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館史”不僅是國家圖書館的歷史，因為在這一百年里，國家圖書館的命運和國家發(fā)展密不可分，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國運昌，館業(yè)興”。 　　 　　2009年9月，國家圖書館將迎來百年華誕，其前身成立于1909年的京師圖書館。
　　李致忠先生，1965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yè)，從此與國家圖書館結下不解之緣。他與這座圖書館相伴走過了44年的風雨歷程，如今已年逾古稀。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他先后擔任過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業(yè)務處處長、發(fā)展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xié)委員等職。
　　在時代的跌宕起伏中，李致忠先生與國家圖書館難舍難離。無論世事如何變遷，他駕乘著版本研究的一葉扁舟，從此岸到彼岸，癡心不改，深情不變。
　　訪問李致忠先生時，他主持的國家圖書館“百年館史”編撰工作已近尾聲。在他眼里，“百年館史”不僅是國家圖書館的歷史，因為在這一百年里，國家圖書館的命運和國家發(fā)展密不可分，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國運昌，館業(yè)興”。
　　
　　館名更迭
　　
　　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名京師圖書館，創(chuàng)建于清宣統(tǒng)元年(1909)9月9日。16年后。館名始發(fā)生變化。
　　1924年10月，經(jīng)美國政府同意，在中國特設“中華教育炙化基金會”池稱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來專門管理美國退還的第二筆“庚子賠款”放年確定此項資金當用以“促進有永久性質(zhì)之文化事業(yè)，如圖書館之類”。
　　為賈徹上述決議案，1925年10月22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下簡稱“中基會”)與中國教育部協(xié)商訂約，決定舍辦“國立京師圖書館”。11月26日，教育部發(fā)文，謂“原設方家胡同之京師圖書館，應改為‘國立京師圖書館’，暫移北海地方”。京師圖書館館名由此第一次變更。
　　中基會與教育部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之初，進展十分順利。雙方契約中明文規(guī)定，建設專門圖書館館舍的建筑、設備乃至未來的購書費用100萬元，完全由中基會承擔，這是開女的大宗。而日常費用每月5000元，則由合作雙方各任其半。但彼時中國軍閥混戰(zhàn)，國無寧日，國庫空虛，中國教育部難以女特每月2500元的日常經(jīng)費。
　　1926年初，中基會致函教育部，聲明在教育部未能履行契約以前，應即暫緩實行契約：“而原定計劃中之圖書館，則暫由董事會獨立進行，并改名為北京圖書館�！贝伺c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北京圖書館”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
　　1927年，國民政府決議改“北京”為“北平”。7月，南京大學院通知京館“京師圖書館應改為北平圖書館”。如此，京師圖書館又改名為“北平圖書館”。而中基會獨辦的“北京圖書館”只好于是年10月改名為“北平北海圖書館”。
　　1929年6月，中基會在天津舉行第五屆年會，會議接受當時中國教育部長蔣夢麟的提議，繼續(xù)執(zhí)行前北京教育部與中基會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的契約，將北平圖書館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成立“國立北平圖書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再改“國立北平圖書館”為“北京圖書館”。50年后的1999年，經(jīng)國務院批準，北京圖書館于9月9日舉行90周年館慶時正式改稱為“國家圖書館”。
　　
　　館舍變遷
　　
　　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后，京師圖書館歸教育部領屬，并于當年8月27日在今什剎海東北隅的廣化寺開館。此為國家圖書館最早的館舍。可是開館不足兩個月便閉館待遷，因教育部“部議本館館址湫隘卑濕，不宜存貯圖書”，并派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魯迅會同王懋?等館員另謀他址。
　　經(jīng)過魯迅等人將近5年的努力，到1917年1月26日，才又在安定門里方家胡同原清代國子監(jiān)南學舊址開館。此為國家圖書館歷史上的第二處館舍。
　　國于監(jiān)南學館舍總計房屋119間，較廣化寺寬敞得多，但四周民戶雜居，火災隱患較大，井不利于消防。且辦館12年，因此地偏居京城東北一隅，交通不便，讀者寥寥，而不斷遭到批評。故到1928年10月，又將方家胡同館南學館舍改為京師圖書館分館，而將本館則遷至中海居仁堂，于1929年2月重行開館。
　　居仁堂原名海宴樓，是庚子年慈禧跑到西安回來后所建，專為招待女賓之用。門外陳列12生肖獸首人身像。袁世凱竊取大總統(tǒng)職位后在此辦公，于是將該殿改名為居仁堂。此為國家圖書館的第三處館舍。
　　中基會與教育部于1925年合辦圖書館后，雙方契約中有100萬美元臨時費，專供館舍建筑、設備及購置書籍之用。后經(jīng)中基會籌備建設，1931年5月20日，圖書館新館在今文津街落成，“該館以綠瓦紅墻圍繞，體量高大……門內(nèi)庭院開闊，環(huán)境疏朗……總體權衡與細部做法基本合乎則例，是此類設計中比較成功的一座”。
　　是年6月25日，國立北平圖書館舉行開館典禮，蔡元培館長專程從上海趕到北平主持開館典禮，教育部等機關官員、國內(nèi)外學術單位代表、名流學者、社會賢達以及各國駐華公使等近2000多人前來參加開館儀式，盛況空前，轟動一時。國家圖書館第一次有了專門的館舍。
　　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圖書館(當時尚未更名，稱為“北京圖書館”)發(fā)展很快，雖然在原地又擴建了書庫，并先后新建了三棟小樓，但總起說來，與書刊增長速度不成比例。政府雖先后撥借神武門樓、北海松坡圖書館、故宮西路壽安宮、柏林寺等，作為北京圖書館藏書之地，但書分多處。管理不便，閱覽不宜，加之周圍環(huán)境復雜，更構成了安全威脅。
　　1973年10月29日，圖書館老館擴建計劃呈送到周恩來總理面前。總理看后指示：“只蓋一棟房子不能一勞永逸，這個地方就不動了，保持原樣，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蓋，可以一勞永逸�！钡�因當時尚處在“文革”當中，無法落實總理指示。
　　1980年5月，劉季平館長向中央書記處第23次會議作了關于圖書館工作的匯報。在同年6月1日發(fā)出的《中央會議決定事項通知》中寫到：“關于新建北京圖書館問題，會議決定，按原來周總理批準的方案，列入國家計劃�！币晃粓D書館館長能夠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是非常罕見的，劉季平館長對國家圖書館的影響。前無古人。
　　1983年9月，圖書館新館在風景秀麗的紫竹院公園長河北岸破土動工。鄧小平為它題寫了館名。1987年新館落成后，總面積達14萬多平方米，設有3000個閱覽座位。國家圖書館進入跨越式發(fā)展的階段。
　　2001年，圖書館二期工程暨國家數(shù)字圖書館工程獲準立項，并于2008年6月竣工，9月9日開館。這樣，國家圖書館就擁有了25萬多平方米的專門館舍，成為亞洲第一大圖書館，排在世界第三位。
　　
　　繳送制度承傳
　　
　　1916年3月6日，教育部片奏北洋政府，要求飭下內(nèi)務部，凡立案出版之圖書請該部分送京師圖書館庋藏。北洋政府同意了 這個請奏。這是京師圖書館接受國內(nèi)出版物繳送的開端，也由此奠定了中國圖書出版繳送的最初制度。
　　1929年10月14日，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呈文教育部轉(zhuǎn)咨內(nèi)政部，要求內(nèi)政部修訂《著作權法實施細則》時，增加新出版圖書寄存平館條款。幾經(jīng)周折，教育部基本答應了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合理要求，從而保留了圖書館接受呈繳本的資格。
　　1955年4月25日，文化部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關于征集圖書、雜志樣本辦法”，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門頒布的關于書、刊繳送的法規(guī)，再次明確當時北京圖書館接受繳送的資格。
　　一年以后，文化部修訂全國報紙繳選樣本辦法，對縣市及縣市以上單位、各地廠礦及高等院校所出版報紙的繳送。做出了明文規(guī)定，當時北京圖書館同樣享有此項受繳的資格。至此，北京圖書館對國內(nèi)出版物有了全面接受繳送的權利，建設國家總書庫的天職光榮地落在了國圖肩上。
　　改革開放后，出版體制雖無多大變化，但出版機制不斷創(chuàng)新，各出版社繳送出版物狀況良莠不齊，為此，新聞出版總署從國家大局出發(fā)，不止一次發(fā)文，要求各級各地出版社，及時如數(shù)地向國家圖書館繳送各自的出版物。
　　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出版介質(zhì)不斷更新，電子出版物層出不窮，新聞出版總署亦適時發(fā)文。規(guī)定繳送制度，確保國家圖書館的受繳權利和國家總書庫建設。
　　
　　藏書建設
　　
　　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是京師圖書館，成立于1909年。但到1949年，也就是在40年的時間里，雖然迭經(jīng)館員百般搜采，到北平和平解放時，所積累的藏書也只不過140萬冊(件)。不過，雖然京師圖書館藏書增長可謂慢如蝸牛，但其藏書品類、文種在當時還算齊全，形成了國家圖書館初期的藏書基礎。
　　從1950年到1978年，藏書凈增755萬冊(件)。這已經(jīng)是一個了不起的跨越，但還不能躋身世界發(fā)達國家圖書館的行列。而到了2008年底，國家圖書館的藏書總量已經(jīng)達到2700萬冊(件)，較1978年以前的藏書總量增加了1800多萬冊。這是何等驚人的速度!
　　世界上任何類型的圖書館，尤其是國家圖書館，其藏書量的增加，最本質(zhì)、最重要、最有效、最可靠的還是源于政府對購書經(jīng)費的不斷增加投入。
　　1978年，國家圖書館(時稱“北京圖書館”)的國撥購書經(jīng)費是210萬元。第二年，亦即1979年，國撥購書經(jīng)費是275萬元，比上一年增加了65萬元。而到1988年，國家改革開放已經(jīng)十年，圖書館紫竹院新館也已經(jīng)落成開館，讀者量陡增，書刊流通量成倍增長，這一年政府財政撥1655萬元，專供國家圖書館購置書刊報等文獻信息資源。1998年，政府下達給國家圖書館的購書經(jīng)費已到了8000萬元。而到2008年，國撥購書經(jīng)費已達14500萬元，是1978年購書經(jīng)費的69倍。國撥購書經(jīng)費逐年增長，正是國家圖書館藏書量倍增的根本原因，也是國家圖書館藏書建設賴以傳承的生命線。
　　
　　60年記憶
　　
　　1966年“文革”之前，大家都在熱火朝天地干事業(yè)，圖書館的工作圍繞著業(yè)務部門進行，后勤為一線服務的態(tài)度非常好，整個環(huán)境很和諧。
　　這一方面是因為剛剛解放，中國進入百年來少有的和平時期，大革命勝利的優(yōu)勢繼續(xù)鼓舞著老百姓，人心非常痛快；再者，建國后，國民經(jīng)濟恢復較快，國家在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候，特別重視科技發(fā)展。
　　解放后的第一任館長是曾任東北抗日聯(lián)軍政治部主任的馮仲云。他雖然不懂圖書館業(yè)務。但每次布置完工作，就會深入各個業(yè)務組，和大家一起工作，領導與員工打成一片。
　　那段時間，圖書館的館藏有了很大的發(fā)展，特別是善本書，很多藏書家生怕落后，紛紛向圖書館捐書。也有不少是在國家領導人的女持下“槍教”而來的。
　　香港名重一時的藏書家陳清華，家底殷實，熱愛藏書。解放初期，他出現(xiàn)經(jīng)濟困難，開始出售自己的藏書。當時，也有外國人盯上了這些書。時任文化部文物事業(yè)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是這方面的行家，一再呼吁搶救這批善本，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高度重視，在國家經(jīng)濟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總理果斷決策，于1955年和1965年兩次斥巨資從香港購回陳清華的藏書，撥交國家圖書館(時稱“北京圖書館”)收藏。
　　國家圖書館曾是名家輩出的圖書館，如編館藏方志目錄的譚其驤，編中國小說書目的孫楷第，圖書館學大家王重民、劉國鈞，研究中西交通的名家向達，以研究晚明史料著稱的謝剛主等，都曾是國家圖書館的員工。
　　我到圖書館工作的第二年，“文革”就開始了。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間，圖書館因動亂而閉館，接待讀者數(shù)量為零，1971年以后才逐漸恢復開館�！拔母铩背跗�，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闡述收集“文革”材料的意義，后來，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刊登，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當時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還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小組，派專人出去征集傳單和大字報，“文革”中的第一張大字報，現(xiàn)在就收藏在我們館里。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圖書館為讀者服務的效益也越來越明顯。國家圖書館本來是承擔著類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功能。但我們的國情是圖書館少，所以國家圖書館現(xiàn)在承擔了很多社會公共圖書館的職能。但不管怎樣，從事圖書館事業(yè)的人，理所應當把更好地為讀者服務作為自己的目標。
　　
　　采訪后記
　　
　　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曾說：“我―直在心里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如果不是回溯國家圖書館百年歷史，我們對博爾赫斯的活不能更深刻的領悟。
　　在歷史變化奇詭的20世紀，國家圖書館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墒�，在百年的滄桑巨變中，無論境遇如何變遷，無論名稱如何更改，它卻始終猶如―座屹立在人們心中的燈塔，以知識的光芒照亮著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命運。
　　如果沒有和李致忠先生的交談，我們對博爾赫斯的話也不會有更微妙的感觸。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李致忠的生命和國家圖書館及善本書建立起難分難舍的關系。當他講述自己在臺灣故宮博物院見到平館當時寄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102箱善本書時，眼中瑩潤著淚水，幾近哽咽著說“不談了，不談了”，讓聽者感到心痛難抑。
　　因篇幅有限，對國圖歷史上的人和事，難免掛一漏萬，不失是―種遺憾。但希望所記錄與書寫下來的這百年嬗變中的點點滴滴，不止是一段冷冰冰的歷史，而是充滿溫暖和人性的一段回憶，并能夠借此，對所有以赤子之心熱愛圖書館事業(yè)并奉獻終生的人們，表達我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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