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每個禮拜,百萬富翁托馬斯•J.赫茨菲爾德和他的妻子都要到美麗的佛羅里達州費希爾島歡度周末｡小島位于邁阿密灣入口,豪華的私人游艇你來我往,身著百慕大短褲的闊佬隨處可見｡即使是輕松的休假,“生意經”仍是酒會上最受歡迎的話題｡
　　
　　“大概是十年前吧,有一天大家聊起了古巴｡”赫茨菲爾德回憶道,“我們討論假如某一天古巴發(fā)生了變化,假如美國取消了對它的禁運,古巴無疑將變成新的投資熱點｡到了那個時候,我們肯定不會袖手旁觀,可是哪些項目最有前途呢?”那天晚上,許多人都參加了討論｡“突然,我靈機一動――為什么不成立一個古巴投資基金呢?”赫茨菲爾德的提議贏得一片掌聲｡第二天,許多人把這個點子忘在了腦后,赫茨菲爾德卻把它變成現實｡不久以后,他創(chuàng)立“赫茨菲爾德加勒比灣基金”并在納斯達克上市｡今天,股票市值已經翻了一番｡2006年夏天傳出卡斯特羅生病住院的消息,股票價格陡然上漲了54%｡“大家都以為卡斯特羅患了絕癥,可不久他的主治大夫站出來辟謠,股票價格立刻又跌了23%｡”見慣大世面的赫茨菲爾德聳聳肩:“政壇變化和經濟起落互有關聯是很自然的,但是表現得如此強烈,我這輩子還是頭一次見｡”
　　從費希爾島揚帆,只要航行190公里,就可以抵達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古巴｡今年2月,抱病多日的古巴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終于把手中的權力完全交到弟弟――已經76歲高齡的勞爾•卡斯特羅手中｡從那一天起,一場關于“改變”的猜測,把海峽對岸的美國攪得心神不寧｡“后卡斯特羅時代”真的已經到來?美國實行了近半個世紀的經濟制裁,是不是到了應該“松綁”的時候?
　　
　　不是我不明白,
　　是這世界變化太快
　　
　　4月14日,哈瓦那陽光明媚｡古巴電信公司的柜臺前,擠滿了好奇的人群｡大家指著陳列的“高科技”產品,仿佛還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柜臺里展示的是許多國家司空見慣的手機｡讓移動通訊“走進千家萬戶”,是勞爾•卡斯特羅當選國務委員會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以后正式宣布的第一項改革措施｡這番話才說了半個月,嶄新的手機已經擺放到電信公司和手機營業(yè)部的柜臺上,平均售價100可兌換比索(約合108美元)｡對一個人均月收入只有408比索(約合17美元)的國家來說,這個價格讓許多人望而卻步(可兌換比索類似于上世紀我國一度實施的“外匯券”｡1993年,美元可以自由兌換古巴比索,匯率在1∶26左右;2005年前后,古巴禁止美元流通而必須兌成可兌換比索,比價基本為1∶1)｡但不管怎樣,承諾已經變成現實｡
　　接踵而來的新變化讓古巴人目不暇接｡3月13日,政府宣布允許私人擁有電器產品,誘人的DVD機､電視機､電腦,甚至電動自行車開始走進“尋常百姓家”｡3月18日,政府解除禁止個人購買農用物資的規(guī)定,允許農民自主購買砍刀､鐵锨､鐵耙､膠靴等“可以提高糧食產量的農用物資”｡3月25日,政府放寬藥品銷售與購買政策,古巴人可以在國內任何一家藥店購買自己需要的藥品｡3月31日,本國公民被允許入住涉外賓館和酒店｡在哈瓦那革命廣場,一個女孩子怯生生走進國際飯店,疑惑地詢問前臺服務員:“如果有錢,我真的就能住進來嗎?”答案是:“當然｡”
　　新的變化,讓彼岸的美國人興奮而充滿期待｡
　　流亡美國的古巴前外交官胡安•貝尼莫里斯最近幾年接連出版了好幾本以“投資古巴”為主題的暢銷書,自詡為“古巴通”的他,對新領導人懷有強烈的信心｡“為了站穩(wěn)腳跟,贏得群眾并迅速樹立起自己的光輝形象,勞爾注定要采取一套和哥哥不一樣的治國手段｡改善人民生活,將是他最實惠的選擇｡”胡安•貝尼莫里斯這樣判斷｡
　　美國邁阿密大學的古巴問題專家布賴恩•拉戴爾想的更多:“自從正式接過權杖,勞爾才真正獲得了解放｡我相信,我們將看到古巴有更多､更明顯的改變｡改變不僅僅發(fā)生在經濟層面,還將發(fā)生在政治領域｡”
　　性急的美國人甚至已經開始替勞爾設計未來之路｡美國《時代》周刊的分析文章說,擺在勞爾面前有兩條路:要么,利用自己長期執(zhí)掌安全機構和武裝力量的優(yōu)勢,打擊異己確立威信,變成“卡斯特羅第二”;要么,逐漸放松政治和經濟管制,在國內部分恢復市場經濟,“就像中國和越南已經做的那樣”｡政治分析家說,假如美國決定解除禁運,那么勞爾選擇后一條道路將幾乎是百分之百的事;況且,將近半個世紀的禁運政策非但沒有搞垮古巴,反而讓美國人進退維谷,他們自己也樂得借這個機會給自己“松綁”｡“假如我們繼續(xù)堅持禁運政策,”美國政府高級智囊杰克•科爾文憂心忡忡地說:“美國將在古巴新一代青年中播下仇恨的種子,從而失去他們,把他們推向反美的陣營｡”抓住古巴領導人權力交接的時機改變做法,可能是打破美古僵局,化解矛盾的最好機會｡畢竟,這個一衣帶水的熱帶鄰國,擁有令人咋舌的自然資源和投資熱點:石油､鎳礦石(儲量世界第三)､旅游市場､朗姆酒､雪茄和蔗糖｡
　　
　　美國:打出去?迎進來?
　　
　　走在哈瓦那的大街上,刺鼻的柴油味撲面而來,轟鳴的馬達聲讓人不禁捂起耳朵,四處張望:伴隨著一股股黑煙,一個龐然大物慢吞吞出現在眼前｡它是什么?長長的車廂分成三段,中間凹陷,頭尾隆起,好像一匹巨大的機械駱駝跑上了大街｡沒錯,這就是哈瓦那街頭最著名的“駱駝巴士”､老百姓出行的公交汽車｡它的車頭由蘇聯重型卡車改造而來;它的車廂,是至少三截車廂焊接合成｡車窗小,座位少,大部分乘客只有“站票”｡“駱駝巴士”里悶熱難耐,跑起來顛簸不停,速度慢得讓人難以忍受｡可1000多輛老態(tài)龍鐘的“駱駝巴士”多年來擎起了全國的公共交通,立下汗馬功勞｡
　　不過,勞苦功高的“駱駝巴士”已經在4月20日成為哈瓦那的歷史｡從那個周末開始,漂亮的來自中國的宇通客車,歡快地奔跑在哈瓦那以及古巴各地的道路上｡20億美元的投入,讓古巴的公路和公交系統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人們高興地說:“古巴的改變,從車輪開始｡”
　　古巴的“改變”,正在通過各種細節(jié)緩緩透出｡去年夏天,代行領導職權的勞爾•卡斯特羅利用出席七•二六紀念日的機會,發(fā)表了一篇意味深長的演講｡他沒有過多歌頌成績,反而把演講的重點放到了經濟政策的不足和失誤上面,還對各級機關“懶散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了批評｡敏感的西方觀察家把這個演講視為勞爾釋放的某種信號:“他向古巴人民傳遞了非常清晰的信息:在保持現有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進行‘改變’,是完全可能的｡”不久以前,古巴官方電視臺播放了這樣的畫面,勞爾親自在母親的墳前獻上一束鮮花｡“這樣的畫面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就連流亡美國的古巴生意人托伊•巴恩也注意到了這個新變化:“菲德爾從來不會在群眾面前表現出柔情的一面,他只有強健和雄渾的一面｡”新的形象,也是一種“改變”!毫無疑問,一個形象更加溫和的(勞爾)卡斯特羅,正成為所有人的期待――盡管從美國人的眼睛里望過去,他們對勞爾的期待,和古巴人截然不同｡
　　古巴人對勞爾的期待,是生活變得更加美好｡美國人對勞爾的期待,卻是希望他改弦更張,“從此向西方靠攏”｡帶著這樣的心理,古巴最近發(fā)生的一切微小變化,自然都會在大洋彼岸引起騷動,甚至影響到如火如荼的美國大選｡
　　在這個問題上,反倒是局外人看得更清楚｡古巴社會發(fā)生“改變”是必然的;但是方向卻仍然是“卡斯特羅的”｡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拉美問題專家讓-雅克•庫里安德斯基一針見血地指出,古巴的改變,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和哥哥相比,勞爾更注意傾聽民意,但是他目前所做的,只是如何讓“改變”變得更實際有效｡“實際上,他(勞爾)最大的挑戰(zhàn)是:如何在不發(fā)生(政治體制)‘改變’的前提下,完成古巴社會的‘改變’”｡
　　
　　一動不如一靜
　　
　　美國佛羅里達州大沼澤地國家公園邊緣,一個星期天下午,71歲的古巴“流亡戰(zhàn)士”奧西爾•岡薩雷斯剛剛完成射擊訓練｡天氣潮濕悶熱,岡薩雷斯?jié)M臉汗水,迷彩服的后背上,結滿了一圈圈汗堿｡在“阿爾法66號”訓練營里,岡薩雷斯的槍法數一數二｡
　　最近十年,岡薩雷斯和他的戰(zhàn)友不止一次渡過海峽,悄悄登陸古巴從事“軍事行動”｡任務多種多樣:在旅游區(qū)破壞酒店,暗殺古巴外交官,刺殺菲德爾•卡斯特羅,最不濟也要放一把野火,燒他幾公頃甘蔗地｡不過,參加過“吉隆灘事件”的岡薩雷斯,永遠不滿足這樣的小打小鬧,他夢想有朝一日重返古巴,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把卡斯特羅的“暴政”踩在腳下｡
　　位于美國領土之上的“阿爾法66號”訓練營,庇護了這樣一批人:他們以推翻古巴合法政府為己任,明目張膽進行軍事訓練,公開囤積槍支彈藥｡這些人游離于美國的反恐法案之外,即使發(fā)生了9.11事件也不會從根本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古巴政府一次又一次指證歷歷,要求引渡躲避在“阿爾法66號”里的反政府分子,美國政府從來沒有痛快地答應｡曾在卡特和里根政府中負責古巴事務的韋恩•史密斯憤憤不平:“我們要求別的國家打擊恐怖分子,可是看看自己做了什么?”
　　
　　美國政府和古巴流亡分子沆瀣一氣,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了｡1960年代,支持流亡分子推翻古巴革命政府“一直是美國政府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從1961年到1975年,美國連續(xù)策劃針對卡斯特羅的暗殺,情報部門大量吸納古巴移民,從事多種多樣的恐怖襲擊｡1976年10月6日,古巴航空公司載有73名乘客的455次航班空中爆炸,流亡分子的恐怖襲擊達到高潮,在美國的暗中幫助下,策劃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與古巴流亡分子的合作由明轉暗,從赤裸裸的財政支持變成給他們中的頭面人物提供方便,借他們之手訓練戰(zhàn)士､布置行動,打擊卡斯特羅政府｡
　　目前,大約有150萬古巴流亡人士生活在美國,他們中大多數聚集在以邁阿密為中心的佛州,而在美國大選中,佛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00年,小布什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定鼎江山,贏得那個“美國大選史上最漫長難熬的一夜”,大量支持他的古巴裔選民功不可沒;而在兩年前的州長選舉中,布什總統的兄弟杰布,也是贏在同樣的地方｡明白了這個淵源,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布什總統長達八年的任期里,美國對古巴的禁運封鎖非但沒有緩和的跡象,反而日益嚴厲｡為什么9.11之后,耳聽“阿爾法66號”訓練營里響起的陣陣槍聲,美國政府還能安之若素｡
　　經歷過“豬灣事件”的慘敗,岡薩雷斯和他的戰(zhàn)友再也沒有勇氣組織像樣的“反攻”,直到今天還得在“阿爾法66號”的沼澤地里消耗自己旺盛的精力｡美國政府所能做的,也就到此為止了｡
　　現在美國認為,古巴能從內部慢慢“改變”,當然最好;否則倒不如維持現狀實惠｡假如“改變”一不小心成了“劇變”,僅僅和古巴相隔不足200公里寬一道窄窄海峽的美國,將是迎接“難民潮”的最前線｡勞爾•卡斯特羅接任以后,美國國務院拉丁美洲事務負責人湯姆•香農發(fā)表了一份聲明,明確指出只有古巴內部發(fā)生了“(民主化)改變”,美國的古巴政策才能隨之“改變”｡可是,古巴內部發(fā)生美國期待的那種“改變”,機率到底有多大呢?的確,古巴國內確實有一批不滿政府､渴望“改變”的持不同政見者,可是無論數量還是影響力,都是極其有限的｡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拉美問題專家讓-雅克•庫里安德斯基氣餒地承認說,“他們在古巴國內無聲無臭”｡古巴老百姓的生活算不上優(yōu)越,擺在柜臺里的手機､允許自由入住的高級酒店,更像是一種“形象工程”,它們和現實生活的距離,確實有點遙遠｡然而,比起過去的生活,古巴人贏回了近半個世紀的獨立和自主,其他的困難,又算得了什么?更何況,自己的生活已經一點點發(fā)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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