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未來中國的能源進口渠道會一帆風順，積極主動地應對挑戰(zhàn)的方法是通過國際合作提高中國境內的能源消費效率。 　　 　　中國“能源外交”的展開和高層互訪的一次次“能源之旅”，反映了中國對能源進口的迫切需求，也提醒人們關注能源進口的風險。最近幾年，中國的石油等能源進口量急劇增長，能源供應安全問題開始受到廣泛關注。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在能源領域依賴進口是中國能源安全所面臨的巨大或者說最大的威脅：一旦海外供應來源或運輸渠道被切斷，中國將陷入嚴重危機之中，故而需要盡力降低對境外石油資源的依賴程度，以保證中國的能源安全。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
　　
　　自給自足辯證看
　　
　　
　　對一個國家而言，全面理解能源安全，應該將該國的能源供需狀況是否能高效率地為其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需要服務納入研究審視的范圍。如果利用境外能源的經濟成本低于境內開采的經濟和商業(yè)成本，進口顯然是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做法。如果境內能源生產超出了國內消費的需求，出口能源也是經濟建設的途徑之一。關注能源進口所伴隨的政治風險和成本是必要的，但是將自給自足作為思考能源政策的目標則不智。
　　從中國自身的發(fā)展歷史來看，１９６３年大慶油田建成投產以后，中國結束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全面依靠進口石油和石油產品的歷史，實現了自給自足。但是，中國到了１９７２年之后，才有機會利用石油和煤炭資源的出口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缺乏正常的對外經濟交往的外部環(huán)境是造成上個世紀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嚴重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中國的能源雖然實現了自給自足，但卻沒有能夠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中發(fā)揮出更大的作用。
　　從１９７３年開始，能源，尤其是石油和煤，開始成為中國與發(fā)達國家交換產品及技術的重要出口物資，為國家掙得了進口設備和技術所需的國際通貨。這對于中國發(fā)展外向型經濟，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中國向美國的亞洲盟國（第一次中東石油危機發(fā)生時被阿拉伯國家實施出口禁運的國家）出口石油，也起到了拓展和鞏固周邊外交關系的政治作用。１９８５年中國出口原油３０００萬噸，創(chuàng)歷史高峰，之后原油出口日益減少，其根本原因是國內石油生產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同時，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對能源供應量的需求增長速度加快，中國已不再具備繼續(xù)將石油作為主要出口換匯產品的條件。但中國石油出口到２００６年３月才被終止。其中除了國內石油產品價格遠遠低于出口價格之外，石油和石油產品被包括在出口退稅的范圍內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這個現象恰恰說明我們及時調整進出口政策細節(jié)的必要。
　�。保梗福衬曛袊�開始從阿曼進口石油，最初是作為緩解從國內東北部產油區(qū)向長江中上游流域地區(qū)運輸石油的經濟成本和技術困難的臨時替代方案。從１９８８年起隨著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需求不斷增加，中國原油、成品油進口開始快速增長。１９９３年，中國成為石油產品進口國之一，到了１９９６年，中國加入原油進口國行列。２０００年，中國海關統計的石油進口量更是比１９９９年上升了近一倍。２０００年之前的海關統計數字，沒有包括嚴重的走私進口石油所涉及的國內石油消費量。也就是說，我們糊里糊涂地開始面對“突如其來”的石油進口量，開始大范圍討論中國能源安全的國際因素。
　　但在過去３０多年里，一方面中國能源自給自足的能力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程度加深、速度加快，應對外部政治與經濟環(huán)境變化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的石油進口過程從未因政治原因中斷過，也沒有發(fā)生過被出口國或第三方欺詐的事件�？梢哉f，這３０多年里，能源進口為基本滿足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促進中國國力的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
　　
　　不必因“中國能源威脅論”
　　而束手束腳
　　
　　
　　盡管如此，人們對國外“中國能源威脅論”可能會對中國能源安全產生影響的擔心也是有道理的。從事實層面看，相比于處于工業(yè)化鏈條前端的大國，在通過獲取海外能源供給來確保能源安全方面，中國是處于守勢的，也不存在后發(fā)優(yōu)勢。中國的工業(yè)化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路程要走，所以，如果沒有一個正面而且穩(wěn)定的外部政策環(huán)境，中國就很難消除國外可能對中國進行能源封鎖的擔心。
　　中國當前的處境與上世紀７０～８０年代的日本很相似。當時，為了滿足騰飛的經濟需求，日本在全球范圍內大張旗鼓地尋求石油資源。這引起了國際社會上廣泛的憂慮和爭論，一度出現了“日本威脅論”的聲音，認為日本對其境外能源的需求以及伴隨的經濟崛起將對世界經濟政治結構產生重大沖擊。就像今天中國一樣，當年的日本被指責在全球范圍內“鎖定”（ｌｏｃｋ ｕｐ）石油資源，拒絕按照國際規(guī)則辦事。當然，這種指責的背后是已經在全球（特別是在高度依賴石油這個單一產品出口的中東和非洲國家）獲得開采權的西方跨國石油公司不樂意面對新的投資競爭。
　　然而，現在的中國和當時的日本又有一個重要的區(qū)別：對中國的戒心更重。在參與國際經濟機制方面，已穩(wěn)獲大國地位的國家總是在懷疑：中國是否像日本那樣是一個“志同道合”的國家。舉例而言，中國近年才開始受邀參加八國集團關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對話機制，而日本從１９６０年代就被視作主要發(fā)達國家中的一員，參與國際經濟機制的形成和規(guī)則的制定。這種結構性差異，使西方國家對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能源充滿了誤解和不切實際的擔憂。例如，中國在俄羅斯遠東、中東、非洲、拉美等地區(qū)尋求石油進口時，美國、日本和歐洲常常會懷疑中國在能源經濟和能源外交舉措背后的地緣政治戰(zhàn)略意圖。這實質上是把“能源安全”升級為了一個政治化優(yōu)先的概念。而這種思維并不符合國際能源經濟的現實。
　　上世紀７０年代以來，在全球能源的生產和供應中市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跨國能源開發(fā)與供應商在全球能源流動鏈條中的作用越來越高，資本的作用也在加強。能源輸出國與能源進口國之間關系的實質是相互依賴：沒有穩(wěn)定的進口就不可能有穩(wěn)定的出口。并不存在一個“我愿意賣給誰就賣給誰”的現象。同時，能源進口國也沒有本錢違背市場規(guī)律而拒絕進口某一個國家的能源資源。舉例而言，美國與伊朗在政治與外交層面上長期對抗，但美國并沒有拒絕從國際能源市場上購買源于伊朗的石油。只不過是美伊之間不存在直接的石油貿易而已。
　　因此，至少是在短時期內，“中國能源威脅論”一方面不是中國的努力能夠化解的，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必因之而束手束腳，更沒有必要去批駁。中國應該做的是加大在全球范圍內對能源市場的參與程度，其中包括與跨國能源公司在境內和境外的合作廣度和深度�！澳阒杏形�，我中有你”的利益相關程度提高了（這才是全球范圍內有秩序的能源經濟），輿論和政策環(huán)境就會隨之向正面轉變。
　　
　　低效率能耗是能源
　　安全的最大威脅
　　
　　中國經濟和社會要持續(xù)發(fā)展就必須有充足的能源供應做支撐。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低效率消費的增長才是自毀長城。
　　一方面，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國以年均增長４．８％的能源消費支撐了年均９．４％的經濟發(fā)展速度，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４年中國每萬元ＧＤＰ能耗下降了４５％。
　　另一方面，中國能源的利用效率仍然相對較低，能源消費的總體結構仍然處在不合理的狀態(tài)。目前中國單位產值能耗是發(fā)達國家的３～４倍，主要工業(yè)產品能量單耗比國外平均高出約４０％。中國的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３０％左右，而工業(yè)發(fā)達國家均在４０％以上。
　　雖然這種比較不盡符合經濟學道理，畢竟中國的產業(yè)技術水平基礎不一樣，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費上升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必要的支撐。但是，這種比較能提醒我們不能高枕無憂地看待能源進口上升的國內根源：能源消費效率低下。
　　除此以外，中國的工業(yè)結構中還出現了高耗能產業(yè)的產能過�，F象。與進口依賴相比，這種現象的存在以及克服這種現象的困難，才是對中國能源安全更致命的威脅。
　　我們不難悟出一個道理：如果不提高能源消費效率，中國的能源進口依賴程度便難以降低；在提高能源消費效率的過程中，即使能源進口在總量和比例方面均出現上升，也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所必須面對的態(tài)勢。
　　在提高能源消費效率的過程中，一個穩(wěn)定的外部環(huán)境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應該認識到：整體經濟層面的相互依賴已經成為、可能也是惟一的抵制外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的最有力的方法。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未來中國的能源進口渠道會一帆風順，積極主動地應對挑戰(zhàn)的方法是通過國際合作提高中國境內的能源消費效率。這也是我們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在全球能源消費方面是負責任國家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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