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我考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時，吳澤先生（1913－2005）是我們的系主任。吳教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歷史學家，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
　　1933年夏，家境貧寒的農(nóng)家子弟吳澤考入北京中國大學經(jīng)濟系，師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和呂振羽等。在這些紅色教授的影響下，吳澤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學時發(fā)表《殷代經(jīng)濟研究》和《奴隸制社會論戰(zhàn)總批判》兩篇文章，直接參與了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zhàn)。
　　1935年，吳先生參與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不久又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曾一度被捕入獄。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吳澤從中國大學畢業(yè)，幾經(jīng)周折，于1938年春輾轉(zhuǎn)至重慶，先后執(zhí)教于復旦大學、朝陽法學院和大夏大學�！吨袊�原始社會史》、《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和《中國歷史簡編》是吳澤這個時期的代表作，也是成名作。不過，這些著作都是根據(jù)馬克思或恩格斯的論述，鋪排中國的片斷史料而成。
　　1946年夏，吳澤隨大夏大學遷回上海。10月，翦伯贊與華崗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如果說，此前吳氏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特色是“史從論出”的話，那么此后就完全成為“遵命史學”了。例如，他發(fā)表的《名教叛徒李卓吾》、《劉伯溫論元末》、《梁啟超的擁袁運動》、《關于曹操的歷史作用問題》等文章，曾經(jīng)名噪一時。但今天看來，這些文章與其說是學術論文，不如說是政治評論更恰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吳澤參與接管大夏大學，曾任教務長、文學院院長等職。1951年院系調(diào)整，大夏大學并入華東師范大學后，長期任歷史系主任。
　　大學三年級時，我們成立了學生學術團體“青年史學社”。我作為發(fā)起人去吳家邀請他參加成立大會。那時學校的名教授們在麗瓦河畔都有一棟獨立的小洋房。吳先生和他的老母親以及哥哥同住，那是我和吳先生第一次近距離接觸。
　　后來我考取楊廷福教授的隋唐史研究生，吳澤也掛名是我的指導教授。因為楊先生還沒有從教育學院調(diào)入華東師大，所以不能單獨招收研究生。我們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都要聽吳澤的課。他斷斷續(xù)續(xù)地給我們講馬克思主義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學說和古代東方史理論。那是吳先生從30年代到50年代的研究成果，課程大多安排在晚上。
　　每次他拿出陳舊得已經(jīng)發(fā)黃的講稿，絮絮叨叨講個不停，我們都聽得一頭霧水。有時講課要到半夜才散，我早已昏昏欲睡。這些理論是吳澤教授半個多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學術成果，可是大多經(jīng)不起歷史的檢驗。
　　等到80年代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以后，這些學術成果幾乎成了一堆廢紙。吳先生仍然很關注現(xiàn)實，可當時中南海改革開放的政策和他的理念卻顯得那么格格不入，使他無法跟上形勢。此時的吳澤除了在一些集體編撰的書刊上當掛名主編外，能夠做的也就是不斷開拓冷門的研究領域，如華僑史、客家學、通俗史學等。他試圖搞馬克思主義的華僑史理論，但實在也是牽強附會得離奇了。
　　研究生的第二年，楊廷福教授去世，我不得不成為吳澤的入室弟子�？沙�了到吳家去做粉刷墻壁之類的粗活外，是沒有機會去和吳先生討論學問的。
　　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時間是帶領同學編撰“史學概論”。最后書出版了，主編卻是吳澤教授，理由是研究生的成果要算在導師名下。
　　不過，吳先生因此對我格外器重，要我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兼職攻讀他的博士研究生，條件是繼續(xù)執(zhí)筆幫他寫一本書。此時的我已過而立之年，不想再為他人做嫁衣裳，但又沒有其他出路，只好投筆從政。
　　1989年春，吳先生囑我報考他的兼職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陳至立部長也同意放行�？墒悄菆稣�治風暴一起，母校將我除名。我就再也沒有回過母校，再也沒見過吳澤教授了。
　　我總覺得吳先生的紅色教授生涯是個悲劇，他本來是可以為后人留下一些學術遺產(chǎn)的，可是卻沒有。他的學術生涯不幸耗費在教條主義的繁瑣演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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