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帝國的脊梁，在古代中國，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不憂不懼；外表端莊肅穆、行事明達干練。他們既是君又是師，這是因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那個時候，知識是和德行一體的，與德行無關(guān)的知識是奇技淫巧，是如草的小人之道。這個地位當然是建立在他們的政治經(jīng)濟特權(quán)基礎(chǔ)上的。隨著經(jīng)濟特權(quán)和政治特權(quán)的失去，知識也和德行分了家，君子也就要滅亡了。但是，在走向滅絕的時代，他們還是上演了一出偉大的悲劇。千千萬萬紳士及其子孫背叛了自己的家族，割舍了自己的特權(quán)，為共和國的創(chuàng)立流血、犧牲。紳士們及其兒孫在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出場是悲壯的，在看到只有毀滅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的時候，他們的果敢決絕無與倫比。
　　但是，他們也從此在政治舞臺上變得單薄。他們所仰仗的只有亢奮的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理想，這種理想缺乏經(jīng)驗和物質(zhì)力量的支撐。從中華民國以來，在政治舞臺上他們一再被嘲弄。他們還試圖保留自己高貴的道統(tǒng)，或許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拋棄了特權(quán)，應該有這樣的資格。支撐他們不同世俗理想的，只剩下作為技術(shù)的知識。這種變化使他們有了新的名稱――知識分子。但他們的技術(shù)只不過是羚之角、麝之香，是君王獵取的對象，他們的理想也成為君王掩飾自己、動員別人的華麗工具。他們再也沒有力量推舉出一個屬于自己的君，來保障自己的特權(quán)，來證成自己的德行。他們必須放下高貴的身段，只能被工具化，這似乎是他們的宿命，也是他們?yōu)樽约和诤玫膲災埂?
　　在各種斗爭中，雖然他們從來也不比別人軟弱，也不比別人放棄的少。但他們的生活情趣在粗鄙的人看來是可笑的，他們的理想在想跳上少奶奶的牙床之輩看來是奢侈的，他們的德行在鉆營奔競者是怪誕虛偽的，他們的溫良人性在無所畏懼的貪婪者看來是文弱怯懦的。他們被認為是具有兩面性的小資產(chǎn)階級，就連他們的熱情也被稱為“說硬就硬”的狂熱性。在粗鄙的政治環(huán)境里，他們丟盡了臉面，失卻了所有的雄心。他們的悲劇以鬧劇收場，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悲劇。
　　然而，他們所掌握的技術(shù)還是硬道理，依舊是獵取的對象。在改革開始的時候，知識分子忽然變得炙手可熱，但并不是由于他們的德行或者理想，而是他們的技術(shù)的功用被高度重視。經(jīng)過漫長的蟄伏，他們自己也發(fā)現(xiàn)在自己身上，知識還是有用的、無罪的。我們都還記得陳景潤，那個帶點呆氣的科學家的形象，就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象征�？纯催@個備受恩寵和崇拜的形象，還哪里有一點他們祖先那種肅穆、練達的氣質(zhì)？當然還有一些明星似的學者，他們銳利、明亮，但單薄、脆弱、敏感，帶著點孩子氣和女人氣，從普通人的眼光看來還有那么一點膚淺。他們只不過是一件工具，一個被同情的對象。在知識徹底與德行分離以后，知識分子成為一種專業(yè)人士。越來越嚴格的學校制度也在不斷培育出這樣的人才，更重要的是，連知識分子自己也這樣自我期許。和他們的前輩相比，他們的確落實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至此，我們才真正領(lǐng)略了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威力。
　　在革命意識形態(tài)退場以后，知識分子明確地不再以求道為求學的目的。通過知識的追求來培育人格的整全也不再是學校的目的，學校僅僅成為獲取專業(yè)技能的訓練營地。學生甚至也不在這里習取公德，因此自然也不能指望他們畢業(yè)之后擔當公義。那么哪里才是我們公民德行的養(yǎng)成所？家庭還是社會，何者為恰當?shù)膱鏊�呢？如果說在西方法律是公德的根源，那么我們的公德又以何為根據(jù)?以什么為內(nèi)容呢？人民又應該從哪里習得這些德行呢？難道只能依靠在少數(shù)人群中殘存的、自然生長出來的正義感？
　　失去了道德的威嚴外表，同時也越來越與民眾隔離的知識者成為一個職業(yè)團體、利益集團。他們覺得自己不再有義務為社會和民眾提供教養(yǎng)的養(yǎng)分。當然，他們也失去了教養(yǎng)民眾的能力。他們甚至覺得連和民眾共處都很不自在，還怎么有可能去教育他們呢。伏爾泰有言“我所理解的‘人民’是只憑雙手謀生的大眾。我懷疑這個等級的公民是否將有時間或能力教育自己；現(xiàn)在不是勞動者應當受教育的時代，而是善良的資產(chǎn)階級、城市的居民必須接受教育的時代。這將是非常偉大而令人敬畏的事業(yè)。”的確，他們“必須接受教育”，但是，誰在承擔這個偉大的事業(yè)呢？
　　無論我們多么留戀，往日知識者的德行和風雅都永遠地消散了，今日的知識者要如何自處？以專業(yè)知識為基礎(chǔ)的真理成為今日知識分子的立身之本和處世之道。但這種真理是單薄的，以之立身往往偏執(zhí)，處世往往不通。以真理為基礎(chǔ)的觀念如何能指引一個民族？它又如何作用于古老、堅韌的習俗，如何能改變權(quán)變、堅硬的政治，如何能修正深入人心的勢利。如何能證成知識者的合法性？這才是今日知識階層最大的危機！
　　在這個時代，值得他們努力的功業(yè)和榮耀，就是為舊邦之新命奮力推動，吶喊鼓呼。但除了理想、真理，他們手中再也沒有什么像樣子的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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