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年前，那片緊鄰故宮東側的建筑群被稱為太廟。它是明清兩代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60年前，這里被改名為“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為“北京市職工群眾文化活動的陣地”。
　　直到現(xiàn)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依然是它的官方名稱，但更多人開始直呼它為“太廟”。
　　
　　2010年北京的春天遲到很多。盡管如此，長安街邊的玉蘭花也次第開放，雙向十條車道的長安街。車流熙來攘往。從地鐵涌出來的人流，大都穿過天安門城門，涌入故宮博物院。盡管勞動人民文化宮靠近地鐵更近一些，門票只有2元，一樣有皇家建筑，游客還是稀稀疏疏。
　　60年前的一天，23歲的田耕第一次走進這里，兩個多月后，太廟就改名了。
　　
　　最后的太廟
　　
　　時隔60年，83歲的老人田耕講起他第一次走進太廟時，幾乎還清楚地記得每一個細節(jié)，春節(jié)的鞭炮聲仿佛還回響在耳邊……
　　那一天是大年正月初四，2月20日，天特別冷。一大早，他從東單三條北京市文委的宿舍和同伴方松、林玫雇了三輛三輪車，腳底下放著鋪蓋卷和裝著臉盆刷牙缸的網(wǎng)兜。十多分鐘的車程，就到了太廟南門。
　　面臨長安街的太廟南門，在明清的太廟建筑格局中是不存在的。這很容易理解，皇家專司祭祖職能的太廟和紫禁城本是一體。祭祀時，皇帝和儀仗隊走的是紫禁城端門左側到太廟街門。1914年，開辟了太廟南門。10年后，太廟被當時的北平政府辟為公園，太廟南門成為公園的大門。
　　當年，田耕就是從這道門進入了太廟。看門的是個姓閻的瘸子。后來田耕才知道，這個貌不驚人的瘸子，前天還攔住了前來視察工作的周恩來夫婦――他既不認識總理夫婦，也想不到新中國的總理會在大年初二來這里視察工作。
　　田耕自報家門，說明來意，徑直進了太廟。一進來，心先涼了半截。
　　1950年農(nóng)歷正月初四，鞭炮聲還此起彼落，新年余味猶在，呈現(xiàn)在田耕眼前的卻是一派荒涼的景象：古柏參天，荒草沒膝，黃鼠狼到處流竄，宮殿的檐頂上長滿荒草，蜘蛛網(wǎng)密結，垃圾在天安門腳下靠墻堆放，距離墻頭只有一米左右。到了傍晚，烏鴉鋪天蓋地結群飛來，棲息在古柏林中，聒噪不止，人在樹下走過，常被鳥糞淋在頭上……
　　田耕不知道，今后的20年，他要在這里度過。
　　那是1950年2月，新中國不滿一歲。田耕才23歲，愛好音樂、話劇。早年他創(chuàng)作的歌頌中蘇友誼的歌曲《哥倆好》，不但在國內(nèi)傳唱，還曾刊登在蘇聯(lián)《真理報》頭版。
　　田耕的新工作是籌備工人俱樂部，幫助廣大工人提高文化素質(zhì)，工資是供給制。吃、穿、住由組織提供，每個月給價值20斤小米的零花錢。
　　此前，太廟仍隸屬于故宮博物院。北平和平解放后，工會把俱樂部工作列為重要工作之一。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共北京市委文委書記李伯釗同志建議，應當建立文化宮，作為全市職工群眾文化活動的陣地。經(jīng)肖明和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立三向政務院請示，在周總理的主持下，政務院開會討論，才批準把太廟撥給北京市政府，撥小米405143斤作為籌備經(jīng)費。
　　清除垃圾、拔掉野草，黃鼠狼也就無處藏身了，最惱人的是烏鴉，每天黎明飛走和傍晚歸來，都呱呱亂叫，怎么趕也趕不走。后來文化宮組織了腰鼓隊，腰鼓打起來的時候，烏鴉才撲棱撲棱地飛走。園子東面原來都是垃圾堆，據(jù)說是清代遺留下來的。清除垃圾之后，不知道從哪里請來了“山石張”就勢造山挖池，這個張姓的工匠的祖先原來是給皇家花園堆假山的。天安門腳下的垃圾山，則被徹底清除了，并在原地開辟了一個兒童樂園。
　　籌備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讓大家焦急的是，原定于1950年4月30日舉行的揭幕儀式，臨到4月27日連匾額都還沒有做好呢!聽說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立三和市總工會副主席肖明到中南海，請毛澤東主席為勞動人民文化宮題字了!
　　4月28日，田耕終于看到了毛主席的題字，龍飛鳳舞的毛體，墨氣淋漓地寫在一張宣紙上。同樣的題字，有兩個，其中一個的右上角畫了個小圈兒，“我揣測著主席可能對這個更滿意一些，就最終選了這個，其實兩幅字體只有細微的差別。”田耕說。
　　田耕找人夜以繼日地趕制匾額。終于在4月29日午夜12點，把白底紅字的橫匾掛到了南門上方――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
　　4月30日上午，文化宮舉行了開幕式。在國際勞動節(jié)前夕，太廟正式改名了。新世界
　　往日肅靜的太廟熱鬧起來了。
　　當時的一份雜志這樣寫道：“偌大一個院落，過去只住著幾個給皇帝老兒看廟的奴才和一群野鳥――灰鶴。如今這塊冷靜了幾百年的地方，隨著我們?nèi)珖�人民的解放翻了身。這些由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勞力所造成的宮殿，今天才算回到了人民的手里，由自己來享用了�！�
　　面對這個巨大的變化，作家趙樹埋曾賦詩：
　　古來數(shù)誰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數(shù)誰大，勞動眾弟兄；
　　世道一變化，根本不相同；
　　還是這所廟，換了主人翁。
　　時隔60年，83歲的田耕還清楚地記得，它當時曾經(jīng)被刊登在當年7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
　　隨后不久，在太廟這座龐大的古建里，工人們建立了勞動劇場和圖書館、燈光球場等。太廟的三座大殿也清理了堆積其中的30來萬冊圖書，代之以寬敞的展廳、文藝活動室；東西配殿原來是配祀有功皇族、異姓功臣的神位，文化宮則將其開辟為展覽廳和游藝廳，供人們看展覽和下棋、打乒乓球。
　　每逢國家盛大節(jié)日，星期天，或在平常日子的休息時間內(nèi)，成群結隊的工人，解放軍戰(zhàn)士，學生、少先隊員，機關干部或男女老少市民，都聚集到這里來，參觀各種展覽、看書、打球、看電影、聽報告。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1950年5月文化宮對外開放到年底，八個月先后接待各界工農(nóng)兵群眾達159萬人次。在1951年全年，接待群眾達538萬人次。
　　在田耕的記憶中，印象最深刻奇特的要算是文化宮里還設了個“勞動浴室”。
　　“現(xiàn)在看來這個淋浴設備簡陋得不行，可當時簡直覺得是共產(chǎn)主義標準了�！碑敃r勞動群眾的衛(wèi)生意識和設備都很差，很多人一年也洗不上幾次澡，只有條件好點的人才能去泡澡堂子。為配合市政府提出的愛國衛(wèi)生運動，“除虱滅疥”，北京市衛(wèi)生局和文化宮工作人員在文化宮東北角新建了一個淋浴室，工人們對于這樣的新式淋浴設備非常好奇，“剛開放時，有人純粹是來參觀新式淋浴設備的�！�
　　可容納4000觀眾的勞動劇場，是當時北京最大的露天劇場，那時但凡叫得上號的著名演員，都曾經(jīng)在這里公演、義演過。劇場剛建成不久，文化宮招待全市的勞模到勞動劇場看戲，演出的是“名角兒”梅蘭芳�！昂芏鄤谀Ｗ鰤粢矝]想到自己也能親眼看到梅蘭芳的演出。”田耕說。
　　不僅有梅蘭芳，有四大名旦，文化宮還開設了學習班，請各界一流頂尖的學者、專家來授課。那時候，老舍講文學創(chuàng)作、田漢講戲劇創(chuàng)作、馬可講作曲、吳組緗講《紅樓夢》、華君武講漫畫創(chuàng)作、焦 菊隱講導演、李德倫講交響樂……。
　　孩子們也經(jīng)常來這里露營、玩耍、上少年圍棋學習班……。喜愛圍棋的田耕，在這里曾慘敗給了一個不滿10歲的圍棋神童，他叫聶衛(wèi)平。
　　1958年7月份的《北京晚報》上登上一則廣告，歡迎各界的工人來到文化宮消夏，票價2毛。
　　北方夏季苦熱，文化宮卻是晚飯后的乘涼好去處。每當太陽剛下山，人們早早打點完晚飯，約上三五個朋友匆忙趕往文化宮。
　　消夏晚會，本是為了消暑，可是首次嘗試，就人潮擁擠，萬頭攢動，一場賣出3萬張票，夏季乘涼晚會被人們戲謔地稱為“夏季乘熱晚會”。之后，門票控制在兩萬左右，情況才好轉。
　　最涼爽的去處，就是駕著小船，在清澈如鏡的后河上搖槳，這條筒子河就在文化宮的后面。
　　這是文化宮的黃金時代，似乎也是工人市民的黃金時代，物質(zhì)生活的貧瘠阻擋不住對未來的美好憧憬，當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時時縈繞在人們的心頭。槳聲燈影里，日子如此輕快美好，誰也不知道一場全國性的大饑餓正張大了嘴巴呼嘯而來，幾乎吞噬了一切。
　　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宮的活動減少了，消夏晚會也停止了。不久之后，“文革”開始，田耕作為主持工作的文化宮副主任，第一張大字報的矛頭就對準了他。1969年冬，田耕和愛人吳令華雙雙離開了工作20來年的文化宮，被下放到北京最北端的懷柔縣喇叭溝門公社。
　　
　　票價定格在2元
　　
　　“文革”后，工人市民們回到了勞動人民文化宮。時任文化宮副主任的吳令華回憶起1980年代，禁不住神采飛揚。
　　彼時的中國，早日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是整個國家的口號。吳令華瞅準了形勢，開辦了機械、電氣、物理、動能、無線電等各種科技短期培訓班。培訓班學習時間短、學用結合，立竿見影，因此廣受歡迎。電工的技術培訓班，有200多個單位的近1000人參加了培訓，合格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更多人的印象中，那時候的勞動人民文化宮最具特色的是它舉辦的一屆又一屆的書市。
　　文化宮南門內(nèi)，蒼天古樹下就擺著書攤，一直到五色琉璃門前太廟享殿的廣場、東西配殿的臺階上。上百家圖書攤位，林林總總讓人眼花繚亂。不僅有當下時髦的新書發(fā)布，更多的是各大出版社和書店的積壓書、庫存書，以極為低廉的價格出售。許多書店和出版社趁著書市清理庫存，一些好書赫然其中。
　　1980年代的勞動人民文化宮，依稀彌漫著到五六十年代火紅的氣息�？墒菦]幾年，來文化宮參加培訓的工人、市民就越來越少了。
　　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興起，似乎一夜之間，這里就消停下來，再想要請一些文化名人免費做講座已經(jīng)不大容易，工人來聆聽文化藝術講座的熱情也漸漸消退了。人們的工作生活節(jié)奏更快，需要更有效地接受培訓時，文化宮就不足以起到更好的作用了。
　　文化宮的培訓班，既辦不過硬件、師資雄厚的正規(guī)的院校，也辦不過時間自由、方式靈活的民營的培訓學校。
　　至于娛樂，外面的世界越來越精彩，很少人再到文化宮尋找快樂。
　　勞動人民文化宮的票價也仿佛滯后于時代，1950年代文化宮開始對外售票時，票價是3分。1991年1月，門票調(diào)到3角；1998年4月，門票調(diào)到2元，月票每張2元。直到今天，文化宮門票沒有再調(diào)整過，像化石一樣停留在過往。
　　即使是在當年，調(diào)整后的門票價格也沒阻擋住多少游人，因為來這里的游人本身已經(jīng)非常少了。
　　
　　反復的匾額
　　
　　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又開始習慣稱這個古老建筑群為太廟，雖然，它的官方名稱仍然是“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它隸屬于北京市總工會。
　　1988年，太廟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的單位。
　　在位于長安街的南門上，依然掛著毛澤東手書的“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匾牌，而步入其中，大殿的匾額是藍底金字的“太廟”。
　　而在1966年，大殿上的匾額和南門的牌子是一致的，都是文化宮。
　　田耕清晰地記得，他是怎么把太廟的匾額換成毛澤東的“文化宮”牌子的。
　　1950年，勞動人民文化宮開放后，大殿的匾額仍然保留著原來的“太廟”。
　　1966年4月末至5月初，阿爾巴尼亞的部長會議主席訪華，要參加在文化宮舉行的五一勞動節(jié)工人游園會，當時一位領導來視察的時候，望著懸掛在大殿屋檐下的匾額說了一句：“怎么還是‘太廟’呢?”當時太廟正在修繕，身為副主任的田耕就想了一個辦法，把太廟的牌子反過來，找美術干部和木工師傅把毛主席題寫的“勞動人民文化宮”中的“文化宮”三個字放大，拓到原太廟匾額的反面，懸掛在大殿上，這樣既可以對領導有個交代，又能把老的太廟匾額保留。
　　“文革”過去，當人們想起來久違的太廟匾額的時候，田耕才說出了那個匾額的下落，其實它始終高高地懸掛在太廟重檐之間，只是一直背對著人們。
　　直到1980年，情況才有所變化。
　　曾任勞動人民文化宮副主任的吳令華記得，“當時文物意識已經(jīng)比較濃了，有人跟我請示恢復‘太廟’的匾額，我就同意了�！�
　　就這樣，在大年三十迎接一個大型鑼鼓表演大會前夕，工作人員把“文化宮”翻了個個兒，“太廟”就回來了。
　　不過，沒多久，匾額又被徹底地摘了下來，靠在大殿北山墻上蒙塵。很多過去的展板遮擋著這個匾額，其中一塊展板，展示的是趙樹理的那首打油詩：
　　古來教誰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教誰大，勞動眾弟兄……
　　直到千禧年前夕，人們才找到了布滿灰塵的匾額，將它清洗一番，重新懸掛到大殿的重檐之間，“太廟”朝外，“文化宮”朝內(nèi)。
　　
　　矛盾的身份
　　
　　進入21世紀之初，曾經(jīng)在太廟火熱地舉行過的10多屆書市，悄然退出了。
　　在此之前，一些反對在太廟舉辦書市的呼聲日漸高漲。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張慶威對此提出了議案，作為一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太廟不能成為營業(yè)場所；一旦發(fā)生火災，后果難以挽回。
　　與此同時，一些商業(yè)活動也漸漸瞄準了太廟。瘋狂英語的創(chuàng)始人李陽，在這里為瘋狂英語做宣傳推廣；馮小剛在這里拍攝賀歲片《大腕》；張藝謀歌劇《圖蘭朵》把這里作為劇場；一些國際知名品牌的發(fā)布會、文化公司的創(chuàng)意發(fā)布、甚至一些名門望族的婚禮都在這里舉行。
　　而一墻之隔的故宮，早已經(jīng)禁止一切演出、發(fā)布會等商業(yè)活動。
　　除了這些商業(yè)活動選址在太廟，早在上世紀末已經(jīng)有一些單位租用了這里，作為辦公場所。最初是一些培訓機構，后來一些和文化有關聯(lián)的單位紛至沓來。
　　2006年，學者侯楊方撰文直指勞動人民文化宮――“1950年，太廟被改作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富后，各種游園、商業(yè)、演出、拍攝活動甚至舞會充斥其間，后殿成了辦公場所和練功房，內(nèi)部格局已經(jīng)完全改變，殿內(nèi)的楠木柱不僅被刷成了刺眼的猩紅色，而且還安裝上了壁燈一不僅與這座雍容肅穆的建筑格格不入，更讓人擔心這座歷經(jīng)幾百年滄桑的太廟會因此毀 于一旦。”
　　《大腕》、《圖蘭朵》都是文物局批準了的。對于文化宮而言，作為北京市總工會下屬的單位，它沒有任何補貼，所有的收入都是靠職工搞活動掙錢，租房子掙錢，賣門票掙錢。
　　事實上，隨著文化宮的式微，它的門票收入非常微薄。
　　勞動人民文化宮雖然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它是由北京市總工會來管理，根據(jù)《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一條的規(guī)定，“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由使用人負責修繕、保養(yǎng)”，北京市總工會應該承擔一定的費用。然而，依據(jù)《工會法》第四十二條的規(guī)定，“工會經(jīng)費主要用于為職工服務和工會活動”。
　　其實，早在1980年代，還在任上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副主任吳令華，就曾經(jīng)做出一個提案，建立文化宮“第二官”，逐步搬出太廟古建。
　　“當時地點都物色好了，就在朝陽區(qū)麥子店附近，不過被否了�！眳橇钊A不無遺憾地說。
　　
　　太廟浮現(xiàn)
　　
　　歷史沒有如果。
　　勞動人民文化宮沒有搬出太廟，很多游蕩在長安街紫禁城的游客們甚至壓根不知道，勞動人民文化宮就是太廟。
　　失去名字的太廟，也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經(jīng)顯赫的身世。
　　590年前，紫禁城和太廟，是不可分割的一體，按照《周禮，考工記》的施工要求，“前朝后寢，左祖右社”是帝都營建的基本原則，也是天子居所的標準配置。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太廟在國家體系中的地位甚至高于紫禁城的太和殿。
　　漫長的明清500多年歷史里，被供奉于此的人，身前叱咤風云，一言九鼎，死后被恭順地供奉，享受不亞于生前朝拜規(guī)模的定期祭祀。
　　1644年，崇禎來年。這一年，崛起于白山黑水間、在馬背上彪悍的女真族，以武力奪取江山的清朝統(tǒng)治者，一路燒殺搶掠攻到北京。屠城無數(shù)的辮子軍，歷盡千辛萬苦直抵大明京都時，卻在太廟在紫禁城面前卻步。
　　這一年6月的一天，北京城的百姓驚奇地看到剛入關的清軍把紫禁城左前方廟里面的神位移到西城阜成門外的歷代帝王廟。整個過程恭敬、肅然整齊。
　　祖居關外的滿族成為紫禁城的新主人，又為什么要把遼金元等皇帝的神位供奉在歷代帝王廟中呢?
　　清史研究專家王道成把多爾袞的這些行為稱為“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需要：移明朝皇帝的神位到歷代帝王廟，可以顯示清朝尊重中原文化，而同時將遼金元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皇帝入主歷代帝王廟，旨在表明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在中國正統(tǒng)王朝之列。
　　幾天后，多爾袞把自己祖先的牌位移到了太廟，這表示清朝的建立是繼承了中國歷代帝王的正統(tǒng)。
　　由此可見，太廟不僅僅是皇帝的家廟，從它誕生之日起，其實就與皇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南唐后主李煜在王朝末世吟出了：
　　最是倉皇辭廟日
　　教坊猶奏離別歌
　　垂淚對宮娥
　　王朝覆滅的命運終于來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統(tǒng)治267年的滿清政府被推翻，紫禁城的太和殿作為皇室政權的標志，被民國政府接收，然而根據(jù)對清朝皇室“優(yōu)待條件”中的第四條“清帝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民國政府的設立衛(wèi)兵保護”，他還可以擁有太廟。
　　幽暗的黃昏里，溥儀或許也曾一個人漫步在太廟，大殿里供奉著他的歷代祖先。這里不再關乎政投，只是他一人的家廟。不久之后，溥儀被迫搬離。多年以后，他重新回到故宮，身份已然翻天覆地。
　　1924年，太廟改為和平公園向公眾開放。1931年，故宮博物院接管其為分院。
　　時代的列車飛馳，很多人、事、觀念，仿佛被甩下來。
　　老主任田耕年逾83周歲了，說起往事，他望著窗外，如同在目送一個時代漸行漸遠。
　　1988年，太廟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的單位。在此前，就有專家學者呼吁恢復太廟的原有形制，遷出一切辦公場所，禁止一切商業(yè)活動。
　　2010年，春風盡管遲了，還是來了。經(jīng)過重新修繕的古老的太廟里，春意萌發(fā)，早春的陽光透過松技，斑駁地射下來，落在紅墻，金瓦，老舊的木牌匾上，越發(fā)明麗動人。
　　對于這座歷經(jīng)數(shù)百年滄桑的太廟來說，它最好的去處，或許是剝?nèi)ト藶樘砑拥墓δ�，像故宮一樣，作為歷史的一部分供人追思。
　　而對于曾經(jīng)在一個炙熱的時代，在這里揮灑青春的田耕和他的同事們而言，太廟何去何從，令人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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