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條約從1974年提出到1978年締結,日本經歷了三屆內閣,我們也換了三位外長｡ 　　 　　今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30周年｡1978年,經過長時間談判,中日兩國締結了這個條約｡它是里程碑,在鞏固發(fā)展兩國和平友好關系和打擊威脅國際和平安全的霸權主義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中日兩國自1972年9月復交后,各方面的關系都有突飛猛進的進展｡根據中日兩國聯(lián)合聲明的規(guī)定,進行締約談判時機已經成熟｡當時就國際形勢而言,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日趨松動,而蘇聯(lián)霸權主義的擴張野心和勢頭都有增無減,因此反對霸權主義,消除對和平安全的威脅,就成為我們對外戰(zhàn)略的核心與國策｡中日談判締約既能增進兩國和平友好關系,也可牽制蘇軍事威脅與擴張勢頭｡日本方面雖然對締約也表示出一定興趣,作出了積極反應,但內心比較復雜,擔心日中兩國締約會得罪蘇聯(lián),所謂“日中是日中,日蘇是日蘇”就是他們的口頭禪和擋箭牌｡因此,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1974年開始提出到最后談成想不到竟花了四年多時間,日本經歷了田中､三木､福田三屆內閣,我們也換了三位外長,而其間的主要爭議就在反霸問題上｡
　　
　　預備性談判暴露癥結
　　
　　1975年新年伊始,中日締約預備性談判在東京開始舉行｡我參加了這個談判｡起初,談判還是順利的｡由中國駐日大使陳楚和日本外務次官東鄉(xiāng)分別代表本國政府陳述原則立場和想法愿望,這一時期被稱為“總論”階段,沒什么問題｡到了個論階段分歧便暴露出來了,特別是對照雙方提出的文本,在是否將反霸權條款寫進條約問題上出現了最大的分歧和障礙｡我們原以為,將中日聯(lián)合聲明已寫明的“雙方不謀求霸權,也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寫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應當不成問題｡可是,日方只承認泛泛而論的霸權,擔心提及反霸,會涉及敵視別國而得罪和觸怒蘇聯(lián),從一開始就想方設法回避,所以雙方在締約案文的內容上出現了分歧｡當時,外交部電示我們“一定要堅持原則立場,但談判剛開始也不要把話完全說死”｡后來,國內又來電告,“陳永貴副總理訪問墨西哥要途經東京,一切以他轉達的指示為準”｡
　　1975年3月27日,陳永貴率團訪問墨西哥,在東京轉機停留兩小時｡以陳楚大使為首的駐日使館主要官員和我們參加談判的人員都到機場迎接并聆聽重要指示｡在機場貴賓室,鴉雀無聲,陳永貴和陳大使稍事寒喧后就進入談判締約的話題｡陳永貴提高聲音說道:“最高指示,不能讓｡就是這些｡”陳大使要求作些解釋,但陳永貴又重復了一遍:“三個字,不能讓｡”全場一片寂靜｡一切都明白了,沒有人再講什么話｡
　　陳永貴離開東京后,締約談判繼續(xù)展開｡我方堅決貫徹國內指示,堅持原則立場,就霸權條款寫進條約向日方進行了有理有力的多方論述,而日方則力圖說服中方放棄這一主張｡雙方立場明顯對立,談判陷入僵局｡
　　在談判桌外蘇聯(lián)也向日本施壓,不是備忘錄､聲明､總書記親筆信,就是軟的誘餌,并以日蘇簽訂睦鄰合作條約來作牽制｡在內外反對締約勢力的重重壓力下,日方立場進一步后退,三木不是發(fā)表首相見解,就是派高官游說｡繼而,宮澤外相在聯(lián)大拋出反霸四原則,即“反霸不針對第三國,不與聯(lián)合國憲章相抵觸,不采取聯(lián)合行動,范圍適合全世界”等,他們就是企圖主導反霸的實質,使之空洞化,失去針對性｡針對這一情況,中方表態(tài)說:“日方有困難也不必勉強,沒有條約,我們也處得很好,天也塌不下來｡”至此,締約談判實際上宣告中斷｡
　　
　　“只要下決心一秒鐘
　　就可以解決問題”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后期,國際局勢和中日兩國國內形勢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使得擱淺的和平友好條約締約談判出現
　　了轉機｡在我國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同志復出主持中央工作,我國對外政策也在醞釀逐步進行重大調整,我們的戰(zhàn)略目標要求外交既服務于消除現實威脅､反對霸權主義戰(zhàn)略,又要營造有利于實現現代化的和平穩(wěn)定的國際環(huán)境,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無疑符合我國的全局利益｡在日本,福田赳夫繼三木下臺后組閣,資深議員園田直出任外相,他也是甘冒政治生命危險締約的促進派,他們都對恢復談判和締約表示出積極的姿態(tài)和信心｡
　　當時美國卡特政府推行“聯(lián)華制蘇”戰(zhàn)略,正為美中建交采取行動,這對日本接受反霸條款起到了推動作用｡卡特在福田訪美時規(guī)勸日本積極行動,這對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日本是個極大支持,使日本減輕了對蘇聯(lián)威脅的擔心｡于是福田在進一步調整內部意見后逐步下了決心｡
　　1978年7月,中斷了兩年多的談判重新在北京開始｡當時鄧小平副總理對來華的日中友好議員聯(lián)盟會長濱野清吾表示,就中日締約而言,“只要下決心,一秒鐘就可以解決問題”｡
　　締約談判重開后,中方的代表團由韓念龍副外長率領,駐華大使佐藤正二為日方代表團團長｡雙方在北京的釣魚臺國賓館先后舉行了14次事務性會談,所涉及的最大焦點仍然是反霸原則及與此相關的第三國條款問題｡這時日方已同意把反霸條款全文寫入條約正文,只是提出把這一原則的范圍擴大到世界任何地區(qū),淡化其針對性｡此外,日方希望將我方提出的“不是針對第三國”的表述改為“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的立場”｡鄧小平同志看了后,認為這一表達“很簡潔,符合我們的原意”,并當即拍板同意｡
　　隨后園田外相來華同黃華外長舉行了多輪重要會談,確認了事務性談判的共識｡當黃華外長轉告,中方已同意日方關于與反霸相關的第三國條款的修改案,以及《中蘇同盟互助條約》到期將廢除這兩大消息時,園田簡直欣喜若狂｡他站起來,與大家又握手又擁抱,高興得有些失態(tài)｡
　　至此,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約談判就所有條款達成圓滿一致｡隨后,兩國外長代表本國政府正式簽署,兩國議會也分別予以批準認可｡1978年10月,鄧小平副總理應邀訪日,中日雙方互換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
　　
　　“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研討會
　　７月２９日，題為“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研討會在中信出版集團舉行。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非政府組織（ＮＧＯ）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形形色色的ＮＧＯ早已成為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除政府和企業(yè)之外的第三大力量，了解它們的價值觀、治理模式，無論對企業(yè)、一國政府或國民冷靜客觀地看待它們采取的行動，與它們形成良性互動，都具有重要意義。借耶魯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出版部主任、《綁在一起：商人、傳教士、冒險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一書的作者納揚?昌達來京之際，中信出版集團邀請他和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丁學良就ＮＧＯ做專題報告，同時與國內相關專家共同討論相關主題。研討會由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系主任、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主持。
　　李稻葵指出，這本書的出版和此次研討會的舉行非常及時。這本書所討論的話題是，在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全球化過程的推動者和重要的角色，這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非政府組織。
　　納揚?昌達在發(fā)言中講述了他的一次奇特經歷，上門服務的一名電工得知他在全球化研究中心供職便說：“愿上帝拯救你。”因為這名電工覺得他在全球化方面肯定做過什么壞事。這不得不讓人們思考全球化究竟給我們帶來了多大的影響。
　　丁學良認為，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國逐漸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成員，中國政府學會了怎樣跟自己的近鄰打交道，怎樣跟遠鄰打交道。但是中國的發(fā)展有一個很大的盲點，就是在與各國政府密切交往的同時，嚴重忽視了與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組織的關系。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自然之友”會長楊東平，中央編譯局研究員賴海榕，國家改革開放委員會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室副主任張安等做了精彩的發(f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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