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尸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1958年夏、秋兩季的糧食征購,讓河南省信陽遂平縣?岈山區(qū)的老百姓們大難臨頭,驚恐不安。遂平縣實際糧產2440萬斤,但縣里下來的征糧任務是9000萬斤。這個9000萬斤的征購指標是河南省委召開的征購會議定的。這一年河南省全省糧食放了衛(wèi)星,已報了中央,并受到表揚�？h賬面上是100279萬斤,比去年增長31倍,人均糧食1565斤,不交給國家干什么?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qū)逮捕了萬余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全地區(qū)征收了16億斤糧食,幾乎達到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3個月。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伙,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了活命外出逃荒。有的人餓急了,偷殺了牲畜被發(fā)現了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qū)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信陽地區(qū)所屬的18個縣市,有15個縣市出現了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衛(wèi)生部的注意,曾為劉少奇秘書的鄧力群1998年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書室的負責人之一)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后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信陽事件”揭開了全國各地大量“餓死人”事件的蓋子,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尸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據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段歷史都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根據記錄,這三年并未發(fā)生持續(xù)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現象,也未發(fā)生全國性特大災害干旱或洪澇災害。1959年7至9月鄂、豫、陜、湘北、川東旱情嚴重,廣東、福建兩月無雨,這些基本上屬于局部性災害。1960年冬小麥產區(qū)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續(xù)到初夏,山東汶水、濰水等八條河流斷流,黃河下游范縣至濟南段斷流40天,粵、瓊旱情持續(xù)7個月,由于冬小麥產量在全國糧產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災不具全國性后果。1961年冀、內蒙、東北北部、豫、皖、蘇、甘、青、陜、鄂、川、粵、桂和瓊等省區(qū)年雨量偏少,雖然受旱面積較大,但災情輕。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過一次較大范圍的暴雨,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現過較大洪水。
　　1959年全國糧產量下降17.6%,1960年又比1959年減產18.5%。主要的減產因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耕地拋荒和棄收。根據毛澤東提出的“三三制”(用1/3的耕地種莊稼,1/3的耕地種樹、草,1/3的耕地休閑),浙江、山西、陜西、山東等許多地方大量棄耕。從1959年1960年山東省的青壯年農民都煉鐵和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共荒蕪農田五千到六千萬畝。
　　1960年全國缺少2400萬人的口糧,在最困難的時期,蘇聯政府又撕毀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xié)議,撤走專家,逼迫中國還債,中國的大米、小麥等糧食作物,禽、蛋、肉等副食品成火車皮的運往蘇聯。與此同時,中國為了獲得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
　　1960年,我國人口出現了負增長,為負的千分之4.57,下半年政府開始采取救災措施。1981年,黨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將“三年自然災害”的提法正式改為“三年困難時期”: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至1961年發(fā)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后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少奇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后再也不犯這個錯誤�！笔堑�,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后世�！�…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楊繼繩 新華社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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