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次會議期間，針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坐經濟艙來華赴任一事，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前中國駐法大使趙進軍認為，簡單地把美國大使和中國大使的待遇進行比較是不客觀的。趙進軍院長還表示自己出去當大使肯定是坐頭等艙。此言一出，在網上引起了不少批評之聲。而批評意見主要是將坐頭等艙的待遇與中國目前急待解決的一些社會問題聯系起來，并認為這種待遇有任意揮霍納稅人錢財的嫌疑。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中國大使坐頭等艙這件事，特別是如何看待“勤儉辦外交”這一原則，又應該如何看待網上這些批評意見呢？我認為，對待這些意見一方面應該虛心聽取，另一方面也必須指出，這些意見是有失偏頗的，出現這種看法的原因是由于對外交工作的特殊性缺乏了解。趙進軍院長在上述會議上說的是：“（我國）更多地認為大使是代表國家的，因此我當大使出去肯定是頭等艙。”實際上，并不僅僅是中國，而是自現代外交產生以來，使節(jié)就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在另一個主權國家的代表，代表著一個國家的主權和榮譽。外交使節(jié)往往是由派遣國的國家元首向駐在國的國家元首直接派出的。外交使節(jié)這種身份和工作的特殊性必然決定了他們要享有相當的尊榮與待遇，這種尊榮與待遇更多地被稱為外交特權與豁免。外交使節(jié)被授予尊榮與權利并不是因為他們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國家的代表，而他們所享有的尊榮與權利是與他們行使職務、開展工作密切相關的。外交使節(jié)享有的特權與豁免不僅是現代外交幾百年來的實踐所形成的慣例，更是為現行國際法律制度所確定的規(guī)則。因此，作為一個大國的外交使節(jié)，乘飛機坐頭等艙，這并不為過。實際上，根據《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外交使節(jié)還享有比坐頭等艙更多的特權與豁免。如外交使節(jié)一般都有自己獨立的官邸，而官邸具有絕對的不可侵犯性。使節(jié)的汽車上可以懸掛派遣國的國旗和國徽等等。筆者也曾在外國駐華使館工作。在一些外交活動的場合，只要大使到場，無論參加活動的人員有成百上千，大家都要全體起立鼓掌致意。應該說，外交使節(jié)所享有的尊榮與待遇往往會超過國內級別更高的官員，而這一點并沒有什么奇怪。因為，尊崇與榮譽并不是給予個人，而是表達了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尊重。
　　在英國等保留君主制的西方國家，迎接外國新任大使到任時都仍然保留著一些隆重的國王接見、遞交國書等儀式。如果只以“勤儉節(jié)約”作為標準來衡量，那么這些國家的納稅人似乎可以要求把這些繁文縟節(jié)都取消，而實際上這種情況并沒有發(fā)生。這就說明勤儉并不能成為安排外交工作、制定外交制度的惟一標準。我相信駱家輝大使到任之后，很多看似“講排場”而實際上不是“講排場”的尊榮與待遇他是不會放棄的，也是不容他放棄的。因為這些所謂“排場”并不是給他個人生活的安排，而是對美國這個大國的尊重。駱家輝大使會放棄大使官邸去住普通公寓嗎，會放棄飄揚著美國國旗的豪華座駕打的去辦公嗎？我想他不會。
　　其次，我相信在每一位中國外交工作者的頭腦中，“勤儉辦外交”這根弦從來沒有松懈過。老一輩領導人的率先垂范自不必說。早在30年前，我國領導人出國訪問就曾經搭乘過民航班機。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禮賓制度在不斷改革，而這種改革的重要取向就是簡單樸素。
　　更為重要的是，網絡上的批評意見是把中國大使坐頭等艙與目前的一些社會問題聯系起來。而這種思考問題的方法和所隱含的解決問題的模式仍然沒有脫離“均貧富”、“劫富濟貧”的思想窠臼。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一方面是要增加社會的財富，另一方面是要強調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與公正，偏廢任何一點都是錯誤的。將中國大使坐頭等艙與孩子上不起學、病人治不起病對立起來，就等于是把外交工作和其他工作割裂開來。而實際上，外交工作與其他工作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中國外交工作的核心目的是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是為了每一個中國人都能過上好日子。如果“勒緊褲帶辦外交”就可以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這種想法未免太簡單了吧。將一個社會領域內的財富削減下來賦予另一個社會領域，這種思路在社會財富分配制度還不完善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切切不可如此行事的。機械地“均貧富”不能實現有意義的社會公平，而只能阻礙社會的進步。
　　因此，對于中國大使坐頭等艙的問題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在不違反國家相關規(guī)定的情況下，中國大使乘飛機坐頭等艙并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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