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圓桌 　　 　　陳 云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中國經濟規(guī)模的日益擴大帶來了嚴重的環(huán)境危機｡今天,如果我們不想被自己親手創(chuàng)造的巨大文明所帶來的巨大環(huán)境負荷所毀滅,就必須努力平衡經濟增長和環(huán)境保護之間的關系｡
　　
　　“人類本位主義”特色的中國文化和“自然本位主義”特色的日本文化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期雖然也得到過“公害大國”的惡名,但是1970年召開“公害對策國會”修正了14項相關法案,1993年出臺《環(huán)境基本法》,2000年又因為出臺嶄新的《循環(huán)型社會推進基本法》成為“循環(huán)型社會元年”｡探究個中原因,除了戰(zhàn)后日本建立起的“地方自治制度”為環(huán)境立法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推動力外,日本文化中的“自然主義”傾向也是克制經濟高速增長欲望的“解毒劑”｡
　　中國自古就有一種“人類本位主義”的思維傾向,極不利于我們對自然保持必要的敬畏之心｡在這一點上日本正好相反｡我們談論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參與的不應該只是經濟學者們,它涉及到國民性,因此需要國民層次的大反省――改變生產､生活方式,而且要從“心”做起｡
　　
　　中國園林和日本庭院中的玄機
　　在中國園林中,園林的主體永遠是建筑物｡巨大而精制的建筑物象征了居住者――人類的存在地位｡層層疊疊的建筑物勾畫出園林的基本框架結構,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可以通過借景移入眼簾,可以曲徑通幽､移步換景,但這一切不過是整個建筑群的點綴而已｡北方的皇家園林就更加張揚人類中心主義的特性了,紫禁城的中軸線非常嚴謹地宣示“要在中央,四方來效”的宗旨――這“四方”甚至也包括了“自然”｡我們似乎已經不太習慣于和自然平等相處｡
　　中國式的中央集權體制統(tǒng)治的對象不只是四方諸侯和臣民,甚至它的擴張底線中還包括了自然界｡這種“自信”似乎和人口規(guī)模的擴張成正比｡18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不過2億,1849年為4.1299億,1949年達到5.4167億,而建國后的1949～1990年的41年間,中國人口總數猛增到11.4333億｡在毛澤東時代,回響在中國大地上最響亮的口號是“人定勝天”｡在這種理念下,人要和天斗､地斗,并戰(zhàn)勝之｡
　　日本的庭院則不同｡80年前,東京開始修建明治神宮時,首先建造的是一片森林――人工的森林,這一點無論如何會讓中國人覺得匪夷所思｡現在那里樹木已經長成參天大樹,郁郁蔥蔥｡置身其中,令人想像不到它竟然位于一個1300萬人口的大都市的中心｡而祭奉著明治天皇的大殿不過是矗立在整個明治神宮一角的一座并不太起眼的建筑｡這里的主體是自然――森林雖然是人造的,但是敬畏自然之心卻深藏在日本人內心深處｡
　　
　　自然和人:文明發(fā)展過程中的否定之否定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有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的人謂之“明智”｡我們的文明歷時太久,這意味著中國人從自然母親的懷抱中出走的時間太久,我們的心境里不自覺地滋生出越來越張狂的“人類中心主義”――在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遭遇困境的今天,必須認識到這是對我們負心于自然的懲罰｡
　　日本國土面積的2/3是山地,在日本,“里山”這個日語詞匯有著特別的含義,它指的是“故鄉(xiāng)”,――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頭腦中的“故里”都是和這樣一幅有山的風景畫聯系在一起的:或高或低的山巒,淙淙的清流順山勢而下,夏天水邊的蜻蜓和螢火蟲､山地里躍動的野兔……因此,“里山”不只是物理的,還是人文的,保護這樣的風景,就是保護日本的傳統(tǒng)和文化｡
　　我在上海待了很長時間,也去過中國的最東､最西､最南､最北,隨后又留學去了日本｡觀察各地的發(fā)展模式,似乎可以歸納出一個“文明發(fā)展的否定之否定的法則”｡中國沿海部分(如上海)正在轟轟烈烈上演的“GDP至上”的發(fā)展模式是對“西藏模式”的第一次否定,但同時人類也開始嚴重地侵害自然,平衡被打破,我們不知不覺地走向了矯枉過正;而“日本模式”則是對“上海模式”的第二次否定,在那里,經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開始走向和諧共生｡
　　中國發(fā)展模式的轉型不但需要制度轉型,還需要文化轉型｡
　　
　　欄目主持 沈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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