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私有化”
發(fā)布時間:2020-04-10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一、 我為什么堅持“國有資產應該量化到個人”
朱镕基總理在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報告，我只記得一句話，就是那句“國有資產不能量化到個人”——不過，也僅僅這一句話就夠了，因為這已經足以從根本上摧垮我對于國家改革的所有信心。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實質性的改革肯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動作，國家經濟復蘇的指望將依然遙遙無期。
國有資產為什么要量化到個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但同時又是非常深奧的命題。從簡單來講，我們可以這么理解——沒有量化的所有權，也就沒有量化的收益權和責任感，人們就不知道該為“一個沒有預期收益的目標”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價，人們就沒法投入的、賣命的工作。
——而人們如果不肯賣命工作，則國企的興旺就肯定沒指望。
舉個簡單的例子，譬如我是一家國企的老總，張三、李四、王五是我的助手，我們的任務是要去修一段堤壩。如果我們每家出一份錢，并約好賺錢了就按相應的比例分，不賺錢就相應的賠，那我們四個人是不是就得好好的策劃、運籌、精心組織把事情做好？但如果產權沒有量化到個人，那肯定就不需要我們四個人出錢，賠了可以一拍屁股走人，賺了就看老總的臉色打發(fā)部下——那你們想想，這堤壩能修好嗎？大伙兒一個貪一點是不是更靠得住一些呢？
賺到了錢卻不一定歸我所有的事情，我沒法把它干好——這是最簡單的直覺。愛因斯坦曾經告訴過我們，“邏輯和推理不是通向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道路，直覺才是最寶貴的因素�！薄袇⑴c決策的當事者們，難道你們的直覺就如此地麻木了嗎？！
如果往復雜里說，那我們就不能不說一下耗散結構、自組織理論和股份制的經濟學原理。
結合實際的情況，說說我們湖南邵東一個批發(fā)市場的發(fā)育吧。這一現在每年銷售額達幾十億的批發(fā)市場，在十幾年之前還僅僅是幾個無業(yè)人員為了生計而擺的小攤子，只是因為其中有幾個頭腦靈活的人，一年下來小賺了萬把塊錢，于是才引來紛紛效仿，于是生意開始做大。
據我所知，經營過程中栽跟頭的人不少，但總有一些運氣好的人（當然不僅是運氣）賺錢，于是大家便紛紛仿效，不斷地創(chuàng)新，開拓新的市場機會，于是這市場才越做越大。在我離開的１９９４年，那里已經聚起了一個小有規(guī)模的批發(fā)市場。等去年我重訪時，嘩！不得了，原來幾千平方的破落街坊已經膨脹成了一個方圓數公里的大市場！
“試探”——尋找盈利點——賺錢壯大——效仿——淘汰不正確的經營方式（自然選擇），這就是邵東市場的基本發(fā)育規(guī)律！
翻開德國物理學家哈肯的《協(xié)同學》看看，從微觀世界激光的形成、貝納特花紋的產生到宏觀世界的生物的進化、經濟的演變，莫不遵循這一模式！哈肯教授將這一“通過漲落（試探）達到有序”的偉大原理，稱之為“泛達爾文主義”！
著名經濟學家沈華嵩先生曾經在他的《經濟系統(tǒng)的自組織理論》中，淋漓盡致地論證了“通過漲落達到有序”的自組織原理同樣適用于經濟領域。邵東批發(fā)市場的成功遵循“探索——盈利——壯大”的自然選擇機制，我們的國企又何嘗不是呢？！
為了盈利，我們必須“探索”，而且這種探索必須是發(fā)散的、獨立的、由單個腦袋隨機進行的“探索”！一開始就不允許探索，那我們毫無疑問就會走向繆誤。只有在獨立探索的前提下，——當某幾位幸運人士找到正確的方法以后，我們再迅速跟進——于是，才能引導大家走向成功！
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方向是股份化,而股份制的核心優(yōu)點,就在于它是一種個人所有制!每一個投資者個體,都獨立地擁有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的權利。資本市場正是依靠數以億萬計的投資者的“探索”和“跟進”，才能夠迅速的、不失時機地抓住地球上的每一個盈利機會，從而推動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
道里講到這里，我想已經用不著再講了。誰要是真的有興趣，我建議他去看看哈肯、沈華嵩、普里高津這些大師們的書。我想大師們講的肯定比我講的要有說服力得多。
不將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國家經濟的增長將斷然沒有希望。因為從一開始，“獨立的思考、探索”——這一經濟系統(tǒng)得以進步的動力之源，就已經不存在了。
我已經一再說過，“私人財產權”——包括對生產資料的獨立的控制權和收益權——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權，它是人的創(chuàng)造力的物質依托。剝奪了人的私人財產權，人們就沒法去實踐自己的“創(chuàng)造、探索”行動，沒有辦法去“試探、尋找”盈利的機會，因而經濟也沒法增長。
有過這么一個故事，說是在一個很大的房間里，有一鍋熱騰騰的粥，也有很多喝粥的勺子，但勺子的柄太長，舀著粥卻喝不到自己的口里去，于是大家一個個餓得面黃肌瘦、神情沮喪，于是，這里成了地獄。
但同樣的情況在另一個房間里，人們學會了互相用勺子喂粥給對方喝，于是大家一個個容光煥發(fā)、神采飛揚——于是，這里成了天堂。
粥如果不能被人所控制，就會變得毫無用處。要是生產資料不能被人所控制呢？——
我們有的是數萬億的國有資產，有的是勤勞的人民、肥沃的土地、富饒的資源，可如果這些資產不能量化到自然人，不能成為自然人去探索、尋找盈利機會的工具，那我是不是也有可能一個個餓得面黃肌瘦、神情沮喪？．．．．．．
二、朱镕基總理所說的“私有化”有雙重含義
大家都記得朱總理在九屆人大四次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所講的那段話，說“中國不搞私有化，只搞股份化，搞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钡终f這和布什的“私有化”是“一種共識，各自表述”。
仔細分析，就會發(fā)現朱總理所指的“不搞私有化”和“一種共識，各自表述”的出自布什之口“私有化”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馬克思學說里所一再批判過的“罪惡的私有化”，所以不能搞。而后者則代表著改革的方向，是“共識”，所以應該搞。
那么，“罪惡的私有化”和代表著改革方向的“一種共識”的“私有化”該如何區(qū)別呢？“罪惡的私有制”是馬克思一再批判過的，在這種制度下，生產資料歸資本家“私人所有”——而廣大的工人卻沒有生產資料，所以不得不出賣勞動力，去忍受“資本家對于剩余價值的剝削”�！蠹易⒁猓瑥鸟R克思學說的邏輯結構來看，“私人所有”的實際含義應該是相對于“廣大無產階級”來說的“少數人”。正是因為少數人壟斷了生產資料甚至壟斷了政權，剝削才因此成為可能。
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推理，那我們不妨再來看一下馬克思在提到“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時所說過的一段話，“在資本主義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xié)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茱@然，否定“私有制”后建立的“公有制”，也必須是一種“個人所有制”，其區(qū)別僅僅在于，前者是“少數人所有”，而后者是“多數人所有”。而個人對生產資料的獨立的控制權和收益權，二者應該完全一致。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朱镕基總理認為“公有制實現形式”的“股份化”和布什總統(tǒng)所說的“私有化”是“一種共識，各自表述”，其實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只是這里的“私有化”，是一種讓多數人擁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化”，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而不是讓少數人擁有生產資料的“罪惡的私有化”。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現行的國有制其實是一種比“私有制”更“私有”、更不合理的所有制形式，它其實就是一種“官員所有制”。所謂的“全民所有”，那只不過是一個幌子，是一個形式要件，而所有權的實體要件——也就是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和收益權——則落入了少數官員們的手中。在當今國有制下，官員是控制實權的“曹操”，而全民則成了徒具擺設的“漢獻帝”。所以改革的任務，就是應該實現“從官員所有制到民眾所有制”的轉變，從而搞成真正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盡管現在對馬克思學說的攻擊詆毀很多，但我一直認為馬克思關于“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論述是極其偉大的。從現代經濟學的發(fā)展來看，“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最能夠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而且是唯一正確的改革方向。它既要求我們不搞“罪惡的私有化”，把生產資料不公平的量化給個人，也要求我們改革比“私有制”更“私有”、更集權、更壟斷和更不公平的現行“國有制”。不僅如此，“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還要求我們，一旦出現生產資料被壟斷的情況，而且構成了對公平和效率的破壞的時候，它就應該遭到有效的遏制——其實，“公有制”真正的精髓，還是在于政權的民主。
所以順理成章的，我們認為，朱镕基總理所指的“不將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應該是指“以一種無償的、不公平的方式，通過官員們的權力指定量化給個人”——如果是這樣的“量化”，那無疑是一種災難。
同樣的道理，我也認為，朱镕基總理是不會反對“以一種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將現行的高度集權的國有資產量化給個人”的——“一種共識”所指的“股份化”，其實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量化”�！┢淙绱�，我們才能真正地遠離極權、壟斷、剝削和罪惡，才能真正地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tǒng)一，我們國家的發(fā)展才有希望。
三、公平的尷尬：不改革是最大的不公平
我們的思路是非常明確的，贊成公平的量化，贊成“一種共識”下的私有化，贊成以公平的方式股份化，贊成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贊成真正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我們反對不公平的量化，反對“罪惡的私有化”，反對用不公平的權力進行不公平的量化，反對“公有制”幌子下的巧取豪奪與最不公平的權力資本化。
很多左翼經濟學者像吳敬璉、秦暉、何清漣等人，都在很多的媒體上反復表達過類似的觀點，“要注意國企改革中的公平問題”。
但我卻想在這里表達一個與他們不同的觀點，我認為，當局者可能并不缺少“公平改革、量化”的方法。只要真改革，“公平”是很容易做到的，把國有資產的存量按工齡長短分給工人，或者把“量化”的程序交給職工大會表決，把權力排除在“量化”之外，這“公平”就很容易做到。
當然，“量化”不能一哄而上，而是必須改一個活一個。要把企業(yè)搞活，流動資金哪里來？當然不能靠銀行貸款，只能靠私人投資。在現行銀行制度下，搞政策性貸款肯定通貨膨脹，禍患無窮，這是毫無疑問的。只有在銀行私有化以后，當其具備相當活力的時候，那時不用政策指點，企業(yè)和銀行自會走到一塊去。
要使私人不肯投資呢？
那一定是改革沒有真的到位。只要改革真的到位，讓政府徹底退出市場，那總會有一些盈利的企業(yè)。只要有盈利，資金是可以引得來的。但切忌用行政手段，否則又會搞得一塌糊涂。
不能不提一下六萬億存款，這一官員所有制下的怪胎，其實可以成為一個巨大的改革契機。真有好的投資機會，何愁這些錢不肯出來呢？！
公平的量化，以效益為第一標準，我們就有辦法使企業(yè)一步一步地恢復活力，并因此而造就一大批人才，增強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以效益為第一標準，我們就不會重蹈俄羅斯的覆轍。俄羅斯的情況，是每人發(fā)幾美元的私有化證券，但卻沒有解決企業(yè)的管理問題、活力問題與資本人格化的問題。企業(yè)活力沒有，印鈔機卻失控，這就是俄羅斯失敗的根源之所在，其實道理很簡單。
只將企業(yè)的資產“量化”、股份化到個人，允許轉讓但不允許搬走，逼你去把企業(yè)搞活，我想我們就決不會蹈俄羅斯的覆轍。與俄羅斯的改革比較起來，我們的農民分不到量化的資產，這似乎不公平，但為了使企業(yè)產生活力，也只能這樣做。對農民的補償可以通過土地私有化和減稅來實現。
所以我認為，要實現“公平的改革”其實并不難，難的只是作出決定的勇氣。財富一旦量化到個人，它就必須參與創(chuàng)造才能獲得增值的機會。一旦參與創(chuàng)造，那其實就成了一種“私有公用”的社會財富，就成了能造福于公眾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既然“公平的量化”不難做到，所以我們應該去大力呼吁的，首先應該是“加速改革”。離開了“改革”這一前提卻空喊“公平”，其結果是導致當局者對改革的猶豫，因而造成了一個最不公平的結局——那就是維持現狀，不“量化”，不改革。
說“維持現狀”是最不公平的結局，我們是有理由的。因為不管是“公平的量化”還是“不公平的量化”，其結果都可能使資本人格化，使企業(yè)活力得以恢復，使經濟增長，就業(yè)增加，社會矛盾緩和，使社會制度逐步趨于合理化。但維持現狀所導致的結果，是“公平的量化”沒有了可能性，而“不公平的量化”卻在“公有制”的幌子下天天進行。我曾經提及過，在現行的官員所有制下，國企必定會虧損，必定會產生制度性的腐敗，就好像１００元錢放在大街上必定會被人撿去一樣，這是完全可以用公式證明的！既然國企虧損的實質是“用民眾的血汗肥官員的腰包”，那么維持現狀就等于默許最不公平、最不具創(chuàng)造性的官員所有制的繼續(xù)存在，默許廣大民眾繼續(xù)被盤剝，默許社會危機的繼續(xù)惡化而走向崩潰......
這讓人想起了一則古代的寓言故事，說兄弟兩看見一群雁在天上飛過，哥哥挽弓搭箭，說要“把雁射下來煮著吃”，弟弟一聽連忙阻止，說“雁要燒著才好吃”，于是兩兄弟就開始爭吵了起來。最后他們找到一位老先生評理，老先生說：“這還不簡單，一半煮著吃一半燒著吃不就得了？”——可再去射雁時，雁兒早已不見了蹤影！
先把雁射下來，然后才能去談論“煮著吃”與“燒著吃”的問題。
先改革了，然后才能去談論“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
2００１年４月于湖南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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