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娃”，這是一個特殊的名詞，這些娃的父輩都是上個世紀在井岡山和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大部分出生在延安，或童年的生活在延安度過。新中國成立以后，大部分人隨父輩離開了延安。但還有一部分人沒走，至今一直生活在延安這片熱土上。在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90周年之際，本刊記者特地來到延安，尋訪了還在延安的“延安娃”。
　　延安作為革命的圣地，新中國的搖籃，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發(fā)展，“老區(qū)的春天”已經來臨，延安的他們如今怎樣？歲月是否改變了他們的精神底色？他們能告訴我們哪些不應該被遺忘的故事？
　　
　　現年80歲高齡的謝紹旺是當年的陜北紅軍領袖謝子長的親侄子，其父是謝子長的二哥。他這樣總結著自己的一生：“搞農村合作社和辦教育是我這一生最重要的兩件事�！�
　　謝老告訴記者說，他這輩子干的這兩件事覺得非常值，現在很幸福，兒女們也都經常回家看望他們。他還說，現在有打仗的片子他就看，有的都看過不知道多少次了，但還是愿意看，動情處，還會流淚。
　　
　　謝紹旺：
　　先“農”后“教”，一生無悔
　　 “我父親在我三四歲時，被國民黨抓到了監(jiān)獄，后來共產黨想了很多辦法把父親救了出來，但是父親已經被折磨得不行了，回到家當天就走了。”
　　“我是跟著母親在東躲西藏中長大的。那時候家里的男人都參加了革命，我因為年齡小沒有去，我們家的男人一個一個都死了，我大爺（對其父親哥哥的稱謂）六個兒子死了五個，我也死了兩個哥哥，老二和老五，加上上一輩，我們家族當時就死了十來口人，家里剩下了一群寡婦。當時國民黨在我們村（李家岔鎮(zhèn)棗樹坪村）入住了一個連，專門抓謝家的后人，我就跟著母親往外逃，好幾次都差點被抓�！�
　　“我沒有什么文化，現在認的幾個字都是參加工作后自學的。記得建國以后，組織上讓村里的人去上學，但是母親很反對，不讓去，她是怕萬一再有個閃失，家里就沒有男人了。母親在我十七、八歲的時候病死了，一年后我結了婚，是母親提前看好的人家，就是我現在的老伴�！�
　　“1952年我到了農業(yè)社工作，1958年又到了鄉(xiāng)鎮(zhèn)府，擔任鄉(xiāng)鎮(zhèn)委員，后又到管區(qū)當書記，我學字就是這個時候自學的，在農業(yè)社工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當時覺得最困難的是群眾工作。那時，群眾對農業(yè)合作社不理解，覺得自己家里幾個孩子都不一定能干到一起，現在讓大家把生產資料、土地、牛羊都合起來，很不理解，他們說之前土地革命時期斗地主，把土地分給窮人，現在又要合，不明白是為什么。”
　　“當時我就天天給農民們做工作，開會時做，會下又到各人家里去做，我們就說集體力量大等等，主要從黨員開始，讓其帶頭，再發(fā)動貧下中農。”
　　“后來因為表現出色，就被調到了人民公社當社長。退休前兩三年又到了縣里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以正科級退的休，現在我每月有2600多元的工資，老伴覺得少，但我覺得不少了，能過就可以�！�
　　“對我非常重要的另一件事，就是‘謝子長希望小學’的建立。退休前我同時在‘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工作，會定期給中小學生講革命傳統(tǒng)教育。九十年代時，我在棗樹坪小學看見娃娃們太苦，有時吃不上飯，覺得這事要趕緊解決，后來就到處跑，縣里、市里、省里、北京等等都跑遍了，籌集資金后成立了這所希望小學�！�
　　“在這件事上，社會各方面都給了很大的支持，所以當時建校時，我就一個要求，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學校建設上，不允許多吃多占的情況出現，當時我自己在學校吃飯都要掏錢。”
　　“革命不是一句話，現在的日子不容易。我家就死了那么多人啊，所以后人不能忘記前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服務人民。所以我就經常給他們講愛國主義教育，去年我還去了兩次，今年就沒去了，因為腿疼走不動了。但我希望還有人能夠繼續(xù)講�！�
　　
　　今年85歲的王友告訴記者，他其實算一個手藝人，革命勝利后一直靠給人修手表為生。他父親以前是子長縣七家灣村黨委書記，母親黨玉蘭在革命時期是延安“縫衣大隊”的隊長，而他的三爸正是當年赫赫有名的李赤然將軍。
　　王老說，因為當年自己沒有參軍很遺憾，今天他的兩個兒子都參過軍了，現在工作也很好。
　　
　　王友：
　　為人民維修“時間”
　　 “記得1939年左右，我在龍工巷（音）小學讀書，當時覺得特別好，因為那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很太平，我還記得當年學的有語文、數學、歷史、自然等幾門課，但是好景不長，國共破裂后，這里就正式改成了陜甘寧邊區(qū)�！�
　　“當時家里的男人很多都參軍了，我大伯的孩子上午參軍，下午就死了，我爸和三爸（李赤然）當時就不讓我去，但我一有時間就會去三爸的部隊玩，幫他們做一些宣傳工作。”
　　“后來胡宗南來到延安，說我們都是共產黨的家屬，就把父親和我抓走了，村里找到一些有門路的人，當時給了一些錢后，我們才被放出來。1947年國民黨走后，我們全家才又回到原來的家里�！�
　　“我學修手表是1942年，一個抗大的學生叫李中秋，教了我一年，這門手藝最終成為了我的飯碗，困難年代也都靠著它，所以我一輩子感激李中秋�！�
　　“日本投降后，抗大的學生們都走了，我開始了自己的修表生涯。剛開始家里有地，所以我都是免費給人修，雖說那時有手表的人不多，但周圍幾個縣里就我一個會修表，找我的人也不少�！�
　　“一直到1955年以后，我才在街上搭了一個鋪子，開始賺一點錢養(yǎng)家。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家里非常困難，我和父親一邊在煤礦工作，一邊種些蔬菜賣掉，那時光靠修表根本養(yǎng)活不了家里�！�
　　“這期間我們還搞過合作社，我和刻章的、印刷的在一起，歸一個領導管理，我們當時叫‘手工業(yè)聯社’，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個部門才撤掉�！�
　　“我給人修表修了幾十年，得了個好名聲，而且我也不欺負人，因此文化大革命時，斗得那么厲害，沒有人來找我的事�！�
　　“如今我的身體也非常好，現在還爬山，有廟會我也去，能吃，也能喝，就是以前修表用眼多，現在眼睛稍有點不好。早上起來，我就出門轉轉，晚上跟老年人聊聊天，看看電視�！�
　　“我們是曾經受過罪的人，所以感到現在很幸福，只是有一點我很看不慣，很多人把吃剩的還非常好的菜都倒掉了，這讓我很難受，心疼糧食��！”
　　
　　與前兩位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延安娃”不一樣，現年46歲的田金光，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延安娃”。目前是延安市子長縣薯類研究所的所長，他的父親今年已經94歲高齡�！艾F在在子長縣，我父親應該是資歷最老的了，當年參與了紅軍東征，1952年轉業(yè)時是團級干部，但是我們一家都沒有沾上父親的光，相反父親正統(tǒng)的人格對我們晚輩影響非常大�！碧锝鸸庀蛴浾哝告钢v述了自己在父親影響下的成長經歷。
　　整個采訪過程中，田金光顯得非常平靜，他說自己現在的家庭也受父輩影響，非常和睦，兒子在西安上大學，妻子會幫助他料理家務，而他現在所做的薯類研究工作也是縣里的重點項目，還說以后有機會會多做一些愛國主義教育的工作，讓現在的人們不忘過去的歷史。
　　
　　田金光：
　　自己奮斗，沾不上父親的光
　　 “小時候看見父親很多的胸章就非常羨慕，一直想著長大后去考軍校。1981年，我初中畢業(yè)，當時16歲，不夠參軍的年齡，但向往軍營的生活，就謊報了年齡去蘭州軍區(qū)當了生產兵�！�
　　“到部隊后時間不長我就感到自己學識嚴重不足，年齡也不夠，根本報考不了軍校，一年后我向組織承認了謊報年齡的事實，要求復員，那時剛好趕上了鄧小平提出的100萬大裁軍，部隊就允許了�！�
　　“17歲我回到家鄉(xiāng)，跟著原來的班級直接上了高二，1984年我考到了陜西寶雞商業(yè)學校財會專業(yè)，畢業(yè)后回到了子長縣，分配到財貿委員會工作�！�
　　“1992年二中全會以后，我被調到縣紀委工作，當時全國反腐力度加大，我在這里干了八年，辦了不少案子，這八年是我一生非常重要的一段�！�
　　“我父親是個很正統(tǒng)的人，從小受他的影響，要我們做一個正直的人。到紀委工作后，要求更是嚴格。當時參與了陜西省很多大案要案的辦理，以及縣糧食局、林業(yè)局、廣電局、煤炭經營公司等等很多案件�！�
　　“后來又輾轉了兩個部門，都是副科級，在這個級別上我干了十二年，當時很多人都說，你讓你父親去縣里找找人，提干會快點。我給父親說了，但如我所料，父親根本不肯，反而還教育勉勵我說：‘現在是你干的不行，你還得努力’�！�
　　“我的三姐，比我大4歲，當年二十多歲時一直沒有工作，家里人都非常著急，讓父親去找找縣里領導，父親在家里的壓力下，勉強去了，但是到了門口卻又不進去，也不敲門，感覺非常為難，什么也沒說就回來了，家里人也感到父親的為難，就再沒有提，后來三姐一直都沒有工作，到現在50歲了，一天班也沒有上過。”
　　“如今我參加工作已經三十年了，過去的很多不理解，現在反而成為我教育孩子的案例。我覺得父親這一輩人身上的很多好品質在現在年青一代身上太少了。今年正月里，我在廣州出差，碰上一個旅游團，當時就聊了起來，他們問我是哪里的人，我說是延安，他們竟然說延安在哪兒？我當時就想，現在愛國主義教育做得太差，很多人已經忘記老一輩人拋頭顱灑熱血的歷史了�！�
　　
　　結束語：
　　他們沒有父輩那么熠熠生輝的過往，他們現在過著和普通延安人一樣的平靜生活�？赡苁鞘芨篙厒兊挠绊�，在他們的身心中，革命的血液還流淌至今。
　　他們就是現在還在延安的“延安娃”，他們是與延安、與紅色，有著不解之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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