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紹武(1928－2005)生于北京，原名梅葆珍，著名京劇表演藝術(shù)家梅蘭芳之子。1952年燕京大學畢業(yè)，做過一年警察，后任職北京圖書館，從事國際圖書交換工作，接觸到許多“資產(chǎn)階級文學作品”和外面看不到的書籍，于是成為許多朋友尋找精神食糧之處。之后在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任職，是國內(nèi)第一個引介納博科夫的人，翻譯了納氏重要作品《普寧》、《微暗的火》。也是國內(nèi)最早研究阿瑟?密勒的人，翻譯了密勒的劇作《煉獄》。此外，他還鐘情偵探小說，與夫人屠珍翻譯了《福爾摩斯探案精選》等。喜歡聽戲、欣賞古典音樂。堅決不開汽車，堅決不進廚房。
　　
　　紹武那時在北京圖書館工作，不僅借書方便，手頭還經(jīng)常擺著幾本正在編目的新書。此外，梅蘭芳先生曾到境外訪問，也帶回不少英文書。這就使紹武家成了當時國內(nèi)罕見的一座圖書寶庫，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精神食量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第一次踏進梅府大門，是在把國家折騰了10年的“文革”發(fā)軔的前一年。當時國內(nèi)的政治氣氛雖然日趨嚴峻，一般升斗小民卻并未意識到即將降臨頭上的一場大禍，因之也沒有完全失去結(jié)識新交、拜望世家名流的心境。但我去拜訪梅紹武倒并不因為他是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后裔，而是對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譯家心懷景仰。紹武當時就已有大部頭翻譯作品問世。他同夫人屠珍女士，時有翻譯文章在《世界文學》――“文革”前惟一介紹外國文學的刊物――上發(fā)表。這次引見我去認識紹武的也正是《世界文學》的一位編輯張佩芬女士（德國文學研究者，她的愛人，就是現(xiàn)在已經(jīng)鼎鼎大名的�？思{專家李文俊，兩人當時同我已有交往）。
　　我從上一世紀50年代初就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西側(cè)的一條陋巷里，梅府則在我住家正東、護國寺街的東口。這是一處深邃的四合院，是梅蘭芳先生晚年的居所。（前若干年已成為紀念梅先生的博物館。）從我家到梅府，首先要經(jīng)過護國寺街西頭路南一幢巍峨的建筑，那是梅蘭芳生前為弘揚京劇，捐助巨資建起的“人民劇場”。走過“人民劇場”，穿過一個小小的十字路口，只要再走兩三百步路就到了梅家�？上н@天去得不巧，正值紹武外出，未能得見他的豐采。接待我同張佩芬女士的是他的夫人，落落大方且又健談的屠珍女士。雖然是第一次登門，我并未感到拘束，參觀了紹武的書房，也見到這對伉儷的三個可愛的小子女。從這天起，我同紹武一家就建立起長逾四十年的交誼。
　　“文革”前及“文革”初期，我去梅家的次數(shù)不多。在一場橫掃大地的暴風雨爆發(fā)后，梅家喬遷到宣武門內(nèi)另一處老房，不再是我的近鄰。我在暴風雨間歇偶爾去坐坐，只是為了互報平安而已。倒是1969年冬我下放“五七干校”以后，每次休假回家，只要紹武也在北京，我總要去他那里借幾本外文書。
　　
　　在干校勞動鍛煉還能讀外文書？這或許要稍做些解釋。我下放的干校就在離天津不遠的茶淀，離北京不過半天路程。（有一次我還騎自行車到天津去趕火車回京。）我們那里管理不太嚴格，一年總能休三四次長假。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在干校被分派到遠離大本營的木工廠干活。按照工廠的安排，作息非常閑散，且又獨居一間宿舍，可以“為所欲為”。時間一長，我又犯了老毛病，二三十年養(yǎng)成的愛看外文書的“惡習”，叫我想找點洋書。紹武那時在北京圖書館工作，不僅借書方便，手頭還經(jīng)常擺著幾本正在編目的新書。此外，梅蘭芳先生曾到境外訪問，也帶回不少英文書。這就使紹武家成了當時國內(nèi)罕見的一座圖書寶庫，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我精神食量。借書、還書以至后來發(fā)展到譯書、評書，這是聯(lián)系著紹武和我的一條堅韌紐帶。
　　改革開放以后，文藝政策放寬，我們幾個搞文學翻譯的人不僅重操舊業(yè)，而且還大膽引進西方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甚至引起爭論的偵破小說。除了分別研譯各自感興趣的作家、作品，我們這些人也常常合作，共同出版一部集子或者合譯一本書。舉其大者，我同紹武等人都參加了老翻譯家馮亦代同王佐良兩位先生各自編選的一本美國現(xiàn)代短篇小說集。馮亦代和我都編過西方驚險小說集。紹武伉儷也編過加拿大小說集等等。這些書使我國一度停滯的譯介西方文學事業(yè)重又繁榮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梅紹武、蘇紹亨、董樂山和我合譯的《馬克思和世界文學》。這是英國學者柏拉威爾教授撰寫的一本近50萬字的學術(shù)著作，對馬克思一生發(fā)表的文學評論和美學觀點做了系統(tǒng)性的闡述和分析，在西方評價很高。翻譯這本書是一件艱巨工程，幾乎每頁書都有幾處需要查對馬克思原著，每頁書都需要編寫若干條注解。初稿譯好后，全書的校對、修改以及撰寫序言都是紹武一人承擔，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除與他人合作外紹武個人辛勤不輟，在譯介外國文學上作出巨大貢獻，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許多國外知名作家，像美國劇作家阿瑟?密勒、小說家納博科夫等，都是經(jīng)他介紹才為國人熟知的。紹武這方面的眾多成果，我在這里就不細說了。
　　聯(lián)系我同紹武的另一條紐帶，是我倆對西方古典音樂興趣都很濃厚。1972年我從干�；貋�，學校雖已復(fù)課，但我因舊債尚未了結(jié)，一時仍然沒有上講臺的資格，只能在系資料室打雜。工作清閑，時間充裕，班可上可不上。這樣也好，我不但有足夠的時間看書、會友、逛大街，還把塵封已久的密紋唱片翻出來，重新回到闊別將近十年的音樂世界里。從這時起，我去紹武家更頻繁了。此前幾年他有幸到英國去作了一次短期訪問，帶回來一些新唱片，另外還有一臺開盤錄音機，在國內(nèi)難得見到。我在山西插隊的兒子不久也從太原為我背回來一臺國產(chǎn)錄音機。我去紹武家主要是欣賞音樂，聽唱片和轉(zhuǎn)錄磁帶。我聽紹武的，也偶然帶去一些自己從別處找到的。記得有次我從老鋼琴家老志誠那里錄了卡拉揚指揮的貝多芬九部交響曲，還曾急匆匆地到紹武處獻寶。
　　
　　常去他家的客人自然還有別的音樂愛好者，一位小提琴家姚念庚曾指點過我的小女兒拉琴。另一位在電臺工作的嚴沆泰，不只英文好而且會彈鋼琴。他后來去了英國，同我至今仍有聯(lián)系。我同紹武都不會樂器，但紹武音樂知識豐富，腦子里盡是大作曲家、名演奏家的軼聞趣事，吸引了不少聽眾。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同兒子談起這位癡迷音樂的“梅伯伯”，兒子居然還記得聽他講過的幾則趣事：波蘭小提琴家胡伯曼平日練琴總習慣盤膝坐著。西班牙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有一回登臺演出，因為過于投入、感情激動，竟把琴弓甩到了舞臺下面。
　　紹武家積藏的音樂資料和那里濃郁的音樂氣氛，在當時枯燥的日子里宛如沙漠中的一泉清水，潤濕著很多人的心田。當然了，這已是“文革”后期的事。人人搖動小紅書，高喊“造反有理”的日子逐漸遠去，人們可以稍微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氣了。
　　梅老夫人――梅蘭芳的遺孀福芝芳女士――那時還健在，正月初二是她的壽辰，每年的這天，我必去梅府，先給老太太拜壽，再給梅府一家人拜年。這一天梅府總是賓客盈門，紹武的朋友多半坐在西廂房他的客廳里喝茶聊天，中午到東廂房吃一頓壽面。因為人多，廚子準備的是比較簡單的炸醬面。北京人愛吃炸醬面，這在梅家已成為招待客人的傳統(tǒng)。多年以后，梅老夫人已經(jīng)仙逝，紹武一家離開宣武門遷到另一處新居。我有時去他那里閑坐，仍舊惦記著留下來吃一頓炸醬面。
　　紹武走了。一個充滿敬業(yè)精神、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一個幾十年如一日一絲不茍的翻譯家和作家。一個既可與之閑談，又可與之切磋學問的長者。一個樂于助人，講信義、重然諾的朋友。這樣一個人理應(yīng)享有更長的壽命，在文壇和翻譯園地里種值出更多的奇葩。但造物者忌才，更忌妒有才華的好人，竟匆匆把他召走了。作為他的好友，我不僅感到悲痛，有時候還會自問：像紹武這樣一個謙謙君子型的學問家，在我們今天的知識界還有幾人？

相關(guān)熱詞搜索：交誼 故人 四十年 故人交誼四十年 故人十二年 十二年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