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五四運動視為中國現代啟蒙運動，早已成為一個經典的闡釋范式。然而，我們今天通常使用的“啟蒙”到底從何而來?當我們不假思索地把五四運動稱為一場“啟蒙”運動時，我們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這一問題似乎仍未得到充分的澄清。
　　余英時先生的《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認為，五四運動被界定為一場“啟蒙運動”，歸因于1936年前后共產黨人發(fā)起的“新啟蒙運動”，此前，“五四”新文化人更傾向于將五四運動比作“文藝復興”。余先生對“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作出某種政治性的區(qū)分，指出前者代表了共產黨人對五四運動的激進化的闡釋，本質上是一種政治規(guī)劃，后者則體現了自由主義者的構想，將五四運動的目標設定在文化和藝術方面。余先生的看法自有道理，但對“啟蒙”的理解似乎也不無簡單化和政治化的嫌疑。他并未充分考察“啟蒙”一詞在現代中國的生成和流變。事實上，李長之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把五四運動比作“啟蒙運動”：“‘五四’時的文化運動，與文學上的寫實相當，只是一個啟蒙運動�！彼�的用法顯然與共產黨人不同，毋寧說他是在相對負面的意義上使用“啟蒙運動”這一說法。在李長之看來，“啟蒙運動”意味著清淺的理智主義和功利主義，體現后者的“文藝復興”只能期諸將來。
　　大約同時，周作人也試圖發(fā)起一場“新的啟蒙運動”，這見于1943年他寫的《懷廢名》一文。當時，他和俞平伯、廢名、林庚“深感新的啟蒙運動之必要”，正好有機會接手《世界日報?明珠》副刊。周作人的“啟蒙”，意在以“與平民為灰”的態(tài)度，借助報紙媒體，將清明的知識灌輸于市民階層。他以為報紙不應該是宣傳政見鼓動民眾的機關，只需用淺近的通俗語言，把常識性的知識普及給讀者，則啟蒙之能事已畢。只是周作人并不擅長寫通俗的啟蒙文章，《明珠》副刊維持了三個月就草草收場。
　　30年代很多人談“啟蒙”，但對“啟蒙”的界定則人言言殊，而且也并非都是在正面的意義上將其與“五四”聯系起來�！皢⒚伞钡母拍詈螘r進入現代中國，尚未見到從詞源學角度對此進行梳理的成果。古代漢語中本來就有“啟蒙”一詞，但那意思指的是幼童發(fā)蒙，后來大概在近代被引中為“開啟民智”之義，比如說晚清的《啟蒙畫報》。一個有意思的材料，19世紀末，最初日語是借用“文明”來翻譯英文中Enlightenment。究竟何時“啟蒙”成為Enlightenment一詞的中譯，還有待考察。我看到的比較早的材料，是許壽裳1908年在《河南》雜志上發(fā)表的《興國精神之史曜》一文，其中談及歐洲的“啟明思想”：“啟明思想，橫溢歐陸，其特色一言蔽之日：以理想主義與個人自由主義二者，讎君權教權，欲盡舉舊有之制度文物而一新之也�！边@已經很接近我們后來所理解的“啟蒙運動”了。后來，“五四”時期周作人作《歐洲文學史》，其《十八世紀法國之文學》一章論及狄德羅時，使用了“啟蒙運動”的概念，但對譯的是Illumination而非Enlightenment�？磥磉@一筆糊涂賬要算清楚還并非易事。
　　當代學者對現代中國的“啟蒙運動”是否可以和歐洲思想脈絡中的Enlightenment等量齊觀，也有不同看法。中國學者鄧曉芒在他的《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等文章中，認為用“啟蒙”來翻譯Enlightenment一詞并不恰當，用西方特別是康德的“啟蒙”概念為尺度來衡量，中國現代啟蒙存在著重大的缺陷。我并不認同鄧曉芒先生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但是他注意到康德的“啟蒙”觀念訴諸的是普遍性的人類概念，而中國現代啟蒙卻難以脫離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二元結構，卻是有啟發(fā)性的。知識階級和民眾的關系在中國包括俄國這樣一些落后國家，成為一個突出的中心問題，本身便值得重新思考。
　　舒衡哲的《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則認為中國現代啟蒙運動和歐洲啟蒙運動都是一種除魅的規(guī)劃和行動，她是在肯定兩者的相似性一至少是可比較性――的意義上使用“啟蒙”這一概念的；如果把“啟蒙”看作是一個不斷除魅或祛魅的過程。那么廚作人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做得相當徹底，他不僅致力于祛除傳統綱常名教之魅，也致力于祛除一切新名教、新道統之魅，他之強調“清明的理智”、純粹的智識，乃至于他的筆名“啟明”、“開明”、“豈明”。都似乎更接近于Enlightenment一詞的本義。但是舒衡哲的書中，對周作人特別是30年代的周作人著墨很少，倒是頗為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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