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漢學家，1936年生于英國， 1965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F(xiàn)為耶魯大學教授、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以獨特的視角觀察悠久的中國歷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講故事”的方式寫作，使他在成為蜚聲國際的漢學家的同時，也成為學術(shù)暢銷書高手。主要著作有《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人，1620-1960》、《追尋現(xiàn)代中國》、《康熙與曹寅》、《王氏之死》、《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胡若望的疑問》等。
　　
　　史景遷在中國受到了明星一樣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讀者圍著他要簽名，旁邊的朋友經(jīng)過跟他說：“是你啊，我以為他們在圍著梅麗爾•斯特里普�！敝袊�人似乎有太多的問題要問他。
　　層層包圍之中，很難有機會和他詳盡地討論。但是一旦他開始回答問題，就會不由自主地發(fā)散、聯(lián)想，自己再講出更多的問題，舉更多的例子，講更多的故事。他笑著說：“我太太總是說我說話太多了，這可能是教師的職業(yè)病。”但是不管面對多少贊譽，他一直很認真地說，“中國的歷史如此龐大，我們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我從來沒寫過虛構(gòu)作品”
　　首屆中美文化藝術(shù)論壇上，史景遷造訪中國，正好趕上他的《太平天國》重新出版，在書架上賣得火熱。在他講述的太平天國里，洪秀全與神棍無二：做的是近似招搖撞騙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號下諭，把平時的一切綱常條規(guī)、律令指示都鍍以他的學說。史景遷將太平天國的宗教成分強調(diào)得更多，這又是一次讓中國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描述，史料被細細揭開鋪展，文字構(gòu)成的畫卷細膩翔實。
　　一直以來關(guān)于史景遷的爭議有二：一是他著史學就像講故事，但是傳統(tǒng)的“故事”與“歷史真實”之間的差異讓執(zhí)拗的人心生疑竇。例如《王氏之死》來自1673年的《郯城縣志》、官紳黃立鴻于17世紀90年代寫的有關(guān)縣府的私人回憶錄和筆記，以及《聊齋志異》的部分，通過一個小縣城里婦女和情夫出逃最終死去的故事展現(xiàn)17世紀中國郯城的地震、兵災、饑荒、土地的暴力爭奪、鄉(xiāng)權(quán)沖突、貞婦烈女的事跡。記錄來自《聊齋志異》似乎已經(jīng)有“不真實”之嫌，而史景遷行文之間甚至有“她看見冬天的山上布滿了鮮花，房間里金光耀眼，一條白石路通向門口，紅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開著花的枝頭從窗外伸進來”這樣夢幻般的描述，和所謂的“歷史嚴謹”似乎并不搭界。第二個爭議就是雖然是“史學大家”，但是從來不見史景遷提到任何學術(shù)名詞，只有對歷史細節(jié)一再的描述，甚至沒有像黃仁宇一樣在小處著手敘事的時候強調(diào)“大處著眼”。在《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稱講述，一段段細節(jié)并列鋪陳，甚至相互之間并無邏輯聯(lián)系，難免會得到“觀點欠奉”的負面意見。這些爭議倒過來看恰恰就是史氏著書令人耳目一新之處。推崇者謂之曰“人性”、“人文關(guān)懷”、“感知歷史細節(jié)和圖景”；批評者則冠之以“主觀想象”、“缺乏理論”的評判，甚至有傳言說錢鐘書稱史景遷是“失敗的小說家”。
　　史景遷本人這樣概括自己的工作：“我從來沒有寫過虛構(gòu)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國人是將偉大的意義賦予他，還是將主觀臆想的評價加給他，他一再強調(diào)史料的重要，保護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義：“中國從17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用很少的錢就維持了600萬數(shù)量的史料―也許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臺灣―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覺得我是守護這些歷史秘密的衛(wèi)士，我有很多朋友、學生都會問我，‘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發(fā)生了’？因為相關(guān)的記錄已經(jīng)找不著了。但這正是我們歷史學家需要去探尋、追問的問題。歷史就在那里，歷史學家，尤其是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需要仔細地研究，所有關(guān)于歷史的資料都需要被認真地保存。我在倫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檔案整理工作，我就發(fā)現(xiàn)有些文件是編造出來的，我們必須小心防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
　　史景遷認為，中國的史料敘述本身就很接近說故事，并用最新發(fā)現(xiàn)的中國史料舉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樣有意思。就在兩周之前，我們發(fā)現(xiàn)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國相關(guān)的新聞，在印度發(fā)現(xiàn)了中國的一些古沉船，時間大約是乾隆時期。一位利物浦學者研究沉船里的資料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個故事：鄭和下西洋時，有一個船隊成員和一個當?shù)厝私Y(jié)婚了，‘二戰(zhàn)’之后他的后裔舉家搬遷到了倫敦。中國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說故事�！笔肪斑w對于歷史中的“故事”的興趣也許是一種天性，不管談到什么，他總是用自己研究過的歷史人物經(jīng)歷來舉例，言談之間充滿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寫出更多讓中國人動容的歷史片段。
　　記者轉(zhuǎn)告他種種中國人給予他的盛贊，他很認真地說：“關(guān)于中國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復雜、廣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龐大歷史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痹掚m如此，但他的涉獵實在是非常廣泛，他在談話中一直引述各種中國史料，用英倫口音說出那些偏門的中國史料名稱聽起來雖然略顯荒誕，但足見其功底。
　　外界傳說史景遷根本不會中文，他的中國學生鄭培凱也曾經(jīng)澄清過，史景遷會直接采用真實的中國史料。史景遷本人說，他覺得中文很難，但是閱讀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對于西方人來說閱讀中文是非常難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經(jīng)學習基礎(chǔ)的書法課，一，二，三，四……（用手比畫）非常有趣�！�
　　學術(shù)生涯為了更好理解中國
　　時代周報：你認為兩種不同文化、文明的國度之間要達到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溝通的話，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障礙和困難在哪里？
　　史景遷：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我出生在英格蘭，在美國學習中文，后來又到澳大利亞去學習更高級的中文，之后到臺灣進修。上個世紀70年代初我來到了大陸，在那之前我還去過香港研究。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國語言以及歷史，我發(fā)現(xiàn)中國是一個非常龐大和復雜的實體。我們有許多因素需要考慮。在我的美國大學教學生涯中，發(fā)現(xiàn)阻礙兩種文化理解的最大問題就是對社會多元性的理解和認同，中國是一個地理上非常復雜的國家，其復雜性和不均衡性比歐美表現(xiàn)得更為強烈。
　　在美國，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國的問題―比如，中國的國土安全問題―就要考慮到中國作為一個多因素構(gòu)成的巨大實體的復雜性，以及它和美國之間的差異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國歷史文化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中國人編的課本有一個缺陷，就是當他們講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時候，總是從19世紀中國受的屈辱和侵略開始切入。40年前我在開始教授中國歷史時就覺得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國歷史，我們應該從十七八世紀的中國開始研究。因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表現(xiàn)出一種更自信的姿態(tài)。我們應該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國在明朝之前的這種蓬勃發(fā)展和增長。在這些因素的基礎(chǔ)上，怎樣導致了中國在19世紀末的衰落，我想這可能是更好的一種研究方法。
　　時代周報：像你一樣，這幾年，很多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學者都在中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為什么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反而能獲得更多的關(guān)注？
　　史景遷：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歷史的研究可以從多個視角進行，我并不是要在這里批評中國的研究者或是讀者，也許他們對外國學者的研究更有興趣，只是因為這些研究給了他們?nèi)�新的視角，讓他們能從一個與以往不同的角度來解析同樣一種現(xiàn)場。
　　我最初的歷史研究由英國、歐洲史開始，后來才對中國歷史有了興趣。如果說我的作品在中國引起了很大反響的話，首先要歸功于中國的翻譯。是中國學者的翻譯才使得我的作品可以被介紹到中國，還有中國歷史學家做的許多工作。中國的歷史是源遠流長的。前段時間我和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郭廷以的孫子會面，當時覺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我簡直是和過去的一部分，和一部活的歷史書會面。
　　我整個學術(shù)生涯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我的理解還只是像管中窺豹一樣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乾階段，因為我覺得這個時期的中國還面對著很多問題，包括內(nèi)政外交、權(quán)力分配等方面，這是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復雜問題。我的另一個興趣所在是民國早期，清朝滅亡之后，因為當時的中國面對許多不同的可能性，我們都知道中國最后選擇了哪條道路。
　　從資料中尋找歷史真實
　　時代周報：中國人都會驚訝你對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斷這些史料的真實性呢？
　　史景遷：就17世紀而言，我認為最有用的是《朱批諭旨》（又作《?批諭旨》，雍正朝政務活動的記錄）。在大陸和臺灣都可以找得到。但無論是臺灣還是大陸，都沒有全部史料，因為在1948年，由于戰(zhàn)敗，民國政府將很多檔案帶走，去了臺灣。后來人們試圖將兩岸史料整合起來，但臺灣說“這是我們的中華遺產(chǎn)，這是我們的東西”，例如陳列在臺北故宮的字畫。你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書畫保留在了故宮，還有很多去了臺灣，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國，被來自中國的商人頻繁地交易著。至于原始檔案，我們有著極為豐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館，此外還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閱讀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學者們試圖將所有的史料整理出來，但是這個數(shù)量太龐雜了。僅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國就有650萬字的資料―我指從早期的清代開始，一直到光緒年間。但是相反的結(jié)果是，即使借助現(xiàn)代的電腦技術(shù)，想要翻譯如此之多的資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說到“這個事情是真的”的時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會顯得很離奇。在我的一本書里我提到了蒲松齡。蒲松齡不是歷史學家，但是他有驚人的想像力。
　　時代周報：你判斷史料真假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的？
　　史景遷：我最近一本書寫的是明朝的張岱（《前朝夢憶》）。我很喜歡張岱的《陶庵夢憶》，想使用部分該書的內(nèi)容，但是難以決定應該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發(fā)現(xiàn)，張岱在書里提到過六個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雖然次數(shù)不多。當張岱有想法形成時，他就將之記載于紙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從別的材料，譬如《大清實錄》（應為《清實錄》，又名《大清歷朝實錄》），及其他人推薦的資料中去核對張岱提到的這六個日期，發(fā)現(xiàn)這六個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這是一個飛躍，使得我能夠傾向于相信，張岱書里的其他內(nèi)容也是可信的。如果這六個日期是錯誤的，我只能說“這本書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這六個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這就讓我有勇氣用更為開放的心態(tài)來看待張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會自由地選擇不同的材料。當然我會傾向于選擇比較有想像力的人、質(zhì)疑社會的人的故事，例如張岱。他對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傷并加以判斷，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孫決定是否應該參加清朝科舉考試。一開始他認為不應該參加科舉以反對清朝。但是在清朝統(tǒng)治20年之后，張岱開始讓他的孩子們?nèi)ズ贾菘荚�，還中了舉人。自那時起，他開始宣稱人們需要變通，需要更加實際。在明朝剛剛滅亡的時候，人們或許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過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張岱和蒲松齡一樣活了很長時間。這些前朝遺民們越來越老，他們需要自己養(yǎng)活自己，需要維持家族。在前朝滅亡的時候，他們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許他們可以將地產(chǎn)買回來，但是張岱買不起，不得不租種自己原有的土地，過著很清貧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們生存下來了。類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沒有讀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獻也很重要。這些文獻在美國被廣泛使用。但是在大陸研究似乎很少提到這部分。這些文獻提供了關(guān)于當時社會非常多的信息。它們都是關(guān)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煩的人，讀完之后會覺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異議者，這些人其實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當我有機會使用這些法律文書的時候，就真正能夠依靠這些資料來構(gòu)建我的整本書。這些關(guān)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內(nèi)在就與明、清或者是民國有了聯(lián)系。
　　民國的資料比較麻煩，因為當時沒能建立一個組織，國民黨沒有贏，軍閥沒有贏，共產(chǎn)黨的勝利某種意義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敗。這也是我《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該書由康有為、魯迅、丁玲三個人延伸出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的情況）一書的主題。
　　“第一個到倫敦的中國人”
　　時代周報：歷史研究給了你什么？你工作的動力是什么？
　　史景遷：研究令人興奮，非常有意思，有時也令人沮喪。我從沒寫過虛構(gòu)作品。我是說，現(xiàn)在的寫作是我唯一的寫作方式。電腦讓人們有了很多寫作的新方法，但是我做不來那些，我不喜歡用電腦寫作。我喜歡手寫，雖然這意味著過后要打字，但這沒關(guān)系。每當文字落在紙面上，我都感到愉悅，感到我確實能夠圍繞著我的點子建造出整本書。
　　時代周報：你最近研究什么呢？
　　史景遷：我最近的研究是康熙年間一個來到歐洲最終落腳巴黎的中國人（指沈福宗， Shen Fu Tsong，2010年史景遷曾做過一次關(guān)于他的演講），他給了我們一些非常不同的畫面。這個中國人旅居歐洲卻完全不能理解西方文化。通常我們喜歡描述來到歐洲的人們多么喜愛西方文化，不過這本書里的中國人憎恨西方文化，憎恨歐洲，憎恨鵝肝醬，憎恨牧師，這就突然給了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畫面，可能你覺得不可信，想否定這些資料，試圖尋找其他來源的資料。比如同時期巴黎的警方記錄，正如故宮里的法律文書一樣，以及法國的資料、英國的資料……我則使用當時英國的資料，以研究這個在康熙年間―1686年―第一個來到倫敦的中國人。當時他居然有能力和英國人交談。我的問題是：為何當時一個中國人居然能夠和英國人溝通？答案是：因為他們講拉丁文。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士教一些中國父母拉丁文，而他們的孩子就此學會了拉丁文。而在當時的歐洲，在學校里、大學里，人們同時學習英語和拉丁語，老師也必須有能力同時講授英語和拉丁語，這就使一種語言共通成為可能，而這是我們?nèi)缃竦纳鐣�做不到的。我們是有在線字典，但是字典并不能真正地“說”。
　　因此，奧巴馬總統(tǒng)致力于推動在小學增加更多中文課程，但是這無疑成本昂貴，并且上哪里找那么多老師？
　　無論如何，所有這些（上述例子中的史料來源）疊加起來，你總能完成一些研究。所謂的“美國社會歷史學”，我們就是這樣完成的。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史學 屈辱 課本 獨家專訪史學大師史景遷:中國近代史課本不該從屈辱開始 獨家專訪史學大師史景遷 國內(nèi)史景遷研討概述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