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來，任志強成了媒體和網絡聚焦的中心人物。這位中國地產界的大佬、華遠集團的董事長以一系列“出格”言論――“要為溫州炒房團發(fā)獎狀”、“我只為富人蓋房子”、“禁止炒房就是違憲”、“窮人富人分區(qū)論”等，一次次撩動了民眾敏感而脆弱的神經。
　　任志強，到底是那個說真話的“指出皇帝沒穿新衣的小孩”，還是擁有話語霸權的傲慢的權勢集團代言人？
　　從更宏闊的背景來看，“任志強事件”其實是當下洶涌起伏的中國社會思潮史的一朵浪花。就宏觀經濟政策而言，皇甫平的文章，主張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所謂“以改革總攬全局”，以經濟體制改革進而觸動行政體制改革。郎咸平教授則主張警惕經濟放任自由主義，加強國家干預，有人概括為“新國家主義”。這兩種觀點都有相當的支持者。這也是中國社會的復雜性所在。
　　目前的房價是否合理？上海房地產有多少泡沫？政府該不該進行宏觀調控，如何應對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因其復雜的專業(yè)性，委實難以用三言兩語解釋清楚。
　　任志強的觀點，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無疑有其正確處。這一點，有學者和為數不少的網友的支持為證。從這個角度講，圍繞“任大炮”引發(fā)的口水戰(zhàn)，多少有些誤會的成分。
　　任代表他所在的利益集團發(fā)言，從現代民主的視角來看，也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在一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民主社會里，不同的族群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宗教和政治立場。任先生為地產商人辯護，認為房價合理，批評政府管制樓市，也是天經地義。
　　矛盾和分歧正由此產生。
　　一、同樣是任志強的觀點，在經濟學家內部也有著不同聲音。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的形成機制，在轉型期的中國普遍存在尋租現象、權錢交易、暗箱操作的情況下，尚是一個無法深究的話題。在“好的市場經濟”尚未真正建立的情況下，任志強用市場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現實，自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二、由于中國目前尚未形成一個針對弱者的保護機制，以及各方利益群體協商共處的對話機制，“叢林法則” 盛行，強橫者贏家通吃，弱者永遠是“沉默的大多數”，是德國思想家馬爾庫塞觀察下的“單向度的人”。
　　任志強的攻擊性和侵犯性，多少顯示出一個強權者的輕慢，甚至是肆無忌憚。他的赤裸裸的發(fā)言，鮮活地勾勒出一個既得利益者的真實一面。作為一個標本，任先生的“適時”出現，其實佐證了“新左派”知識分子們的擔憂，在傳統的政治威權之外，新的資本霸權正在涌現。
　　這，正是“任大炮”引發(fā)廣泛爭議的理論和現實背景。
　　在本刊編輯部看來，任的“政治不正確”，和那句已成為“名言”的“誰叫你生在中國”一樣，恰恰及時提出了一個疑問：在中國社會各階層開始分化，各利益群體初步形成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共同體如何才能和諧共存，不發(fā)生對抗性斷裂？
　　我們注意到，在傳統的官員階層之外，以任志強先生為代表的新富權力階層正在崛起。官員以政治權力為競價籌碼，任志強們的武器則是財富。（如果像吳敬璉先生所擔憂的那樣，中國最后走上“壞的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任先生們中間，會不會產生中國的“霍多爾科夫斯基”？）這個階層的催生壯大，在中國當下很自然會引起民眾的非議、質疑甚至是仇恨。在這一背景下，任志強還在聲稱“說真話”，可以說是“不智”。
　　一方面是新富階層“有產者的輕慢”，一方面是民眾日益滋生的“仇富心理”，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的觀察是：權貴的寡頭化和平民的民粹化。
　　不管如何評判，逐漸拉開的鴻溝，孕育著危險。
　　積壓之下，必有反彈。去年底法國全國性騷亂事件發(fā)生的根由，正由于少數族裔的聲音被長期漠視、法國主流社會不重視族群融合所致。因此，部分網民對任的憤激情緒，與其批評他們有“義和團情結”，還不如說是民意通過網絡尋找到了公共表達空間。在過去的管制模式下，缺少民主對話通道的弱勢群體的哀號，要么是秘密訴諸于“內參”，要么只能公開宣泄為“群體性事件”。
　　彌合社會斷裂，本該是政府的責任：更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制定更為和諧的社會政策，協調矛盾，和緩社會對立。但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錯位、缺位、越位并存，地價飆升的背后，何嘗沒有某些地方政府的默許、慫恿和支持！
　　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寄望于政府，把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理念注入到執(zhí)政實踐中去。
　　胡適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介紹1916年美國《遺產稅法》的制定過程。該法令的核心，是旨在通過高額稅收，來減少富翁后代的遺產繼承額。讓其審議通過的，是當時的美國國會議員們，而這些議員絕大部分都來自權勢集團。換句話說，基于社會關懷的立場和理性的考慮，他們親手斷了自己孩子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后路。
　　這個故事至少可以告訴中國的新富階層，有外國前輩的先例，創(chuàng)造財富和人道情懷，其實可以并行不悖。
　　不過，輕慢而強硬的任先生，能聽進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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