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３月，南京大屠殺遇害同胞紀念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日本２１世紀兒童教科書全國網(wǎng)絡、韓國糾正日本歷史教科書運動本部等幾家團體在南京聯(lián)合召開“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有幸受到了邀請。會上，有日本學者提議，由三國學者共同編寫一部面向中小學生的教科書輔助讀物，通過三國學者的歷史認知，讓三國的青少年了解真實的東亞近現(xiàn)代史，消除日本右翼學者編寫的《新歷史教科書》的影響，促進東亞三國的和平發(fā)展以及青少年之間的交流。這一提議得到了與會學者的贊同。本人成為中方編寫者中的一員。
　　古人曾云“以蠡測�！保�說白了就是不知深淺。從某種意義上說，近百年來東亞三國的歷史關系，其實就是一部日本的對外侵略史，又是一部中韓（朝鮮）及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的斗爭史，這部歷史充滿了罪惡、血淚、悲壯和“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三國的學者們能否撥開迷霧，從歷史的長海中尋覓一枚“歷史認知”的珍珠――至少，作為中方編寫者之一的我，當時沒有信心，更沒有把握。
　　
　　一曲“松花江上”開了好頭
　　
　　“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論壇”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晚上，“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lián)合會”會長簡兆平先生提議中國的與會學者到樓下酒吧小酌。巧的是，日本的荒井信一、?義文先生以及韓國的梁美康、姜昌一等先生也不約而同地來到酒吧。最初，三國的學者們按著各自的國別聚在一起，酒吧里明顯分出了“三國陣營”。喝著喝著，簡老先生突然站起身，到柜臺買了兩瓶五糧液，分別送給日韓的學者們――這一下氣氛活躍起來，三國學者開始相互敬酒，你來我往，最后，干脆把桌子并了起來，２０幾名三國學者圍著桌子推杯換盞，談笑風生。由于在坐的中韓學者多數(shù)通曉日語，所以交流無大障礙。大家越喝越高興，越嘮越親近，乘著高興勁兒，不知是誰領頭唱起了“松花江上”，日韓學者也跟著“引吭高歌”，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唱不準歌詞，也不太著調，但卻知曉這首歌在中國抗日戰(zhàn)爭中的影響。接著，日本學者、韓國學者也唱起了本國的傳統(tǒng)歌曲，“紅蜻蜓”啦、“阿里郎”啦，一曲接一曲。最后，學者們站立起來，手挽著手、肩并著肩唱起了“團結就是力量”――也許，這為后來的共同編寫《東亞三國的近現(xiàn)代史》開了一個好頭。
　　簡兆平先生從那一刻起，就一直參與三國的編寫會議，也為這部書提出許多很好的意見。今年５月２６日韓國召開新聞發(fā)布會，簡先生還作為中國代表之一，風塵仆仆趕到漢城。所以，盡管編寫者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但他留在中國所有編寫者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的，他也早已成為我們隊伍中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者。
　　
　　幾分跌宕在心頭
　　
　　《東亞三國的近現(xiàn)代史》歷時三年，終于與讀者見面了，一時間媒體關注，采訪電話不斷。
　　但冷靜下來細細品味，卻有不少感慨涌上心頭。《東亞三國的近現(xiàn)代史》分為序章、第一、二、三、四章和終章，分別由李宗遠、筆者、榮維木、朱成山、蘇智良、步平擔當各章的主編，最后由步平統(tǒng)稿。后來，第三章主編朱成山先生又委托我承擔第三章中有關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的部分，因我是六人中惟一的東北學者，當然義不容辭。豈料，第一次匯稿才感到它的分量著實不輕！且不說史觀的分歧，其他在史料運用、編撰方式、內容涵蓋等許多方面，都明顯同日韓學者的記述有別。中國學者往往輕車熟路地使用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習慣語言。比如，“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對此國內的中小學生不會提出什么疑問。可日韓學者卻指出，他們的中小學生不懂這句話的含意。日韓的教科書幾乎都在每章、節(jié)、甚至目（項）的開頭提出問題，然后解答疑問，最后再讓學生們思考理解……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使在編寫方式、技術處理等方面三國也存有較大的差異。
　　當然，這些小分歧都是容易解決或統(tǒng)一的，要緊的是史觀或圍繞某個具體事件的認識差異。應該說，三國學者合作有一個大前提，參加編寫的日方學者笠原十九司、?義文、齋藤一晴等學者是我們的老朋友，此前我們之間就多有聯(lián)系和交流，他們站在批判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立場上，指責日軍在南京等地制造的一系列大屠殺慘案，敦促日本政府反省謝罪，呼吁改善日本與中韓的關系，因此也屢屢遭受日本右翼勢力的攻擊，甚至被斥責為“賣國奴”。這該是我們能夠和日本學者坐在一起的最根本的前提。
　　然而，三國學者畢竟生活在各自的國度，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國家、民族觀等因素決定了此次合作絕非一帆風順。果然，在分章討論時，我承擔的關于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內容就出現(xiàn)了爭執(zhí)。中國的傳統(tǒng)史觀是朝鮮爆發(fā)農(nóng)民革命，清政府應朝鮮國王邀請出兵協(xié)助鎮(zhèn)壓，日本乘機派兵朝鮮，隨后繼續(xù)增兵，偷襲中國運兵船，由是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韓國學者卻提出，日本和中國都是對朝鮮的入侵，日本學者也表示了贊同之意。于是，圍繞這個問題，三方你來我往，都力圖說服對方。我們強調的是，清政府之所以出兵朝鮮，目的是為了維護古來的朝貢關系，絕沒有將朝鮮納入中國殖民地的意圖。而日本則企圖乘機把中國的勢力從朝鮮半島驅除出去，進而控制朝鮮，為其大陸擴張政策的實施做鋪墊�？梢哉f，從初稿到出版，期間數(shù)易其稿，爭執(zhí)不休。最后基本按照中國學者的意見定稿（見該書第２６頁）。但是，在韓國學者執(zhí)筆的“三國間的紛爭”一節(jié)中，談到甲午戰(zhàn)爭前清政府派兵進駐朝鮮問題時，仍使用了“力圖影響朝鮮內政”、“對朝鮮王朝內政的影響力日趨加大”、“由于清軍的介入，政變……以失敗告終”（見第２４頁）等字句，這在中國的教科書中是極少涉及的。根據(jù)歷史資料的記載，這段文字并無夸大之處，當時的清政府的確派兵駐扎朝鮮，軍事頭領袁世凱也的確參與了對朝鮮內政的干預，本著三國歷史共同認知的原則，有必要讓讀者了解這段真實的歷史。況且，韓國學者的初稿和后來的幾次修改稿比上述文字更為尖銳，只是在雙方學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努力下，才最后修改成這個樣子。
　　在東京的一次匯稿會議上，因負責第三章的朱成山先生未到會，我與劉燕軍參加了第三章的討論。在日本學者編寫的“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一節(jié)中，原來的稿件里用了較長篇幅列舉日本軍政界“南進論”和“北進論”的觀點。對此我與劉燕軍表示了質疑。我們認為，關于南進或北進，可以在軍事史中予以表述，而在三國共同的歷史讀物中把它并列出來，要告訴讀者什么呢？日方的笠原先生是南京大屠殺的著名研究學者，更是我們的老朋友。他認為，南進或北進，是日本在太平洋戰(zhàn)爭前的重要抉擇，南進的結果同北進的結果絕不會相同。其實，這種意見是日本學界帶有普遍意義的觀點，至今仍有許多人認為，日本同美國開戰(zhàn)是重大的戰(zhàn)略失誤。我不敢妄言笠原先生是否也持有這種觀點，但是，我們堅持認為，無論是南進還是北進，日本都是為了擴大侵略戰(zhàn)爭，而侵略戰(zhàn)爭的發(fā)動者終究要受到正義力量的懲罰，因此在三國的共同讀物中提及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再如，對于“七七事變”的爆發(fā)，日方的原稿曾提到“不明槍聲”，這也是日本學界傳統(tǒng)的觀點，即“偶發(fā)說”。持這種觀點的人并非是在否認侵略戰(zhàn)爭責任，他們只是認為，“七七事變”畢竟不同于關東軍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而是由于突發(fā)事件才在７月７日爆發(fā)了戰(zhàn)爭。至于“第一槍”是何人所為，右翼學者竟栽臟說是“共產(chǎn)系統(tǒng)的過激分子所為”（見日本自民黨歷史研究委員會編《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一些進步學者也對“第一槍”抱有疑問，所以日文稿中出現(xiàn)“不明槍聲”的字眼并不奇怪。圍繞上述問題，雙方爭執(zhí)來討論去，成為比較難以定稿的問題之一。直到最后，南進北進論終于從讀物中消失，“七七事變”則用了“日本以……中國軍隊‘非法射擊’……為借口”的表述方式。如今回想起當時爭議的每一幕，還有幾分跌宕在心頭。
　　當然，并非僅僅是本人承擔的章節(jié)發(fā)生了爭議，可以說從序章到終章，每位承擔人都有比我更深刻的體會。
　　
　　理性思辨促共識
　　
　　我不想用“妥協(xié)”、“謙讓”等字眼來表述三國學者的共同作業(yè)，如今回過頭來冷靜思考，三國學者在史觀、史料、史文等方面的爭議，其實正是一個促進歷史共識的過程，是個理性思辨的過程，也是各國學者的民族感和歷史觀相互沖撞、交融，最后達到理性升華的過程。就本人的感言，可以歸納出這么幾句話：首先是尊重歷史的真實，二是維護正確的史觀，三是理解對方的立場，四是展開坦誠的交流，最后是達成歷史的共識。
　　其中對“理解對方的立場”，更有比較深刻的體會。坦率地說，參與編寫的中國學者絕大多數(shù)是從事中日關系史或抗日戰(zhàn)爭史研究的學者，對日本學界的流派知之較詳，但對韓國、朝鮮史的研究不足，盡管下筆前收集了一些史料，但由于語言關系對韓國及朝鮮的教科書以及歷史著述涉獵不深，出現(xiàn)分歧在所難免。通過爭議，我逐漸理解到朝鮮近百年來在東亞國際關系中的弱勢國地位。不僅西方列強和日本不斷欺負她，就連已經(jīng)燈盡油干的清王朝也不甘心放棄同朝鮮的朝貢關系，對其進行“干預”（或者“干涉”、“介入”）。隨著“日韓合并”，朝鮮半島上的國民連自己的國家也喪失了，直到１９４５年光復，但是直到今天半島仍然“分裂”�？梢韵胂�，韓國學者在研究本國歷史的過程中，該有何等的悲憤！他們的民族感如同中國學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殺、７３１細菌部隊時的痛楚和感觸一樣，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和理解。參與編寫的日本學者在國內屢受右翼勢力的攻擊，他們最擔心的是出現(xiàn)史實的偏差，也顧忌同日本的主流史觀抵觸，如果做個換位思考的話，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年寒暑，幾多苦澀，與《東亞三國的近現(xiàn)代史》“隆重推出”相比，一切都是小菜一碟。我只想說的是，中國學者的純民間組合，不能說舉步維艱，卻也是關山重重。尤其是三國規(guī)定輪流召開匯稿會，往返路費自付，食宿則由當事國負責，這就讓中方的召集人步平先生大傷了腦筋！幸好每到“危難”之際，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中國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和馬鞍山一家企業(yè)依次伸出一把手，救了中國民間組合學者的“大駕”。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楊群先生在揣摩不透出版“行情”的情況下，毅然決定不用我們籌資出版該書（學者自費出書在三國并不罕見），不然，當日韓兩國都有出版社承諾出版的時候，我們該是多么的尷尬！
　　最后還想?嗦一句，中國從事近現(xiàn)代史研究和教學的大家里手何止成千上萬，歷史選擇了我們，不等于我們就做得最好，而且這一活動畢竟是拓荒之舉，肯定存有這樣或那樣的瑕疵，也會有不同的聲音，參與編寫的中國學者們肯定能夠虛懷若谷，接受來自各方面的中肯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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