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與李夢華、袁偉民不同，伍紹祖1988年到國家體委任職之前，不是一名體育的內行，而且還“不喜歡體育”，他是國防科工委的政委，一名少將。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國只奪得5枚金牌、人們喊出“兵敗漢城”、李夢華下課的情況下，被空降到了體委工作。
　　兩年后，中國北京“申奧計劃”啟動。一個讓人覺得有些意味深長的細節(jié)是，“申奧計劃”的最初緣由，竟來自鄧小平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視察亞運會場館時的幾句講話。伍紹祖說，要不是他曾經當過參謀，牢牢記住了小平同志當時隨口講的這幾句話，或許也就沒有了后來的第一次申奧。
　　在伍10多年的任期內，曾兩次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夏季奧運會，一方面，作為奧運會“中國軍團”的團長，他帶領著幾百名運動健將勞師遠征，協(xié)調著后勤保障、賽前準備等一切閑雜事務，必要時還要關心運動員個人的心理，使其能全心全力投入到競技之中，其中千頭萬緒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背后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幕后故事；另一方面，作為中國體育事業(yè)的最高領導者，他們一般都是共和國的部長，在金牌問題的考量上，比運動員有著更廣闊的政治眼光，當然，也承受了難與外人道的壓力與負擔。
　　基于這種考慮，在三位“中國軍團”團長李夢華、伍紹祖、袁偉民中，李夢華先生以年事已高，．袁偉民以退休后從未接受媒體采訪為由，婉拒了采訪，只有伍紹祖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向本刊詳盡披露了他在任11年的那段歷史。
　　
　　申奧：小平的故事
　　
　　人物周刊：我們都知道。是小平同志在一次視察亞運會場館時，最早提出了申辦奧運會的要求。您當時是國家體委主任。能否給我們講講當時的情況?
　　伍紹祖：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視察亞運會場館，我和體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小平同志說，“我這次是看看到底是中國的月亮圓，還是外國的月亮圓……看來中國的月亮也是圓的，現(xiàn)在有些青年人總以為外國月亮圓，對他們要進行教育……”之后，小平同志就問了句：“中國辦奧運會決心下了沒有?為什么不敢干這件事呢?建設了這樣的體育設施，如果不辦奧運會，就等于浪費了一半�！�
　　我在軍隊當過參謀，什么都記在本上，回去后給中央領導、體委領導、北京市的領導講了，小平同志有這么個意思。黨中央馬上討論，最后決定：申辦!1990年就開始啟動申奧了。
　　人物周刊：如果小平同志當時不說這個話。會是什么結果?
　　伍紹祖：如果小平同志不講這個話，我估計就沒人提這事了。小平說了，大家都接著干了，小平不說，誰干啊?(笑)
　　人物周刊：作為當時的體委主任，你向中央領導傳達小平的意見，有沒有為自己爭取項目的意思?
　　伍紹祖：亞運會剛剛過去，我累得夠嗆，辦不辦奧運，從我個人來講還沒考慮。
　　人物周刊：小平同志為什么要提申辦奧運會?
　　伍紹祖：據(jù)老同志講，小平同志在1979年一次外事活動中就提過辦奧運會。這次再提出來，我考慮，是從改革開放的角度考慮，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嘛，而奧運會是對外開放交流很重要的一個通道。
　　人物周刊：當時申奧有群眾基礎嗎?
　　
　　伍紹祖：開完亞運會，組委會各個部在開總結會的時候，就有人打出標語：亞運成功，眾盼奧運。北京人胃口也真是大(笑)，不知道辦一次奧運會有多難!
　　人物周刊：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辦奧運會遇到了挫折。當時有媒體報道。說有人曾講，如果中國申奧不成功，就將以不參加下屆亞特蘭大奧運會作為報復。是這樣嗎?
　　伍紹祖：我不知道。但是，作為中國奧委會，作為中國政府，我們明確表態(tài)，中國肯定會參加下屆奧運會，怎么會不去呢?從沒想過不去。
　　人物周刊：第一次申奧沒有成功。小平同志講什么了嗎?
　　伍紹祖：當年10月1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當時鄧楠在旁邊開玩笑地介紹我是打了敗仗回來。小平同志說投票第一天，我聽到這個消息，就對告訴我的同志講：小心搞鬼。這是我的第一反應……申辦不成，沒有關系，要總結經驗。
　　后來我提到是西方國家某些人使用政治手段阻撓申辦時，小平同志說，以后這樣的事還會很多，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什么允諾都靠不住，這個道理要管好多年。典型的事情是香港，他們當場不辯論(指英國政府方面)。我提出一國兩制，他們不反駁，開了五六年會，搞《基本法》，他們不聲不響，到后來他們又鬧，真夠會忍、夠會搞啊!
　　人物周刊：作為當時的體委主任．你怎么看待中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沒有成功?
　　伍紹祖：沒有申辦成功也不完全是壞事。如果第一次申辦成功了，以當時我國的經濟實力，辦奧運會費的力氣要更大一些，而且還會影響改革開放的進程。沒申辦成功，對我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學生也是一次極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還有反對勢力。
　　
　　興奮劑：他們就是為了拿金牌
　　
　　人物周刊：您1988年底到國家體委任職。1989年5月即就興奮劑問題專門召開會議，禁止運動員服用興奮劑。剛去體委不久，對興奮劑的危害性也不明白啊，為什么這么重視興奮劑工作?
　　伍紹祖：雖然不懂，但也知道造假不好，而且來體委后天天聽到有人說，興奮劑不用不行，成績上不去。
　　1989年5月初，開體委辦公會，討論興奮劑問題，有些人就提出，過去對興奮劑的方針是“有用、無害、查不出”，基本上就是要用，只不過別用那些對身體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來的。這完全不是反興奮劑，是利用興奮劑來拿金牌!
　　人物周刊：您剛才說的有些人指的是?
　　伍紹祖：只說我們內部。
　　人物周刊：內部有人提。您怎么知道?
　　伍紹祖：會上公開講的!他們著眼點就是搞金牌，而我的著眼點則是體育為了人民健康，整個是兩股道上的車。那一天會上，我就表態(tài)，興奮劑要立即停止，“有用、無害、查不出”要換成“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三嚴”方針。后來，因為反興奮劑工作做得好，我被奧委會請去做了經驗介紹。薩馬蘭奇稱贊中國是“反興奮劑的模范”。
　　人物周刊：當時使用興奮劑在中國體育界是什么情況．厲害嗎？
　　伍紹祖：不能說厲害，但肯定有人在用，用的人還說我不懂體育。
　　人物周刊：1994年日本廣島亞運會，中國有包括熊國鳴在內的11名運動員興奮劑檢查呈陽性。而且全部是獎牌獲得者。這是否說明了興奮劑在中國的泛濫?
　　伍紹祖：不能這么說，因為相比于世界興奮劑檢出率1．2％的平均水平，我們檢測出興奮劑的比例還只是0．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總量不是很大。但總是不好，說得嚴重一點，用不用興奮劑，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qū)別，東德、蘇聯(lián)他們吃，結果他們背叛了社會主義，垮掉了，中國也想垮嗎?
　　人物周刊：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上。女排運動員巫丹被查出使用興奮劑。有原因嗎?
　　伍紹祖：當時，鐵道部的火車頭體協(xié)，在 奧運會出征前給了運動員一些宮廷秘方藥，說是可以強壯身體，中藥制的。有的運動員吃了，結果就巫丹一個人被查出來。
　　我的態(tài)度是，如實向負責查處的國際排聯(lián)說明情況，一點都不要隱瞞。結果，大家談得很好，他們也認為是“誤服”。
　　人物周刊：為什么就巫丹被查出來了呢?伍紹祖：多少人吃了，我不知道。但中藥就有這個毛病，有的量大，有的量小，可能也有其他人吃了，但就沒查出來。那一天，巫丹身體不太舒服，吃了，結果，就被查出來了，她也夠倒霉。
　　
　　金牌利益鏈
　　
　　人物周刊：剛才您提到。奧運會出征前。很多單位和個人都出錢或物。后來還流行地方政府對獲獎運動員進行重獎，為什么要這樣?
　　
　　伍紹祖：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特點，其他國家、特別是發(fā)達國家不會發(fā)生這樣的事――得了奧運會金牌，什么“三八紅旗手”、“五一獎章”、“新長征突擊手”，都來了，但這個運動員并不一定思想覺悟很高�？扇思乙欢ㄒ@么搞，你有什么辦法?
　　人物周刊：為什么大家都這么喜歡金牌?
　　伍紹祖：覺得光榮，關注度高啊。從反面來講，就是金牌炒得過熱――金牌關系國家聲譽�，F(xiàn)在我們不靠金牌，靠實力，金牌的分量就小多了，過去是沒什么可吹啊(笑)。
　　人物周刊：那給奧運會冠軍發(fā)獎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嗎?
　　伍紹祖：我到國家體委前就有。因為運動員國家全部養(yǎng)起來，得獎了自然要給獎金，這是從蘇聯(lián)學過來的。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都不獎，參賽是你自己的事。可我們國家如果不把運動員養(yǎng)起來，學美國，行嗎?怕是一塊金牌也拿不到。
　　人物周刊：我們還看到。許多獎牌獲得者都走上了體育領導者的崗位。您怎么看這種“體而優(yōu)則仕”的現(xiàn)象?
　　伍紹祖：我不太主張用運動員做管理工作。人物周刊：但我們看到體育領域內有許多實例。
　　伍紹祖：領導和運動員是兩個概念，原北京市體委主任馬貴田講得好，他說我干了一輩子體育，才知道我不懂體育。這是真話。話又說回來，也不是不讓他們當，只要他有條件就可以，就怕他沒條件。
　　人物周刊：我們查閱當時歷史資料得知的是。當時的中國奧運代表團“很低調”。以致于后來都成了傳統(tǒng)。出征前的您處于一種什么狀態(tài)？
　　伍紹祖：就像部隊的政治委員，做好運動員思想工作，輕裝上陣，別背包袱，把自己的水平發(fā)揮出來。當時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高敏，她說她不想干了――抑郁、失眠，我說那病還得治啊，給她找了個從內蒙古來的醫(yī)生，中醫(yī)療法，沒想到，還給治好了。
　　人物周刊：您可能會要求運動員不要帶傷上賽場。但運動員、教練員以及領隊等有自己的利益鏈，您能規(guī)勸他們不要為獎牌而犧牲健康嗎?
　　伍紹祖：事情并不總是一律的，要不然共產主義早建成了(笑)。所有的興奮劑事件，我敢說，教練員都參與了，為什么呢?只有運動員有了獎牌，他這一輩子才有成績，不然白過了。有利益機制在里面，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
　　
　　“干部踢球”和“讓球”風波
　　
　　人物周刊：您了解當年中國乒乓界的“讓球”風波嗎?
　　伍紹祖：我在位的時候，沒有“讓球”現(xiàn)象，都明確說了，比賽過程中不做任何讓步。如果需要讓球，你就別讓這個運動員上不就完了。這是個低層次的問題，不是我的事。毛主席早就指示：乒乓球不要拿全部金牌。我就記住這個了。其實，運動員都想拿金牌。
　　人物周刊：后來。陳靜、何智麗等人出走。形成所謂的“海外兵團”。您怎么看?
　　伍紹祖：我覺得他們出去沒有壞處。李瑞環(huán)是乒協(xié)名譽主席，他講了一條：出去的運動員無非是提高別人水平，然后中國打起來就費勁了，而武松打虎才是英雄，打貓就不是英雄，把別人變成虎打贏了，你才是英雄。我覺得這句話講得非常好。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一些退役后謀生無門的運動員。比如去搓澡、擺攤的?
　　伍紹祖：搓澡怎么啦，擺攤不也挺好么?不能說這就不是工作，不要看不起這些工作。
　　人物周刊：問題是，這些運動員是在舉國體制下只知道訓練而沒有學會謀生技能。
　　伍紹祖：這就要改革，國家把運動員都養(yǎng)起來，即便拿了金牌，但是有什么用呢?
　　人物周刊：中國以前沒有成為體育大國，被稱為東亞病夫。也是國人體質的原因?
　　伍紹祖：當然了。比如一場球踢下來，我們運動員有七八個抽筋，人家一點事沒有，光說我們的運動員不好，別的國家運動員好也不成，為什么你抽筋別人不抽筋?中國人吃了3000年的草，人家吃了300年的肉，那是不一樣的。
　　我很贊同一句話，足球要從爺爺抓起。小平同志說足球要從娃娃抓起，娃娃當然很重要，但是，抓娃娃已經晚了，爺爺身體壯，傳給兒子，兒子傳給孫子，才能更壯。
　　
　　代表團團長很輕松
　　
　　人物周刊：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您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團長。帶了那么多運動員和其他人員。您是如何工作的?
　　伍紹祖：正常工作。我這個人到哪都一樣，以前在部隊也是，只不過參加奧運會人多一些而已。將近一千人，有各個不同的團，每個團都有團長，我組織個領導小組，把他們都組織起來，我任小組組長。
　　人物周刊：那一年奧運會，16塊金牌，排名第4。水平還低嗎?
　　伍紹祖：我就怕其中是不是有鬼，有沒有被查出……
　　人物周刊：為什么?
　　伍紹祖：你想想，原來漢城奧運會時是5塊，為什么一下提高到這么多?這也太快了。出發(fā)前，我當時比較篤定的就兩塊金牌，一個鄧亞萍的，一個高敏的，其他的都難說，可能發(fā)揮得不錯吧。
　　人物周刊：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您第二次帶領中國代表團出征。這一次的心境和四年前有什么不同?
　　伍紹祖：一樣。在其位謀其政，后來不在位置上了，幾次奧運會我都沒看。
　　人物周刊：聽您這么說．您當中國體育代表團團長很輕松?
　　伍紹祖：輕松，我這個團長只管政治問題：申辦奧運會、興奮劑、搞團結友誼，以及防止策反等等。
　　
　　弱國心態(tài)
　　
　　人物周刊：奧運會上，幾乎每獲得一塊金牌。高層領導都會發(fā)賀電，您怎么看．有壓力嗎?
　　伍紹祖：我對這些不太在乎，覺得都是小事，發(fā)與不發(fā)能起什么用?
　　人物周刊：但您是國家體委主任．如果中國金牌拿得多。對您的仕途不更有利嗎?
　　伍紹祖：我為什么要當大官啊?而且當官也不看這個。組織上用我，我就好好干，不用你，這也沒辦法。
　　人物周刊：既然領導都那么重視金牌，您豈不要更重視了?
　　伍紹祖：無所謂。
　　人物周刊：離開體委后，您曾說過自己11年最大的失誤在于群眾體育沒有搞好，沒有讓體委的干部真正認識到金牌比人民體質低一個層次。我們想問您．金牌優(yōu)先的戰(zhàn)略是大環(huán)境所迫，還是確實您自己沒有意識到?
　　伍紹祖：前一段我看了篇文章，寫劉翔和趙蕊蕊的，叫“健康比金牌更重要”，我認為這話講得好。一個被奴役久了的民族， 有它反抗的一面，也有它衰敗的一面，這就是弱國心態(tài)。
　　比如日本，上世紀六十年代，非常重視金牌，到了巴塞羅那奧運會，只拿了三塊金牌，國內沒有任何反響，人家很清楚，我不是靠金牌來立國的，一塊金牌不拿，照樣是強國!
　　我們沒有辦法，只想用金牌來說話，這就是弱國心態(tài)，現(xiàn)在好多了――中國慢慢強大起來了，金牌多一塊少一塊無所謂。但是很多青年人，他們不懂啊，受了前面落后思想的影響，這個要慢慢來。
　　人物周刊：有媒體計算，中國平均一塊奧運金牌要花費幾個億。那么。拿納稅人的錢去搞競技體育。值不值?
　　伍紹祖：有些記者拿經費和金牌一除，這個誰不會?可是能這么算嗎?如果把這部分競技體育的錢用到群眾體育上，恐怕每個中國人分到的錢，連買個冰棍都不夠。
　　
　　體育與政治
　　
　　人物周刊：亞特蘭大奧運會上，退出國家隊的乒乓球選手陳靜代表臺北出戰(zhàn)。還發(fā)生了一場小小的風波。
　　伍紹祖：陳靜我也很熟，當時她迎戰(zhàn)鄧亞萍。剛好在奧運村，我碰到鄧亞萍，我說你好好打，不要有思想負擔。結果比賽的時候，臺北方面鬧了一場：按照規(guī)定，比賽時是不準打旗的，而他們就把偽旗給掛出來了，薩馬蘭奇也沒管，后來警察把他們拉了出去。最后鄧亞萍也贏了。當然，我也希望鄧亞萍贏。
　　人物周刊：當時的領導人，在類似這種問題上，有什么指示嗎?
　　伍紹祖：有，很簡單，要我們嚴格按照1979年國際奧委會通過的《名古屋決議》辦事就可以了。名古屋決議就是，臺灣不是一個國家，是中國的一個省、一個地方，所以他們的名字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Committee，他們只能打梅花旗，不能打“國旗”，不能唱“國歌”，因為他們不是一個國家。
　　人物周刊：在體育系統(tǒng)工作了11年．您覺得這對于自己的人生來說，意味著什么?
　　伍紹祖：增長了知識，知道了體育是怎么回事，也看到了體育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
　　人物周刊：“需要改革的地方”指的是?
　　伍紹祖：牌子啊，掙錢啊等等，你說那么多的競技運動員，有多少傷殘的，幾乎所有的運動員都有……
　　人物周刊：當年。您曾是一位將軍。為什么會突然到國家體委工作?
　　伍紹祖：這是組織的安排。本來李夢華退休后，體委內有人想當體委主任，爭得很厲害，后來中央一考慮，就把我從外面給調過去了。
　　當時我是國防科工委的一把手，從來不看體育節(jié)目的。有一天，中組部給我打電話，說讓你到體委怎么樣，我說我行嗎?對體育不懂啊，不過組織上如果決定讓我去，我堅決服從。結果中組部的同志說，有你后面這句話就行了。
　　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我中組部一個同學推薦的。在考慮體委主任人選時，我這同學就說，伍紹祖挺能干的，還有思想，讓他去吧，結果就輪到了我頭上。人物周刊：有一種說法。李夢華同志的退休是“兵敗漢城”(在漢城奧運會上只獲得5塊金牌)的結果，是這樣嗎?
　　伍紹祖：李夢華是正常退休，不是因為漢城奧運會，因為他到年齡了(李夢華1922年出生，1988年退下來時為66歲，記者注)。我一到體委，就說明這個問題。
　　人物周刊：當時有人喊出“兵敗漢城”。反思體育的“舉國體制”成為潮流．作為剛上任的體委主任。您沒有壓力嗎？
　　伍紹祖：沒有。我不是個糊涂的人，我是個共產黨員，干得好，讓我干；干得不好，不讓我干就得了，沒想那么多。
　　人物周刊：您做過11年的體育界領導。如果現(xiàn)在再讓您回頭當體育總局局長。你會優(yōu)先做什么?
　　伍紹祖：首先要把“全民健身計劃”落實好，在此基礎上參與“奧運爭光計劃”，推動整個體育衛(wèi)生的發(fā)展，達到增強人民體質的目的。
　　
　　足球需要的是耐心
　　
　　人物周刊：我們都知道。足球改革是您搞起來的，而上次采訪您，您提到是借江澤民主席一次給您打電話的機會搞的。當時的背景是什么?
　　
　　伍紹祖：1992年1月30日，中國國奧足球隊在吉隆坡與韓國比賽失利。10分鐘后，江澤民同志打來電話，說他看了比賽轉播，很贊成韓國隊教練講的，一是心理因素很重要，再一個恐怕是一個隊成熟起來要10年時間。江澤民要我們“勝不驕、敗不餒”，要總結經驗。我呢，就借這個機會開始搞足球改革，將足球作為改革的一個突破口。當時，中國足球確實差，拿差的東西來搞，即便搞不好也損失不到哪里，而且有國外許多現(xiàn)成的東西可以借鑒。所以，我就大力支持王俊生，讓他放手來搞。
　　人物周刊：足球改革有沒有遇到阻力?
　　伍紹祖：有人不贊成，他們覺得搞好了，有什么用?也不能拿到金牌――他們的基本想法就是弄金牌。
　　但我到體委的時候，國家給的全部經費只有2億多元，分配給足球的只有100多萬元。我的思路是，想搞好足球靠這點錢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靠改革尋求出路。
　　人物周刊：您親自抓嗎？
　　伍紹祖：開始時他們每次座談會我都參加。到1992年6月北京的紅山口會議，開始真正動起來了。(由于這次會議為中國足球確立了改革的方向，若干年后被足球史官定義為“中國足球遵義會議”。紅山口會議把中國足球推向職業(yè)化的流水線，也把自己推上祭壇。在它之后，中國足球的任何一次會議都沒能像紅山口那樣備受尊崇。編者注)
　　人物周刊：紅山口會議之后．就開始讓各地搞足球俱樂部了?
　　伍紹祖：原來全國只有1000多名運動員踢球，到我離開體育系統(tǒng)時，全國有300多個俱樂部，6萬多運動員在踢球，這就大不一樣啦。但是，不靠國家、靠企業(yè)家的支持，也有問題。他們有的人就把球隊當作廣告，而且他們素質也不是很高，多搞一點道德的事，能當企業(yè)家嗎?(笑)
　　人物周刊：伴隨著改革，假球、黑哨什么的都來了。
　　伍紹祖：這個腐敗問題，假球、黑哨啊，我不是很清楚。但任何一個體育項目，都有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哪個項目沒有黑哨、假球?
　　人物周刊：足球改革過程中。涌現(xiàn)出了一批足球市長、足球書記．您怎么看?
　　伍紹祖：我最反對搞什么足球市長、足球書記，黨委怎么來管足球?你的職務是來創(chuàng)造改革的環(huán)境，而不是親自上場指揮，遇到外行就會在那里瞎指揮。我多次表示不滿，說穿了，這是破壞足球改革!結果，我也沒什么好下場。
　　人物周刊：足球承載了太多它不應該承載的東西?
　　伍紹祖：是啊，足球有它自己的規(guī)律，書記、市長你管它干嗎?你支持它，可以給它政策。
　　人物周刊：能否對您推動的足球改革進行個評價?
　　伍紹祖：還在發(fā)展，錯誤缺點肯定是有，我們一直強調政治、思想覺悟，但社會風氣不好，運動員也經常受影響。而運動員都是從球迷出來的，球迷又有很多人是低素質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評價2004年各個足球俱樂部老板的“足球革命”?
　　伍紹祖：共產黨對足球的領導就體現(xiàn)在足協(xié)上，把足協(xié)打倒了，就是在足球領域把 共產黨打倒了，我當時就這么說的。
　　人物周刊：放開搞不可以嗎?
　　伍紹祖：一放就亂了，一幫子流氓就上來了，不信你試試看，“文化大革命”不是例子嗎?中國就這個樣，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絕對不能放棄。
　　人物周刊：中國足球現(xiàn)在需要做的是什么？
　　伍紹祖：德國的貝肯鮑爾告訴我，中國足球已經走上正軌了，現(xiàn)在需要的就是耐心，耐心等上30年�？晌覀冇行┤艘稽c耐心沒有，就想贏啊，你贏有什么用，體質不行，同樣的比賽，人家沒事，你有的踢完站都站不起來。那是拼命啊。最想贏球的并不是球迷，而是運動員，贏了球才有收入啊。
　　
　　延安、延安
　　
　　人物周刊：幾天前�？吹侥驮S多革命前輩的后代一起到周恩來老家探望。我們還知道您擔任了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出身革命家庭的您是否對延安懷有一種特殊感情．談談您的經歷吧。
　　伍紹祖：我1939年4月出生在西安，父親伍云甫，當時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母親熊天荊給林伯渠當秘書，生下我不久，碰上日軍飛機轟炸，辦事處駐地又遭到國民黨特務監(jiān)視。1940年2月我被帶回延安，5歲開始上小學，中間經歷抗戰(zhàn)、內戰(zhàn)，直到進入北京。
　　進北京后，1951年到1957年，我在北京完整地讀了6年中學，期間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都經歷了，還拿著槍去站崗放哨。1957年，我考入清華大學，第二年入了黨。
　　研究生畢業(yè)后，我以全國學聯(lián)主席的身份到了團中央工作，但很快“文革”爆發(fā)，被打成“反革命”，和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全國青聯(lián)主席王偉成為被批判的三巨頭，后來就和胡耀邦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勞動鍛煉。這個期間，我的父親伍云甫也去世了。
　　后來林彪外逃，王震等人被解放出來，需要一個年輕人當秘書，讓胡耀邦推薦。胡給介紹了10多個，其中就有我，說我各方面條件都不錯，可惜就是“反革命”(笑)，后來王老拍板：我就要這個“反革命”!
　　在王震身邊呆了三年多，有一次王震去見聶榮臻元帥，我跟著去了，聶帥得知我是研究生，很驚訝，說秘書誰不能干啊，研究生少呀!就這樣，我就又被王震推薦給了主管國防科委的張愛萍將軍，參了軍。
　　1985年，開始任國防科工委的政委。當時，我年輕，工作又很出色，還是清華核物理的研究生，但1987年初出了胡耀邦問題，有人認為胡耀邦、伍紹祖是一伙的，體委那邊呢，李夢華又出了剛才提到的事(指漢城奧運會只獲得5塊金牌，記者注)，就這么著，陰差陽錯、借坡下驢，就把我弄到體委了。
　　后來，就到了中直機關工委，任副書記，再后來就到了全國政協(xié)。我呢，干什么都行，哪怕是個處級干部。呵呵，現(xiàn)在已經不是政協(xié)委員三個小時了(笑)(記者采訪時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剛開幕三小時)。
　　人物周刊：您的人生歷程光輝嗎?
　　伍紹祖：不光輝，有些悲壯。
　　人物周刊：從人生經歷看，胡耀邦、王震、張愛萍這三位前輩。都對您有過或多或少的影響。您怎么看他們三位?
　　伍紹祖：他們都是非常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胡耀邦是我的思想老師，從實際出發(fā)、聯(lián)系群眾，在干校沒別的事，就聊辯證法之類的；王震是我的政治老師，從他身上，我學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以人民利益為準則，組織性、紀律性等；張愛萍則是我的工作老師，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爭，從他身上，我學到了怎么把高尚的革命理想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
　　人物周刊：30年來。中國經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人說。幾乎是能改的都改了，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呢?
　　伍紹祖：經濟上也沒改清楚，你能說市場經濟就完全好嗎?
　　政治體制改革也改許多了，你看現(xiàn)在多民主、多開放。
　　人物周刊：退休下來。您平時都經�？词裁磿�?
　　伍紹祖：整天忙，去年一年我出差了20多次，書都沒時間看。今天是你們過來采訪了，昨天一幫子搞特異功能的人又來談了一下午。
　　人物周刊：現(xiàn)在徹底退下來的您過著什么樣的生活?
　　伍紹祖：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只是他們沒我這種經歷(笑)。
　　人物周刊：如果請您對今年的北京奧運會講幾句話。您會說什么?
　　伍紹祖：還是我過去提的，對運動員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對體育工作是：“全民健身與奧運同行”。
　　
　　一場球踢下來，我們運動員有七八個抽筋。人家一點事沒有，光說我們的運動員不好，別的國家運動員好也不成，為什么你抽筋別人不抽筋?中國人吃了3000年的草，人家吃了300年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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