把歌詞打出來，我說我們唱成八十歲好不好，那邊就說不行，一定要唱十八歲，歌詞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覺。這蠻有趣的。
　　
　　我贊成兩岸慢慢地、自然地
　　走到一起
　　
　　人物周刊：現(xiàn)在回過頭，怎么看臺北？
　　羅大佑：我現(xiàn)在反而最不會形容臺北了，一個人一輩子最不會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鄉(xiāng)，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現(xiàn)在把臺北當作自己的家了？
　　羅大佑：還是有點猶豫。不過現(xiàn)在好多了，自從去年5月，馬英九上臺之后，就好很多了。陳水扁嚇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嚇死人。
　　人物周刊：他們一家這幾個月占據(jù)了很多報紙的版面。
　　羅大佑：你看這個人，在總統(tǒng)府里搞成這樣，在監(jiān)獄里還能搞成這樣。（邊搖頭邊笑）
　　人物周刊：你現(xiàn)在還是在關(guān)注那邊的新聞吧？
　　羅大佑：重要的新聞都會關(guān)注。比如說臺灣的經(jīng)濟，很多人都說，哎呀，馬英九沒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覺得陳水扁搞了那么大一個爛攤子，其實李登輝的后期已經(jīng)很糟糕了。馬英九一上來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藍綠的對立還是很緊張，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給他多一點時間。奧巴馬當選之后的演講說了，金融海嘯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總統(tǒng)的一個任期之內(nèi)就能結(jié)束。你想要馬英九怎么樣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覺得馬英九上臺，會讓兩岸關(guān)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觀察？
　　羅大佑：我覺得兩岸應(yīng)該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關(guān)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較贊成兩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來，不要太牽強地統(tǒng)一，就像香港和大陸，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煩事會一大堆，兩邊本來就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又說到金融危機可能是個好事情：當人類發(fā)現(xiàn)每個人都那么危險的時候，惟一的辦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個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們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體，難道你要相信空氣嗎？相信海水嗎？相信動物嗎？我覺得每個人在危機里都只能夠相信其他人，所以會更團結(jié)。
　　
　　我是樂觀的�，F(xiàn)在大家經(jīng)濟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過這個難關(guān)，政府和銀行系統(tǒng)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這個難關(guān)解決掉，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溫家寶這次去歐洲，應(yīng)該就是談?wù)摻鹑谶@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對時事的關(guān)注挺多的。
　　羅大佑：這個很重要嘛，亞洲、歐洲、美洲現(xiàn)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國小說里講的三國時代，亞洲現(xiàn)在變成了美洲跟歐洲之間的協(xié)調(diào)者，大國崛起就是這樣，我覺得現(xiàn)在怎么去扮演一個好的協(xié)調(diào)者，去幫助另外兩個洲，這是好的事情。中國這個名字，本來就有一個“中”嘛，有點中庸的、中間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國人也經(jīng)常相互埋怨對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夠中。
　　羅大佑：你要反過來想，你批評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實你是想中的，才會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國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門而入啊。其實中國人是一個蠻矛盾的民族。我覺得歸于自然是比較符合中國人的哲學觀，像老莊哲學就是，從中國的音樂里可以聽出來，從國畫里也可以看出來。
　　
　　為什么要打倒崔��？
　　
　　人物周刊：當時你離開臺灣去紐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羅大佑：從《明天會更好》那首歌就開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來的。當時，黨外的人批評我被國民黨利用，批評我變節(jié)跑過去幫國民黨；國民黨的人又覺得，我寫出這樣的歌不倫不類。兩邊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時有一個逃避的心理？
　　羅大佑：當然有，我覺得在臺灣已經(jīng)沒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這個社會之外，這樣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紐約，可能意味著從零開始。
　　羅大佑：對對對，歸零就對了。英語有一句話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沒得可輸?shù)脑�，你就贏了。如果還在意我是羅大佑、在意那么多掌聲的話，你就會損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氣壯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紐約的生活怎么樣？
　　羅大佑：我跑到最亂的、一般來講中國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為什么？
　　羅大佑：我覺得這樣才踏實，敢在臺上唱歌的人，就應(yīng)該敢到那么危險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臺上很危險嗎？
　　羅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實舞臺蠻危險的。我說的舞臺不是一般人講的舞臺，而是一個focus。比如在媒體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講的話可能會被人斷章取義，那是很危險的。像狗仔隊那樣的拍照，你交個女朋友、去夜店之類，都要偷偷摸摸。公眾人物都會面對同樣的問題，都是危險的。
　　搭得不好的話，演出的舞臺也是危險的。華健就碰到過，舞臺搭得不好，從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現(xiàn)在回頭看紐約，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城市？
　　羅大佑：紐約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個都市，最大的一個人類原始叢林，它有全人類最好的和最壞的東西，最大的罪惡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紐約的時候都做些什么？
　　羅大佑：我那時候去考醫(yī)生執(zhí)照。臨床醫(yī)學考過了，基礎(chǔ)醫(yī)學還沒考�；�礎(chǔ)醫(yī)學要念很多書，藥理、解剖，一大堆。那時候本來想放棄音樂的，后來跟各種人接觸多了，覺得搞藝術(shù)還是很好，比較踏實，是我自己喜歡的。
　　人物周刊：那邊的藝術(shù)家是怎樣的生活狀態(tài)？
　　羅大佑：他們會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說我的窗戶壞了，幫我修一下，他們就帶著整套工具過來，很專業(yè)的樣子。紐約的那種氛圍很好，藝術(shù)家之間會互相支持。你要開一個party，我一定會到。中國沒有那樣的氛圍。
　　華人世界的藝術(shù)家，相互的支持不夠。你看中國人要搞一個band （樂隊），特別難。像我們縱貫線，都是有十幾二十年音樂經(jīng)驗的人，知道團結(jié)很重要，我們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會彈keyboard（鍵盤），李宗盛在弄那個木吉他，華健雖然電吉他彈得不好可是很喜歡這個工作，所以樂隊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幫助對方把這個空間開拓出來，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這個天空，這個天空是我們共同的天空，當我們把這個天空創(chuàng)造出來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覺得華人世界有一點比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這個概念是有問題的。你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條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羅大佑走了這條路，你就不能走一條非羅大佑的路嗎？你干嘛要做另外一個羅大佑呢？為什么要做另外一個羅大佑來打倒羅大佑呢？不值得嘛。
　　
　　在香港，太大膽你就沒朋友了
　　
　　人物周刊：從紐約來到香港，從西方回到東方，會不會有不適應(yīng)？
　　羅大佑：還好啦，都是資本主義，在這個社會上誰也不管誰。不過，畢竟還是中國人的地方，創(chuàng)作上你大膽一點，就會有朋友說，小心點，不要拖我們下水啊，別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膽，就沒朋友了。在紐約，創(chuàng)作上是誰也不管誰。
　　人物周刊：當時為什么要來香港？
　　羅大佑：1986年，我從紐約來香港，擔任一個音樂比賽的嘉賓。我發(fā)現(xiàn)香港正在面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事情叫“七一”，我覺得這是人類歷史上很大的一個事情，一個人一輩子可能都不會碰到一次。那段時間，我在香港寫了《東方之珠》，連詞帶曲，沒記錯的話，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時候想想，我還是決定做音樂。1987年4月，我給父母寫了一封11頁的信，當時他們很擔心我做音樂，我說我還是喜歡做音樂，你們要相信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寫了那封信之后，他們就不再擔心我了。
　　紐約讓我認識到artist（藝術(shù)家）的正常狀態(tài)。香港讓我認識到比較好的創(chuàng)作制度，香港有作詞作曲人協(xié)會，各種制度，包括版稅制度比較完善，創(chuàng)作的自由也比較有保障。
　　那時候香港的翻譯歌還比較多，翻譯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創(chuàng)歌，我總覺得中國人還是要創(chuàng)作中國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樂，你現(xiàn)在會是一個好醫(yī)生嗎？
　　羅大佑：不敢講是好醫(yī)生，但也是不壞的。我是那種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難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醫(yī)生這個行業(yè)其實不是太快樂的，很嚴肅，我做音樂已經(jīng)這么嚴肅了，再去做醫(yī)生，肯定會給自己更大的壓力。
　　人物周刊：那時學到的東西，現(xiàn)在還有用嗎？
　　羅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個醫(yī)生的行業(yè)，都是在學習怎樣面對生命、尊重生命。音樂也是這樣。創(chuàng)作都要講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東西。
　　醫(yī)生看的生死比較多，可能會無情一點。醫(yī)生是必須借著無情來表達他的有情，創(chuàng)作則是借著有情來表達生命的無情。
　　人物周刊：當時對于自己做音樂，有沒有懷疑過？
　　羅大佑：當然有，我到現(xiàn)在還在懷疑，擔心自己隨時有可能下一首歌寫不出來，一直都有這個擔心。這個擔心是對的，會讓我把創(chuàng)作出來的每一首歌都當成是上天的恩賜。
　　
　　
　　北京松綁了，中國就松綁了
　　
　　人物周刊：后來，你在內(nèi)地也生活過。
　　羅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廣州的演唱會，我是2月18日在廣州開演唱會，正好過幾天是中國國家隊打巴西，也在天河體育場。那是SARS最厲害的時候，那天又是我爸爸過世5周年紀念日，這對我特別重要。演唱會之前，我在北京問了很多朋友，你們有沒有聽到消息，我從香港帶了一些口罩，你們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為什么會去北京生活呢？
　　羅大佑：去北京之前在臺北。2000年，陳水扁上臺后，我覺得臺灣怪怪的，覺得李登輝出賣了連戰(zhàn)讓陳水扁贏了。臺灣看起來很民主，但這種民主后面有一種很大的欺騙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覺得藍綠的斗爭，根本就是民進黨搞出來的，后來也證明了，這是一場像“文革”那樣的，左派跟右派之間的斗爭。這個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沒有中間路線，“反右”就是這樣開始的。民進黨把自己定義成綠色，像我這種無黨無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藍的。我什么時候支持過國民黨�。课业母瓒际窃趪�民黨時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藍色了。我感覺在臺灣已經(jīng)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試試，找個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樣？
　　羅大佑：北京的生活還是不錯的，但我覺得北京的官僚氣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個人都有個親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樣�，F(xiàn)在回頭看看，也蠻有趣的，這段時間是北京變化最大的時候，就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歷史上變化最大的時期，不只是因為奧運。像建筑，這幾年新建了好多，整個都市的樣貌都變了。
　　人物周刊：你覺得這是好事嗎？
　　羅大佑：有好有壞。為了跟世界接軌，這樣是好的；為了把中國傳統(tǒng)的官僚氣瓦解掉，這也是好事；還有甩掉歷史的包袱。中國背著很重的歷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這個包袱松綁的話，中國就很難輕松了。北京松綁了，也是中國的松綁。壞處是，我們和中國文化之間，會不會造成一個脫節(jié)，掉到科技的漩渦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脫節(jié)會造成什么后果？
　　羅大佑：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會寫中國字是很嚴重的，比西方人不會寫ABC更嚴重。西方人只要認識26個字母，但中國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連象形文字都不會寫，這個文化就很危險，就沒有認同感了。我一直覺得認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沒落我相信跟這個國家的脫亞入歐有關(guān)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時候，經(jīng)濟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現(xiàn)在就不行了。雖然日本這個國家很干凈，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會覺得這個國家缺少了一個東西，少了一個根本，所以亞洲人都不喜歡日本，歐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會覺得自己是歐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說，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覺得對你這一代臺灣人來說，你們的本是什么？
　　羅大佑：我覺得不管臺灣人怎么樣了，跟中國必定還是有關(guān)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國人在血緣上、地域上都是有關(guān)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開。在臺灣做那些去中國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還是用筷子吃飯的嘛，除非你硬要訓練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飯，但是這可能嗎？
　　我覺得認同，不管是怎樣的感覺，都是一種普世價值。人畢竟是情感的動物。我想我們認同的都是一種不具有大的破壞性的價值，一種有安全感的自由的價值，就像羅斯福講的，人有免于恐懼的自由，這是人的權(quán)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羅大佑：1985年非洲饑荒的時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藝術(shù)家。你看藝術(shù)，講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類的愛、和平共處，所以他們最反對的就是破壞者。破壞者就是戰(zhàn)爭、饑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琢磨上海，研究廣州
　　
　　人物周刊：后來你又去了上海，你覺得上海怎么樣？
　　羅大佑：我覺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臺北4個城市里，最相同的兩個是上海跟香港，所以會有一個銀行叫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嘛。（大笑）這兩個城市太像了，匯聚了很多豐富的東西。大家都不?嗦，追求利益，精打細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東西，從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視頻。大家都知道金錢的價值很重要，這是很現(xiàn)實的，金錢不是第一的，但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斷地換地方生活，是為了體驗，還是為了尋找一個對你來說比較有安定感的地方？
　　羅大佑：可能也是一種好奇心吧。1997之后，內(nèi)地在很多方面幫到香港，同時香港也帶給內(nèi)地一些新的東西。短短10年之間，那種全球化的速度，讓人感覺中國并沒有在世界之外。這十幾年里中國的變化，比從1997追溯到1901年的變化都大，從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這個窗口是多么厲害。
　　還有廣州，廣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現(xiàn)在的地位。我去每個地方做演唱會之前，都會做一些study。我發(fā)現(xiàn)，廣州有全中國第一個做槍炮的實驗室，近代以來，很多最先進、最革命性的東西都是從這里開始。所以說，廣州的開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開埠大概就兩百年時間，廣州大概600年前就開始了。我發(fā)現(xiàn)一些英文詞匯的引進，是從粵語開始的，像我們把英語的John叫做約翰，用廣州話來讀，就很接近英語的發(fā)音，用國語的發(fā)音不像的。用國語將Peter讀成彼得，Paul讀成保羅，Mary讀成瑪麗，都是這樣的。
　　
　　新世紀來勢洶洶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你經(jīng)常提到新世紀，現(xiàn)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已經(jīng)快過去了，覺得新世紀有什么不同？
　　羅大佑：新世紀來勢洶洶，來勢洶洶啊。我覺得新世紀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濫。從1990年代，開始感覺到電腦的厲害，到21世紀，電腦更厲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網(wǎng)絡(luò)的普遍性更可怕，從google一直到Y(jié)ouTube再到facebook，越來越多，很多東西變得越來越空。
　　我覺得現(xiàn)在人類好像已經(jīng)到了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共識會越來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變?nèi)说挠^感。以前查一個資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電話，上圖書館才能查到，現(xiàn)在上網(wǎng)一輸入關(guān)鍵詞，嘩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所有人的問題，我們都面臨一個太多的問題，而不是太少的問題，這很可怕。這是第一個共識。
　　第二個共識，每個人都覺得錢不夠，但是又沒有大問題出現(xiàn)。雖然金融危機來勢洶洶，但媒體和科技的發(fā)達，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準備地慢慢調(diào)到相應(yīng)的水準，不會像以前一樣，一下子就跳樓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亂七八糟的。
　　現(xiàn)在看起來，姓“社”的想姓“資”，姓“資”的想姓“社”，美國現(xiàn)在就是特別想姓“社”的感覺嘛。這好像跟當初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特別吻合，很和諧嘛。所以說，現(xiàn)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個姓“資”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們在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對科技的東西比較警惕。
　　羅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為我做過香港第一個48軌錄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說速度越快的車，產(chǎn)生的車禍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東西，出問題的時候，越嚴重。這種東西一定要小心。音樂方面，MIDI太強大了，很可怕。還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點反現(xiàn)代化嗎？
　　羅大佑：我不是反現(xiàn)代化，我覺得現(xiàn)代化的東西要接觸，知道什么是現(xiàn)代化之后，就要回來，去尋找人跟科技之間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這個世界，要永遠處在一種平衡的狀態(tài)里。
　　
　　現(xiàn)在我想有個孩子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這樣四處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較相符。
　　羅大佑：血緣大概是有點關(guān)系的，我父親也是一樣，從臺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遺書》里有這樣一句話，“小時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達感情”，這對你有影響嗎？
　　羅大佑：可能有影響。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太會表達，就要放到音樂里來表達。
　　人物周刊：你父親的去世對你打擊很大？
　　羅大佑：很大，非常大。不過另外一方面講，我父親去世后，我就變得越來越自己了，重新開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鏘鏘三人行》里說的第二人生，就是這個概念？
　　羅大佑：對對對，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樣的概念？
　　
　　羅大佑：一般人來講，從父母生你，到走進社會，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沒有小孩子，我現(xiàn)在是想生個小孩子，以前覺得會束縛自己，可能是現(xiàn)在年紀大了。自從父親過世以后，覺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續(xù)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環(huán)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遺書》里也說到母親，“上學第一天在教室從頭哭到尾，因為媽媽不見了”，“更想回到她的體內(nèi)”，這算是一種戀母情結(jié)吧？
　　羅大佑：這個東西每個人身上都有的。你從生下來，一直到上學，都是媽媽在照顧，突然到了一個群居的地方叫學校，旁邊都是你沒看過的人，有個新的人叫老師，這個角色一時還沒辦法接受，哭了好幾天。
　　人物周刊：后來你母親中風了。
　　羅大佑：是的，在紐約中風。腦血管里有一個動脈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壓，特別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醫(yī)生，破掉之后他們還不知道，沒留意到是中風，因為她還有青光眼，以為是這個問題，都反對開刀，就我一個人贊成，因為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開刀是沒問題的，最好的醫(yī)生都在這里。到了醫(yī)院，醫(yī)生說，怎么現(xiàn)在才來開刀，說的話跟我一模一樣。我的專業(yè)知識終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選擇了做音樂不做醫(yī)生，現(xiàn)在覺得這個選擇有什么得失？
　　羅大佑：當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穩(wěn)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現(xiàn)在都過得不錯，這是相反的一種生活，一種比較漂泊的日子。過去這10年，我至少搬過10次家，搬家對我來說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紀有一種吟游詩人，到處唱歌，到處跑一跑看一看，到一個小鎮(zhèn)住一段時間，寫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風土人情。我到現(xiàn)在多多少少還保留著一點吟游詩人的感覺。在21世紀還能過這種生活，我覺得蠻難得、蠻奢侈的。缺錢的時候就出來唱一唱，賺一點錢，寫一些歌，做一點電影配樂。政治人物像陳水扁那樣的，看著不爽就罵一罵，好像也不錯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樂和書里，一直說到“家”，它既是你要逃離的地方，又是你要回歸的方向�，F(xiàn)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離還是回歸？
　　羅大佑：現(xiàn)在是想回歸比較多，到了一定年紀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較內(nèi)向的，總喜歡在家里東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人物周刊：現(xiàn)在的狀態(tài)還不錯吧？
　　羅大佑：還OK啦，我覺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種OK的狀態(tài)就行�？赡芤哺鷽]有小孩子有關(guān)系，有小孩狀態(tài)就不一樣。我后來發(fā)現(xiàn)，有小孩的家庭和沒小孩的家庭，差別是蠻多的，因為你的生活重點會不一樣。我要搬家的話，隨時都可以走，沒什么顧慮。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環(huán)境問題。
　　人物周刊：那你還是想要小孩？
　　羅大佑：我有點想耶，我也想改變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過再成立一個家嗎？
　　羅大佑：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隨時都會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個中國的變化有關(guān)系。我還是想到處看看，發(fā)生了什么。中國現(xiàn)在變得蠻厲害的，這種改變比起20年前的那種改變，差別是很大的。
　　
　　只要我的歌能流傳，
　　不用記得我是誰
　　
　　人物周刊：做樂隊這個想法怎么來的？
　　羅大佑：最早的想法從前年、大前年就開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來合作，其實也跑不了這幾個人。
　　人物周刊：縱貫線成立的原因，有兩個非官方說法：一個是“救市說”，為滾石的唱片市場救市；一個是“救命說”，要感動陳淑樺走出自閉。
　　羅大佑：淑樺現(xiàn)在是在比較封閉的狀態(tài)里，我們想能不能給朋友一些幫助，做一些事情。4個男人加一個女的，我們可以寫一些歌，我想等到我們4個弄得比較成熟一點再找她可能會好一點。
　　人物周刊 ：縱貫線成立的時候，你們說，“要搞非常之建設(shè)，先搞非常之破壞。”這個破壞怎么理解？
　　羅大佑：當初寫這個有點聳動了，有點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寫的�，F(xiàn)在不必去搞破壞了，整個環(huán)境已經(jīng)被破壞成這個樣子了，我們要趕快去修復一些東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會更好》那樣，可以激發(fā)大家士氣的歌曲出來，也不錯啊。雖然我很不喜歡《明天會更好》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風格、能起到同樣作用的歌，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個說法，說這個樂隊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場反應(yīng)特別好，有沒有可能繼續(xù)做下去？
　　羅大佑：1年應(yīng)該是差不多的，我覺得不要再延續(xù)下去�？梢杂闷渌�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為我還有音樂劇要做，我現(xiàn)在一直在寫音樂劇。
　　人物周刊：寫什么樣的音樂劇？
　　羅大佑：跟下一代會有關(guān)系，跟兒童會有關(guān)系。
　　人物周刊：另一個《未來的主人翁》？
　　羅大佑：類似于這樣的，但是比較喜劇式的，跟這一代、下一代之間的那種錯綜復雜的愛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關(guān)系。
　　人物周刊：有沒有想過做完音樂劇之后，或者說到了某一天不做音樂了，你會做些什么？
　　羅大佑：我想音樂還是我終生的職業(yè)，因為跟音樂有關(guān)系的東西太多了�？萍嫉陌l(fā)達使每一種行業(yè)都連結(jié)在一起，但還是要跟音樂有關(guān)系，沒有音樂會覺得怪怪的。我現(xiàn)在就在幫杜琪峰的一個電影《復仇》做配樂，一個法國投資的電影。這些行業(yè)都是分不開的。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這個環(huán)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業(yè)做下去，不用擔心失業(yè)的問題，只怕你沒有專業(yè)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會不會害怕被遺忘？
　　羅大佑：還好。我一直覺得我是處在被遺忘的邊緣狀態(tài)。從《戀曲2000》到《美麗島》，差不多10年時間，不也是半被遺忘的狀態(tài)嘛。
　　人物周刊：很多藝人害怕這種感覺。
　　羅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創(chuàng)作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較幕后一點，干擾少一點，比較適合觀察。我是那種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還能流傳，不用記得我是誰都沒有關(guān)系的。只要歌還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遺書》這個書名，好像是要跟過去告別。
　　羅大佑：人生對我來講，一直都是一個個的階段，你到了一個階段之后，就會覺得是跟上一個階段告別。寫那本書是在1987年剛到香港的時候，那時是在跟離開臺北的那個羅大佑告別。當然不可能完全告別過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個新的未來，在新的環(huán)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時代也在改變。從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國的“9•11”，到SARS，一個演唱會又一個演唱會，一個都市然后又是一個都市，都不一樣。風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蛘呖臻g沒動，可人都過去了，永遠過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別的時候，你希望墓志銘上刻些什么？
　　羅大佑：我想過這個事情，以音符來表達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這樣。我是用音符來表達我對生命的觀點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觀點都在音符里。

相關(guān)熱詞搜索：修復 破壞 破壞成這樣，我們要趕快修復 文件損壞了怎么恢復 免費的萬能文件修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