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最牽動敏感神經的外交話題總是與日本有關。作為世仇、近鄰、現(xiàn)實的區(qū)域乃至全球競爭對手，日本注定不會從中國人的新聞視野中消失，相反，隨著各自力量的成長，兩國在更多領域和層次上不那么愉快地相遇，這幾乎是可以確定的事情。最近，為籌備越南國防部長的訪問，日本防衛(wèi)大臣一川保夫在會見越南駐日大使時，很微妙地釋放出了將介入南海、與越南發(fā)展戰(zhàn)略伙伴關系等信息，新外相玄葉在出訪東南亞時甚至提出希望推動建立一個保障南海主權及航行自由安全的多邊機構。另據報道，日本已與菲律賓展開情報合作，并出資幫助菲律賓進行海上警備兵力的訓練。結合此次對越南的新政策話語，似乎日本全面介入南海的政策已經形成，并緊鑼密鼓地展開。
　　從報道看，這次釋放出的理念表現(xiàn)了日本新政府對華政策的三個較顯著特點：
　　首先，日本不愿意在中日外交總體博弈中處于被動，因此會在與南海有關的地緣戰(zhàn)略博弈或其他敏感問題上展開試探性進攻。其次，防衛(wèi)省言論的焦點是所謂航行安全，即美國人說的自由通行權，嚴格說來，“航行安全”的概念稍小于“自由通行”，這表明日本政策在主觀意圖上比美國霸權畢現(xiàn)的風格較為克制――這到底是為了不致過于刺激中國，還是出于對自身政策與力量的不自信，留待智者明鑒。最后，日本對華進行政策攻防的空間很小，因此，避開正面，從地區(qū)外交的領域展開主動，體現(xiàn)了日本新政府希望通過更積極的地區(qū)政策，重尋政策主動的思維，值得重視。
　　在本輪南海爭端激化前后，美國人曾在“巧實力”的思考下，不斷聲言重返南海，而日本在南海問題上的基本處境與美國有異曲同工之處。日本不是南海爭端的當事國，沒有介入爭端的立場，而且與中國的各種利益交織很深，因此，如不慎引發(fā)中國的強力反政策，其代價未必是日本愿意支付的。說到底，盡管博弈激烈，但對中日兩國來說，大局破局，則是雙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總之，便宜要占，但正面的沖撞，不是日本人的選項，同時還要考慮美國的政策走向，這是日本新政府加速在東南亞作為的基本意圖。換言之，就是避實擊虛，避開中日關系實質性和擁有關鍵共同利益的部分，而在外圍采取牽制行動，以圖逐漸贏取優(yōu)勢。
　　上個世紀的40年代，對太平洋和東南亞的進攻是日本成為世界公敵和走向覆滅的起點。冷戰(zhàn)時期，挾經濟起飛之力，日本在東南亞進行了廣泛的投資，對照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日本對東南亞和南海周邊的特別興趣，除了現(xiàn)實的考量之外，確有學習德國戰(zhàn)后用經濟整合歐洲的痕跡。從上世紀80年代所謂“四小龍”、“四小虎”的說法看，日本人的設想幾乎成為現(xiàn)實，但兩件事改變了潮流的走向：中國的崛起與金融海嘯，前者改變了地區(qū)和中日國際權力格局，而后者則無論對地區(qū)國家，對日本和對中國，都重構了經濟權力版圖。隨著中國嘗試運用新的國家力量，這種總體國力轉為外交力，中日于是構成了某種地區(qū)權力的角逐。所以，日本在東南亞和南海問題上的介入到底能走多遠，不僅取決于日本怎樣做，更取決于中國如何應手。
　　日本南海政策的前提設定是：第一，美國愿意牽制中國，不會坐視中國在南海這種連接全球的重要地緣樞紐獲得支配性優(yōu)勢；第二，有關國家因為實力孱弱正在竭力推行爭端國際化的政策。這些誠然都是基本可靠的事實評估，但日本政策的最大問題是：日本有無力量支撐這樣的政策框架？二戰(zhàn)后，美國在本地區(qū)構建的多邊聯(lián)盟體系，如《東南亞條約組織》、《巴格達條約組織》等，無一成功，而美國在越戰(zhàn)中的失敗，更是導致戰(zhàn)略政策轉向的標志。
　　在南海周邊最挑動中國神經的地方，與中國展開地緣爭奪，中國又會坐視嗎？近代中國的悲慘命運最主要形式就是割地賠款，因此，領土和主權爭端直接牽涉民族心理積淀的最敏感，也最危險的部分，日本的“間接路線”東南亞外交在中國人普遍的心里，是否被視為直接的，甚至更險惡的戰(zhàn)略對抗，這是需要日本戰(zhàn)略家超越單純的邏輯算計，予以特別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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