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朱鐵志先生，因為看到兩則新聞———一則說，一家美國公司駐北京代表處在人才招聘會上公開貼出“北大、清華畢業(yè)生一概免談”的告示；
另一則說，某女士針對當前注重形式的教育理念和虛榮的社會風氣，寫了一本名叫《拒絕北大》的書———原本“通常不愿談論母校”的他，也“禁不住要嘮叨幾句”，于是在5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發(fā)表了一封《致北大校友的公開信》，認為像那家美國公司和那位寫《拒絕北大》的女士那樣“出于各種動機或贊美或批評北大的人……都以獨特的方式為北大的成長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作為北大人，我們應該脫帽向他們表示敬意”。接著，朱鐵志沿著“北大不僅以其在中國學界的重要地位讓人敬仰，也以其中某些人的不可一世讓人反感”的思路，反省了北大人的“自負”、“狂妄”、“好高騖遠”、“眼高手低”、“不善合作”等特征。作為一個10年前畢業(yè)于北大的“北大人”，讀了鐵志校友的這番肺腑之言，也禁不住想發(fā)幾句議論。

　　我沒看到那本標榜要“拒絕北大”的書，作者到底是不是因為想達到“轟動”和“暢銷”的效果，當然最好拿北大開刀，只有這樣，才能“吸引眼球”、“一夜成名”，我不得而知。但我確知道，那家聲稱“北大、清華畢業(yè)生一概免談”的所謂美國公司，其實不過是美國俄勒岡州一個狹窄、擁擠的居民區(qū)里的一家連招牌都沒好意思掛上的夫妻店。它的所謂駐北京代表處，在北京科技會展中心租了一兩間普普通通的辦公室，一直從事著非法移民活動，在隨后幾天的招聘中，別說北大、清華的畢業(yè)生，就是普通院校的畢業(yè)生，也一個都沒招上（《生活時報》2002年3月22日）。當記者前去追蹤采訪時，竟遭到該代表處10多名員工的圍攻，照相機也被強行搶走后失卻（《生活時報》4月9日）。如此水平的“國際一流企業(yè)”及其駐北京代表處，懷著如此卑下而可笑的動機借北大之名大肆自我炒作，即便一個與北大無關痛癢的人，大約也會嗤之以鼻；
而一個北大人再怎么“兼收并蓄”，恐怕也是很難向這種“批評”脫帽表示“敬意”的。

　　人的自負、狂妄一般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無知者無畏”，肚子里沒裝幾滴墨水，卻時時處處自詡偉大、正確、老子天下第一；
另一種讀書破萬卷，胸中藏有雄兵百萬，如隆中俊杰諸葛亮自比于管仲、樂毅，如臺灣怪才李敖慨嘆“上帝所造皆鼠子，抬頭我欲笑天公。冷眼白盡世間相，漠然無語傲群生”。北大肇始于戊戍變法，催生了“五四”運動，既是中國變革與開放的產(chǎn)物，更是變革與開放的推動者。如果不否認這些，就應當承認，北大不但“以其在中國學界的重要地位讓人敬仰”，更以其培育、傳承了民主與科學的精神魅力而令人神往。就整體素質而言，北大（及清華等著名大學的）學生和畢業(yè)生一直在同齡中國人當中屬于佼佼者。如果不否認這些，就應當承認，北大學生的自負、狂妄屬于上面分析的第二種情形，是一種“有知者”的“大無畏”、恃才放曠。

　　一個健康、寬松、充滿活力的社會，應該能夠為形形色色的性格、稟賦各異的公民提供適合的發(fā)展空間；
而一個僵化、狹小、死氣沉沉的社會，往往既容不得“無知者”如井底之蛙一般的不知天高地厚，更容不得精英人物的“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不但不讓他們“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反而要刻意刁難、打壓他們，將他們發(fā)配到熱火朝天的現(xiàn)實生活中接受“再教育”，讓他們明白“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硬道理。正如前幾年某地有關人士曾執(zhí)意安排一名大學畢業(yè)生看守公共廁所，一家自己什么都不是的皮包公司，也敢于在招聘會上“偏偏”歧視北大、清華畢業(yè)生，就是某種“你能啊，你牛啊，看老子怎么惡心你”的變態(tài)心理使然。照這種趨勢，北大、清華的學生就得一個個整天低頭哈腰誠惶誠恐裝得比孫子還孫子，畢業(yè)后二話不說背起鋪蓋卷就奔赴社會最底層，從掏大糞看廁所到車工木工搬運工煤礦工，從在辦公室掃地擦桌子打開水到給七品芝麻官捶背捏腳擠牙膏什么都搶著干，我們的某些“主流人士”才能心滿意足，“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征服感才能油然而生。

　　 “主流人士”對北大的側目遠非始于今日。1925年，北大27周年校慶之際，應北大學生會邀請，魯迅先生寫了一篇《我觀北大》。針對段祺瑞執(zhí)政府的“整頓學風”措施和以總長章士釗為首的教育部一再打壓北大（如散布解散北大的謠言，決定停發(fā)北大經(jīng)費）的舉動，魯迅寫道：“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
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zhàn)的，即使只有自己”；
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著，總有著希望的前途”。對于投向北大的“暗箭”，北大人向來有反省的自覺（朱鐵志校友的《公開信》即為一例），但更不乏堅守的勇氣。北大教授陳平原先生在《曾經(jīng)北大書系·總序》（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中說：北大學生的“憂國憂民”、“野心勃勃”、“特立獨行”、“眼高手低”其實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有人激賞，也有人不以為然，更有好心人不時地提醒：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犧牲，最好能守中庸（中行）。就具體言論和舉止而言，確實沒有必要故作驚人之論或駭世之舉，但忠實于自家的學術／藝術感覺，不想因利益考慮而過分委屈自己，這種理想主義情懷，即便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很不討好，我以為還是值得保留。有個性但不張揚，守規(guī)則而能發(fā)揮，這種境界，只能令人心向往之。今天重溫當年魯迅先生對北大的觀感，聯(lián)系陳平原教授對北大人理想主義情懷的期許，再看朱鐵志校友從北大人“自我評價與外在評價不甚協(xié)調”中生發(fā)出的幾多憂慮，我反倒隱隱地愈加有些狂妄起來。

　　如果有朝一日，連一向以自負、狂妄為能事的北大人也被外在的壓力與評價磨煉得俯首帖耳唯唯諾諾了，真不知是中國的幸事還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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