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20世紀尤其是上半葉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生活，再現(xiàn)他們在歷史的陰霾中顛簸的行走，甚至借此隱諱地表達對1949年之后政治文化與知識分子的批評，已經(jīng)成為公共知識界一個持久的熱點。近年來，《讀書》、《書屋》、《隨筆》等刊物刊發(fā)了大量緬懷與反諷融為一爐的懷舊文字，但這些文字也流露出一種把知識分子的歷史掌故化、趣味化、政治化的傾向，部分文字沉迷于對知識分子日常生活史料的爬梳與炫耀性展覽，這就可能導致知識分子歷史書寫的零碎化與空心化。
　　
　　這樣的背景下，閱讀許紀霖先生剛剛出版的知識分子個案研究結(jié)集《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別有一番警示與提醒的意義。說到底，許先生知識分子研究的焦點在于通過勾勒與深描知識人無可逃遣的處境、艱難抉擇的行動與悲欣交集的意識，來盡可能再現(xiàn)他們在歷史的拐點上的猶疑、惶恐、憤慨、悲哀、亢奮等心靈掙扎的痕跡。
　　這就使知識分子研究超越了狹隘的緬懷性，或牽強的諷喻性，而成為透視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精英在政治文化淘洗中，心靈所可能展現(xiàn)的廣度與厚度的試金石。他莊重的是人性在歷史夾縫中的掙扎與反抗，他描摹的是知識分子在政治與學術(shù)之間的彷徨，他關(guān)懷的是這個民族最優(yōu)秀的心靈在黨派文化的吞噬下絕望的反抗或者悲壯的歸降的心路歷程。
　　湘西鳳凰沈從文的墓地鐫刻著他的一句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許先生的知識分子研究暗合著沈從文啟示的這樣一個軌跡，從黃遠生、胡適、丁文江、傅斯年、金岳霖、朱自存、閣一多等一個個知識分子獨特的“自我”出發(fā)，從他們的生平、個性、才情、境遇、氣質(zhì)等出發(fā)，從他們所處身的無從選擇的特定的時代情境出發(fā)，重新打撈被歷史的迷霧湮滅或磨損的人性的斑斕，從而最終走向?qū)?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人性的深度理解。
　　一個大致的脈絡(luò)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從“自由”走向“不自由”的下沉過程，既有政治處境的不自由，也有心靈生命的不自由。1949年對于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是一個天地玄黃而迷率失渡的大關(guān)口。事買上抗戰(zhàn)勝利以后，自由派知識分子就已經(jīng)處于兩黨斗爭的夾層之中，而逐步喪失了以前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大學、科研機構(gòu)等學術(shù)空間迅速黨派化，報刊從理性討論的公共空間變質(zhì)為“階級十爭”的思想陣地。
　　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在于，為什么明知人民至上高于個人的自由，而這些視自由為生命的知識分子會選擇留在大陸成為人民的一分子?《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試圖通過個案來解決這個知識分子史上懸而未決的疑案。
　　我們從作者對邏輯哲學家金岳霖的分析似乎可以一窺瑞倪。金岳霖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的自信，是建立在兩塊基石上，其一是相信自己是站在知識分子超然的立場，卓爾不群，不私不黨，代表公共的起知；其二是相信自己所孜孜以求的知識是中立、客觀的，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具有神圣意義。然而，“思想改造運動卻對金岳霖們提出了兩個尖銳的問題：一是階級立場問題：知識分子只是一根毛，超然、中立是最大的欺騙，你不向工農(nóng)大眾靠攏，不就是依附在統(tǒng)治者的皮上，成為地主、買辦的幫兇?二是為誰服務(wù)問題：知識從來具有鮮明的黨性、階級性，英美的資產(chǎn)階級知識體系難道不是麻痹了人民大眾的斗志，維護了蔣介石的反動統(tǒng)治?強勢的新意識形態(tài)以道德批判和反智主義這兩把利刃，使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與民眾的疏離感和知識的罪惡感，將他們建立在‘政治中立’和‘知識神圣’兩塊基石上的所有自信摧殘殆盡。”
　　如果說從晚清到民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在動蕩的歷史中艱難地擠出一條維系民族文化與學術(shù)自由的窄路，并凝聚知識分子久已失落的氣節(jié)和尊嚴，那么從抗戰(zhàn)勝利到“文革”結(jié)束這個時期，知識分子幾乎越來越陷溺在萬馬齊喑的集體失語狀態(tài)中，道德勇氣和精神使命的普遍沉淪導致整個社會的自由根基日益單薄，人性日益幽暗。
　　從這個角度而言，《大時代中的知識人》是一面具有雙重性的鏡子，它既能照出歷史中的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與情狀，也能映射當代知識分子的氣節(jié)與志趣。這面鏡子鑲嵌在歷史與現(xiàn)買的夾縫里，以“變形記”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呈現(xiàn)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真實與心靈真實，它或許是一個重建健全人性的起點，或許是一個追尋政治美德的拐點，或許是接續(x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國與西方的精神文化的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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