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犯罪問題的最終之道是增加犯罪的成本，而有選擇的機會才意味著有成本。 　　 　　2008年1月1日下午，3名劫匪欲在廣州一輛大巴上持槍搶劫。乘客報警嚇走了兩名劫匪，第三名劫匪被車門夾住，逃跑不成被夾死。乘客稱，當匪徒恐嚇要開槍時，司機大喊“你有種就朝我開槍啊”。這句話被網(wǎng)友譽為2008年伊始之最強音。
　　稍微運用一點博弈論的知識，我們就能知道，對司機和乘客來說，什么結果是最有效率的。讓我們假定有A司機、B乘客和C搶匪三方。前兩者選擇是否阻擋犯罪，后者決定是否犯罪。我們可以簡略區(qū)分出三種狀態(tài)。第一，如果三方都相信一旦劫匪犯罪，司機和乘客會阻止，那么劫匪不會犯罪，司機和乘客也就不用阻止犯罪；第二，如果三方都相信如果劫匪犯罪，至少一方(或者是司機或者是乘客)不會阻止，則劫匪選擇犯罪并可能很容易逍遙法外。第三，如果司機和乘客都不出手阻止，劫匪犯罪，司機和乘客結果都受大損失。
　　多種可能是經(jīng)濟模型中常常惱人的問題，我們不知道哪種可能會發(fā)生。但如果政策可以避免其中一個可能，應該避免最壞的可能。刑法的意義在于預防犯罪，上述博弈中，最有效率的是第一種可能：劫匪并未犯罪，自然也不會被打死，司機和乘客自然也不用阻止犯罪，更不會受傷，這是皆大歡喜的結果。
　　本案中廣州司機和乘客奮起自衛(wèi)，效率很高。但也有人認為司機屬于防衛(wèi)過當，致人死亡，要承擔一定的責任。這種看法雖然迂腐，但在經(jīng)濟學上也有理論支持，有人向來認為，正當防衛(wèi)的條款不符合效率原則，因為很難確定到底什么是“正當”。
　　其實，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guī)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wèi)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wèi)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刑法》對正當防衛(wèi)的規(guī)定還是有標準的：首先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其次是暴力犯罪。當然我們可以質疑說，“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判定較為困難，但個人認為憑借使用暴力的標準應該可以判定正當防衛(wèi)的限度。在本案中，司機夾斃搶劫犯的前提是搶劫犯拿著槍指著他，此時不難認定司機的行為符合上述兩個標準。
　　法律對正當防衛(wèi)做出規(guī)定，是一個信號機制，使得公眾可以確信當犯罪分子采用暴力手段進行搶劫時，公眾的阻止行為不會受到追究。這一機制的效率在于能對犯罪分子產(chǎn)生威懾。根據(jù)經(jīng)濟學的一般假設，犯罪分子會理性評估犯罪風險，減少實施這一類犯罪行為。
　　當然會有人說，要是犯罪分子懂法學與經(jīng)濟學，他很可能就不需要進行搶劫。這才回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解決犯罪問題的最終之道是增加犯罪的成本，而有選擇的機會才意味著有成本。從這個意義上，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公民社會建設，增加整個社會的就業(yè)渠道，尤其是增加底層獲取基本能力的渠道，是除了法律和經(jīng)濟手段打擊犯罪外，從源頭上加以預防的更加治本的政策。
　　這個方面，哥倫比亞的麥德林(Medellin)圖書館計劃，或許可以成為廣州學習的榜樣。
　　麥德林地區(qū)原來是一個以綁架犯罪聞名的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該市市長麥德林先生啟動了一項圖書館計劃，旨在增進犯罪分子的知識，從根本上減少犯罪。中國有“圖窮匕見”的傳說，麥德林的計劃正好逆其“圖窮匕見”之道而行，要旨在于用書卷包裹匕首，用書卷來置換匕首，見識不可謂不高遠，但是其效率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疑慮。實際上，計劃伊始，嘲笑理想主義的聲音不絕于耳。但麥德林沒有理會冷嘲熱諷，而是決意推行這一計劃。如今，該計劃實施經(jīng)年，效率又如何呢?
　　一開始，當然成效并不顯著。但麥德林圖書館每天吸引著大量來客，或許有潛在的犯罪分子因為圖書館的書籍而發(fā)生了改變。長時間來看，這一計劃收到了意料之外的結果，今天的麥德林儼然是一個文藝復興之都，也成了世界旅游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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