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0年，在技術層面，重慶打黑和山西煤改都已接近尾聲，但其在中國社會掀起的波瀾顯然才剛剛開始。 　　 　　重慶打黑中的北京律師、山西煤改中的浙江商人，恐怕是2009年最為引人注目的兩個群體，這些在過去30年里，依靠改革開放釋放出的體制外資源成長起來的民間社會精英一直被視為中國致力于培育市場經(jīng)濟的一大碩果，他們也被寄望于能夠茁壯成長以制衡國家權力。2009年，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他們分別在不同領域和地區(qū)，激烈挑戰(zhàn)以省級政府面貌出現(xiàn)的國家權力。
　　但是，在國家權力的打擊面前，最具獨立意識和專業(yè)精神的北京律師和最具草根精神的浙江商人，這兩大符號意義突出的民間精英群體，都顯得不堪一擊，在社會層面也未能贏得更多的道義支持。
　　進入2010年，在技術層面，重慶打黑和山西煤改都已接近尾聲，但其在中國社會掀起的波瀾顯然才剛剛開始。圍繞重慶打黑尤其是李莊案的爭論，在法學家群體間日趨激烈，司法與政治的關系將不斷地被人們拷問；而山西煤改所推行的國進民退模式也迅速擴展到內(nèi)蒙古、河南兩個產(chǎn)煤大省，山西模式正在成為諸多資源型地區(qū)政府在新一輪經(jīng)濟發(fā)展中熱衷效法的舉措。
　　事實上，司法和經(jīng)濟之外，教育、文化、傳媒、體育等諸多領域，國家權力的擴張熱情同樣強烈。不難想象，2009年的這些中國圖景，將會在未來幾年中，在眾多領域逐次上演，也讓中國社會轉型更加撲朔迷離。
　　
　　重慶打黑
　　
　　根據(jù)重慶官方公布，迄今為止，持續(xù)了半年多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已經(jīng)打掉了67個黑社會團伙，抓捕涉黑涉惡人員3193人，12個充當保護傘的廳級干部落馬。這樣的成績單多少出乎了人們的意料，因為2009年之前的重慶，治安狀況跟中國大部分城市一樣，偶有惡性事件發(fā)生，但重慶也從來沒有給人們留下過黑社會犯罪特別猖獗的印象，相對特別的事情有兩件，一個是哨兵被殺，一個是全城出租車司機大罷工，這些都是重慶開始轟轟烈烈打黑運動的觸發(fā)因素之一。
　　但不管怎樣，這樣的一份成績單已經(jīng)讓執(zhí)政者得到了老百姓的擁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這個中國政壇少有的明星政治家被老百姓譽為薄青天。多年來知識群體孜孜以求的法律啟蒙和政府主導的法制建設，絲毫沒有沖淡公眾的青天意識。
　　一位重慶當?shù)囟嗄晖诵菰诩业睦戏晒ぷ髡呱踔粮嬖V記者，這樣暴風驟雨般的行動，讓他想起了1950年代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并且“感到很振奮”。對于今天大部分重慶人而言，半個世紀前的“鎮(zhèn)反”早已只是個歷史名詞，但當年的“鎮(zhèn)反”與今天的打黑確實有諸多相似之處，“執(zhí)政者下決心，老百姓大力擁護，廣泛發(fā)動群眾，打擊的對象當年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動會道門頭目，今天則變成了官員中的保護傘和黑社會頭目。”
　　公眾對于打黑的熱情擁戴讓執(zhí)政者看到了民意所在，也讓這場原本正常的司法行動迅速推向深入，替黑社會辯護的北京律師李莊也因涉嫌犯罪而遭到逮捕和審判，順從民意，重慶打黑被推上另一個層面，在李莊案的審理過程中，各方臺前幕后的交鋒讓這場司法行動被賦予了許多政治內(nèi)涵。
　　在圍繞李莊案的種種爭議中，涉案的李莊因其所在律所的政治背景，而沾染上了些許權貴色彩，而在各種場合為李莊辯護的則大多是堅持職業(yè)信仰的普通律師和法學家群體。這兩種人恰好概括了民間精英的兩個面相，一種是依附于權力以獲取利益，一種執(zhí)拗地堅持職業(yè)信仰，在公權力與民粹的夾縫中行進。前者很難不走向墮落，后者則容易自負而傲慢。
　　重慶打黑及其引發(fā)的尚未完結的一系列爭論，如果說對于中國社會轉型有什么正面價值的話，僅僅是能讓人們看到，未來中國的真正危險，在于缺少足夠數(shù)量追求法治和公正的政治家與知識分子，眼光長遠而不投機地投身改革，爭取民眾，為中國社會的成功轉型贏得更廣大的民意和動力。
　　
　　山西煤改
　　
　　重慶打黑引起了中國政法記者以及法學和政治學家們持久的討論熱情，而同時進行的山西煤改，則是這半年多來，財經(jīng)記者以及經(jīng)濟學家們最熱衷的新聞話題。
　　山西煤改事實上是山西省政府強力推行的煤礦企業(yè)兼并重組行動，在政府強制制訂的游戲規(guī)則內(nèi)，山西全省經(jīng)過短短半年時間，煤礦企業(yè)數(shù)量從原有2598家減少至1053家。據(jù)官方表述，這項改革本意是加強山西煤炭生產(chǎn)集中度，控制安全事故發(fā)生。但整個重組過程，政府強制色彩濃厚，指令性確定交易價格，以浙江商人為主的大量民營煤礦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而作為收購主體的七大煤炭國資企業(yè)則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對煤炭資源的跑馬圈地，一進一退之間，以民資縮水為代價，換來了國資的保值增值。
　　這樣的改革進程，被眾多經(jīng)濟學家們總結為國進民退。雖然近幾年來，在鋼鐵、航空、汽車、地產(chǎn)等眾多領域，國進民退早已不是新鮮事，但像山西的煤炭業(yè)改革這樣，國家權力如此強硬介入，指令性和計劃性如此明確的做法卻還不多見，煤老板們的反抗也相當激烈，尤其是在山西煤炭業(yè)有著龐大投資的浙商群體，以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的名義投書全國人大，要求對山西省人民政府規(guī)范性文件內(nèi)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問題進行審查處理，質(zhì)疑山西煤礦整合背離了國務院文件精神，且侵犯煤老板的財產(chǎn)所有權，違背《物權法》。
　　與重慶打黑中的律師群體一樣，山西煤改中的煤老板對于政府罔顧基本的交易規(guī)則，肆無忌憚侵害其合法利益的行為相當激憤，但他們的遭遇，同樣除了寥寥知識群體的聲援外，得不到公眾的絲毫同情，他們的公眾形象比法官、律師群體更加糟糕。過往的幾年里，通過輿論的口誅筆伐，煤老板“為富不仁”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們只知賺錢和炫耀，不懂得回饋社會，攫取了一桶又一桶的黑金之后，卻將嚴重破壞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礦難留給了當?shù)�。正是這些無法洗脫的原罪，讓他們面對權力的打擊時，不堪一擊。
　　山西的煤改運動，同樣可以在半個世紀前的1950年代找到影子，與共和國建國初期的那撥國有化浪潮相比，如今的再國有化運動，同樣是民眾高聲擁護，權力強制推行，資源收歸國有。以山西煤改為典型的這波再國有化浪潮，讓1990年代以來的“民營化”進程有了被徹底打斷的跡象，也讓大多信奉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的中國經(jīng)濟學家群體感到了真正的憂慮。
　　對于國家權力而言，通過國有企業(yè)的控制力掌握重要資源是構成執(zhí)政安全的一大要素，而對地方政府而言，稅收和國有企業(yè)的利潤是為數(shù)不多直接產(chǎn)生收益的途徑，尤其是對廣大的掌握資源的內(nèi)陸地區(qū)而言，扶植民營經(jīng)濟的蓬勃發(fā)展，早已變得比過去30年更加困難，他們面臨的不僅有國際競爭，更有先行一步的沿海發(fā)達地區(qū)的競爭，因此，大型資源型行業(yè)一定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各級政府手里，這個大趨勢不會因為學者們的爭論而改變。
　　在老百姓眼里，事實上，資源掌握在 國家手里，還是私人手里，反正不在自己手里。因此最重要的事，是收多少錢，干多少事。更糟糕的情形是這一段時間搞國進民退，把民間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下一段時間再搞國退民進，把國有資產(chǎn)瓜分掉。
　　
　　重建正義
　　
　　著名的社會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近年來一直在他的著作中呼吁重建社會，在他看來，中國社會過去30年充滿活力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以體制外資源的出現(xiàn)為基礎，中國社會的中間層――社會精英開始重現(xiàn)。走到今天，這個社會精英群體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民營企業(yè)家。二是知識分子，特別是各個行業(yè)中的專家，三是地方行政精英。
　　律師和民營企業(yè)家都是過去30年成長起來的相當有代表性的民間精英群體，但是，重慶打黑和山西煤改，這兩場大戲呈現(xiàn)在公共輿論平臺上之后，人們看到的景象卻是相同的：國家權力強勢回歸，打擊民營企業(yè)家、律師等等可以歸為民間精英的群體，在這場角逐中，普羅大眾與知識精英表現(xiàn)出了幾乎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知識精英對國家權力的強勢，給予了激烈抨擊。竭力為民間精英辯護，而公眾則對這些民間精英不抱同情，甚至呼喚強勢的國家權力歸來。
　　重慶打黑、山西煤改都可以看作是執(zhí)政者在社會矛盾增多的情況下，為鞏固執(zhí)政基礎而實行社會治理、改革、增進社會正義的舉措，這些措施也符合黨中央最近幾年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理念。毫無疑問。不論是黑社會的橫行，還是資本對于多數(shù)人生存問題的漠視，都應當被遏制，但如何遏制?被誰來遏制，卻是一個需要深究的問題。在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矛盾、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公時，普通民眾重新信仰強大的國家權力，無疑是便宜的捷徑，只是這條路最終通向哪里，尚且存疑。
　　對中國懷抱良好期待的觀察家們一直都將中國的成功轉型寄望于市場經(jīng)濟的成熟、公民社會的發(fā)育。但2009年的中國圖景卻讓人們看到，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呈現(xiàn)出這樣一種面貌：權力和資本，以及權力和民間精英之間的勾兌、博弈、斗爭與交鋒異常熱鬧，而更廣大的民眾很多時候都處于看熱鬧的狀態(tài)，他們無心也無力更沒有渠道參與公共事務。這樣的景象不從根本上改觀，中國社會的平穩(wěn)轉型就依然是鏡花水月。
　　雖然，不加節(jié)制的權力擴張帶來的惡果已經(jīng)讓這一代中國人有過切膚之痛，也因此對權力之惡有了本能的警惕，但歷史的教訓往往只夠維持一兩代人而已。更何況，究竟如何講述歷史中的權力面相，也是同樣被爭奪的話語權力；權力之善與惡，均可以打“順應民意”這張牌。
　　不加節(jié)制的權力擴張帶來的惡果已經(jīng)讓這一代中國人有過切膚之痛，也因此對權力之惡有了本能的警惕。但歷史的教訓往往只夠維持一兩代人而已。更何況，究竟如何講述歷史中的權力面相，也是同樣被爭奪的話語權力；權力之惡。甚至可以被解讀為順應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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