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節(jié)特殊的利益關系法律的立法過程需要涉及各方的充分表達和博弈，此乃法律能夠獲得切實落實的社會政治基礎，如果這個利益表達和博弈的過程不夠充分，法律就將在現(xiàn)實中受到外部條件的約束，使立法初衷大打折扣。
　　
　　市場和法治是新時代的兩件法寶。近年來，思想界和輿論界幾乎形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如果哪個領域的改革出了問題，那么可能的原因一是市場化還不夠，二是法治建設還不健全。
　　同理，解決方案一方面是推進市場化，一方面是加快立法進程。
　　十七大報告在回顧過去5年的工作時說，“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步”。今年一年，全國人大的立法工作安排得也相當密集，2006年底，人大就提出了要在本屆任期的最后一年實現(xiàn)“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任期內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目標。《物權法》、《企業(yè)所得稅法》、《反壟斷法》、《勞動合同法》等重要的法律在今年年內獲得通過，《能源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立法程序已經在進行當中。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取得了進一步的成績，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立。
　　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有效性并不能立竿見影地得到體現(xiàn)。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利益多元主體的出現(xiàn)，全社會需要法律提供一個解決矛盾，大家都能夠共同遵守的框架。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著名法學家梁治平認為。法律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供基礎的共識，一類是調節(jié)特殊的利益關系。
　　第一類法律由于不涉及具體的社會關系，其執(zhí)行效果和預期的差異表現(xiàn)導并不明顯。而后一類法律則不同，它所要規(guī)范和調整的利益關系，是要接受現(xiàn)實檢驗的。這一類法律的立法過程需要涉及各方的充分表達和博弈，此乃法律能夠獲得切實落實的禮會政治基礎，如果這個利益表達和博弈的過程不夠充分，法律就將在現(xiàn)實中受到外部條件的約束，使立法初衷大打折扣。辭退風潮凸顯了什么
　　2007年6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勞動合同法》，該法將于2008年1月1日開始執(zhí)行。在該法通過不久，各地就都出現(xiàn)了大面積辭退員下的現(xiàn)象。先是深圳的華為拿出10億元“買斷”老員工的工齡，辭職后重新競聘上崗；接著是零售巨頭沃爾瑪在深圳、上海等地大刀闊斧地解雇了一批員工；引起關注的還有中央電視臺大規(guī)模清退臨時工，有消息說，把臨時工掃地出門后，各節(jié)目一下子都忙不過來了，滾動新聞更新的速度明顯放慢。某周有股份制銀行在幾個地方的分支機構也出現(xiàn)了要求臨時工“自愿辭職”，然后和勞務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的事件。
　　華為、沃爾瑪這些著名企業(yè)對裁員都各有各的解釋，但這些解釋無論是否具備說服力，都無法不讓人將辭退員工和即將生效的《勞動合同法》聯(lián)系起來。根據(jù)該法的規(guī)定，自該法生效起，在連續(xù)簽訂了兩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后，企業(yè)要與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該法還規(guī)定，員工上班一個月內，企業(yè)要與之簽訂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否則要支付雙倍工資，如果超過一年還沒有簽合同，則視同已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也就是說，新法實施后“臨時工”將不復存在。
　　進入媒體報道視野的，大多是大型公司發(fā)生的事件，依常理可以推斷，在為數(shù)眾多的中小公司，類似的人員調整也在進行，實際規(guī)模難以估計。各地企業(yè)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都在研究《勞動合同法》，尋找規(guī)避企業(yè)責任的途徑。記者不久前在進行另一個采訪時，就偶然旁聽了一家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召開的研討會，探討企業(yè)應該如何應付《勞動合同法》。
　　全國總工會對此表示了高度的關注，一邊出面澄清“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等于鐵飯碗，給企業(yè)減壓，另一方面下發(fā)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關于制止用人單位勸辭職工規(guī)避(勞動合同法)行為的通知》，各省市區(qū)總工會在轉發(fā)通知時，均對企業(yè)趕在法律生效前辭退員工的行為表示了堅決的反對。
　　在《勞動合同法》立法過程中，收到了社會各方近20萬份的意見，創(chuàng)下了一個記錄，從表現(xiàn)上看，討論不可謂不充分。但隨著法律的通過而來的辭退風潮，仍超出了預期。在梁治平看來，引起辭退風潮的恰恰是一個立法過程中被討論得比較少的條款，即關于勞動合同期限的規(guī)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認為，《勞動合同法》就是旗幟鮮明保護勞工利益的，并非平等保護勞工和企業(yè)。但這一旨在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法律在尚未執(zhí)行之前，就遭到了企業(yè)如此大規(guī)模的阻擊，反而對勞動者的利益產生了負面效應。這充分展示出缺乏現(xiàn)實基礎的立法，即便初衷良好，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理性討論和力量均衡都是必要的
　　
　　梁治平認為，目前的立法過程中理性討論的程度還不夠，在涉及強勢一方和弱勢一方的關系時，對弱勢的同情就會變成道德性很強的呼吁，弱者的利益變成了政治上的正確性和道德上的制高點，使理性討論的空間變得比較小。雖然這種傾向有合理成分，但可能影響到通過溝通、討價還價二致妥協(xié)的方案。
　　目前，在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工作日程表上，還有一個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條第二款的議題。這部于2003年10月28日通過、2004年5月1日起實行的法律，最早在公共討論中被關注的議題是“撞了白撞”是否合理。“行人違章，撞了白撞”是沈陽等地在該法出臺前在地方法規(guī)中所做的規(guī)定，即如果機動車與行人發(fā)生交通事故，如果由行人違反交規(guī)引起，機動車不需要負任何賠償責任。對該話題的討論明顯地帶有了上述道德色彩，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guī)定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
　　結果，法律規(guī)定從極端的“撞了白撞”搖擺向了另外一個極端，該法第76條第二款規(guī)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fā)生交通事故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但是，有證據(jù)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guī)，機動車駕駛人已經采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边@一條文幾乎將機動車和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fā)生交通事故的責任完全加給了機動車一方，同時沒有對“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的幅度作出具體規(guī)定。
　　這一規(guī)定遭到了機動車司機的抱怨，在執(zhí)行中也出現(xiàn)了阻力。法律實施后，先后有18個省市區(qū)先后出臺地方法規(guī)，對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有過錯時“減輕”機動車一方賠償責任的比例作了具體規(guī)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3年之后，全國人大就著手對這部當初被認為“體現(xiàn)了高度人文關懷”的法律進行修訂，重點就是在事故雙方責任比例的基礎上，規(guī)定賠償幅度。
　　關于《勞動合同法》的討論當然也摻雜了些許的感情色彩，但法律條文的規(guī)定并沒有過度偏向勞方。可是對勞動者利益的正當保護在實施前就受到挑戰(zhàn)，這主要是因為勞資雙方的實力對比嚴重不均衡。梁治平認為，政府主動介入勞資關系是正確的，但重要的是用什么樣的機制改變勞動者的地位，參考各國的經驗，應該是增加勞工的組織性，在每個工廠、每個行業(yè)的微觀層面都增加勞工的談判能力。因為不允許分散的利益相關者即工人組織起來，他們的利益就無法得到充分的表達，立法的結果仍是立法者的自由裁量。雖然收到了眾多立法建議，但其中沒有真正來自勞工組織的，學者常凱被稱為“勞方代言人’，但他本人拒絕這個說法，他認為有一個知識分子充當這個角色，本身就是個悲哀。
　　
　　雖有問題，進步不能忽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研究員黃金榮說，法律得不到切實的落實是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比如已經實施了十多年的《勞動法》的情況也一樣，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愿意好好執(zhí)行，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經濟發(fā)展的思維目前看來一時還難以轉變。他認為，貫徹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的希望一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決心，對地方政府施加壓力，但代價會非常大；二是來自社會上平行的勢力，如公民抗議的手段和媒體壓力等。
　　梁治平擔憂，將來隨著《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不知道還會有什么新的規(guī)避手段。他說，法律的初衷與實施效果有距離，是在所有國家都會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但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程度會不一樣。他說，法制不能解決立法的民主參與性，即誰參與立法的問題。由此可見，法制建設和政治民主化進程是不可分割的，民主參與是法律的現(xiàn)實政治基礎。
　　雖然立法在解決實際現(xiàn)實社會問題上遭遇民主參與滯后所導致的效果打折的情況，但兩位學者都積極認同法制建設的作用。梁治平說，如果法律真的不重要的話，就沒法解釋這些法律在出現(xiàn)的時候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爭論。黃金榮說，立法畢竟是個姿態(tài)，是個價值觀的轉變，表示要在國家層面重視勞動者的權利保護，有了這個姿態(tài)，才有可能根據(jù)這個目標去執(zhí)行，普通勞動者可以運用法律，執(zhí)法者也有了明確的依據(jù)。
　　
　　(責編　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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