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對2008年至2010年間在我國核心期刊上發(fā)表的電子政務類研究論文進行系統(tǒng)的量化分析，采用多視角的框架，重點考察作者所在部門及系別、論文發(fā)表期刊、論文長度、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分析層級和研究地域等方面。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電子政務研究已呈現(xiàn)了明顯的跨學科特征，研究主題的覆蓋逐漸全面，但仍不平衡，研究方法尚缺乏嚴謹性和規(guī)范性，論文深度和質量也有待提高。在研究結論的基礎上，本文對我國電子政務學界、實踐領域、研究基金、學術期刊等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　電子政務　文獻　研究　量化
　　[分類號]　D630
　　
　　1　引言
　　
　　隨著我國電子政務實踐的開展，電子政務領域的研究亦不斷深入，為全面反映我國電子政務研究現(xiàn)狀，本文對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在我國核心期刊上發(fā)表的電子政務類文獻進行系統(tǒng)的量化分析和評估，考察該研究領域的進展與不足，并在此基礎上為該研究領域未來的發(fā)展提出建議，也為推進我國電子政務實踐的深入發(fā)展提供數(shù)據(jù)支撐。
　　
　　
　　2　研究方法
　　
　　2.1　數(shù)據(jù)庫與論文選擇
　　本文從全國最大的中文論文數(shù)據(jù)庫――中國知網(wǎng)(CNKI)學術文獻總庫中選取了《中國學術期刊網(wǎng)絡出版總庫》。鑒于該數(shù)據(jù)庫的高質量和完整性，本文選擇該庫中的核心期刊作為文獻來源。核心期刊一般是指發(fā)表論文較多、論文使用率(含被引率、摘轉率和流通率)較高、學術影響較大的期刊，而本文所指的中文核心期刊，特指北京大學圖書館出版的《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攬》中所列出的期刊。
　　
　　本研究在上述數(shù)據(jù)庫中，采用“電子政務”、“政府信息化”作為關鍵詞對“論文題目”和“關鍵詞”同時進行搜索，時間跨度電子政務論文較集中的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經手工檢索與篩選，最終共有290篇符合搜索條件的論文，構成本研究的文獻來源。
　　
　　2.2　多視角的分析框架
　　鑒于電子政務涉及廣泛的研究內容與方法，本文以多視角對檢索到的論文進行編碼和分析，在參考前人的類似研究后，結合中國實際，確定以下多個分析視角，并對其做具體界定與描述。研究將重點考察作者所屬部門與學科背景、論文發(fā)表期刊、論文長度、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分析層級和分析地域等方面，如表I所示：
　　
　　選定這些研究視角的原因和目的如下：
　　作者所在部門：關注當前的研究人員主要來自哪些機構，屬于哪個部門。
　　作者所屬院系的學科背景：鑒于電子政務研究的學科交叉特征，該指標主要關注當前的研究者來自哪個學科。在參照中國教育部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后，又結合國際上通行的學科分類方法，最終確定將所涉及到的作者系別歸為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類、信息管理類(包括圖書館學及情報學等)、公共管理類、工商管理類、經濟學類及其他類學科等類別。
　　
　　論文發(fā)表期刊：對論文的發(fā)表去向進行分析，了解當前電子政務領域的論文主要在哪些期刊上發(fā)表。
　　論文長度(論文頁數(shù))：將論文長度作為反映論文質量的一種指標。
　　研究主題：對論文的研究重點和研究問題進行歸類，以了解當前該領域的研究重點；主題分類主要基于Dawes(2008)年提出的分析框架。
　　研究方法：將論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分為理論研究、經驗研究和描述性研究三大類，以考察該領域的研究論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及研究的規(guī)范性。
　　
　　分析層級：關注當前該領域研究所針對的政府層級。
　　研究地域：分為國內、國外與跨國比較研究，以檢視當前研究的地域關注點。
　　通過對數(shù)據(jù)的分類與編碼，借助SPSS等軟件對數(shù)據(jù)進行定量分析，得出一系列的研究結果。
　　
　　3　研究發(fā)現(xiàn)
　　
　　3.1　作者部門
　　本研究以論文第一作者所標明的單位為準進行編碼，如作者列明了兩個以上的單位，則以其所標明的第一個單位為準。分析發(fā)現(xiàn)，約有97％的文章來自高�；蚩蒲袡C構，2％的文章來自政府，僅有不到1％的文章來自企業(yè)或其他社會組織，如表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各部門間相互合作的論文也占有不小的比例，共27篇，約占10％，如表3所示：
　　
　　
　　3.2　作者學科背景
　　本文還對來自高校或研究機構的作者所在院系的學科背景進行了分類。由于在不同高�；蚩蒲袡C構，院系名稱有所不同，本研究對系別進行了歸類。經分析，來自公共管理類、信息管理類以及工商管理類院系的論文所占比例較大，分別占到28％、26％和24％；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類、經濟學類及其他系別如教育學、數(shù)學等也都對電子政務的研究予以關注。此外，跨學科合作的研究論文也不斷出現(xiàn)，占6％，共18篇。以上結果清楚體現(xiàn)了電子政務領域的跨學科性質，而來自公共管理、工商管理以及信息管理領域的學者是該研究領域最活躍的研究者，如圖1所示：
　　
　　
　　3.3　論文長度
　　圖2顯示了290篇論文的頁數(shù)分布，其中論文頁數(shù)最少為1頁，最多為14頁，平均值為4.23頁。約77.2％的論文頁數(shù)集中在3到5頁之間，篇幅僅1頁的文章就有3篇，而長度在6頁及以上的論文僅占14.5％，9頁及以上的論文僅有5篇。
　　
　　
　　3.4　研究主題
　　本研究采用美國學者Sharon s.Dawes的分類方法，其將電子政務的研究分為信息政策框架、電子公共服務、電子公民參與、政府管理與運作、行政與體制改革等5個基本主題。本研究還另增了兩個類別，即多主題研究(一篇論文同時集中于2―4個研究主題)與綜合型研究(一篇論文同時涉及所有5個主題)。
　　
　　近兩年來，國內研究電子政務的學者最多關注的主題是如何通過信息化手段改善政府內部運作及加強內部信息化管理(占57％)，其次是如何運用電子政務為公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占20％)。而對于信息化條件下的行政和體制改革、公民參與、信息政策框架等內容，則較少關注。此外，研究還發(fā)現(xiàn)9％的研究屬于綜合概述型研究，即對5個主題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夠深入，如圖3所示：
　　
　　
　　3.5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研究方法分為三大類型，即理論研究、經驗研究以及描述性研究。通過對圖4、圖5的分析發(fā)現(xiàn)，290篇論文中，僅有6篇(約占2％)屬于理論研究，且都是文獻綜述，尚未有進行嚴格理論構建的論文。而這6篇文獻綜述性理論研究，也更多是對已有研究進行的整理與概述，而缺少嚴格意義上的批判性綜述。
　　
　　約有14％的論文開展了經驗研究。問卷調查法、二手數(shù)據(jù)法、比較研究法以及觀察法都被較多地采用，而深度訪談法相對較少(見圖5)。其中，還有一些研究論文同時運用兩種以上的研究方法。
　　
　　研究發(fā)現(xiàn)，多達84％的文章采用了描述性研究方法，其中有98篇文章為闡述作者個人觀點，而未應用嚴格的學術研究方法進行驗證，這類觀點闡述型文章在所有研究論文中所占比重最大(占總數(shù)的33.8％)；另有61篇文章(占21％)是對國內外已有相關理論的 介紹；46篇文章(占15.8％)是對實踐案例的介紹；有40篇文章(13.8％)介紹了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
　　
　　3.6　分析層級
　　對政府分析層級的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約有72％的論文沒有特別指明研究是針對哪一個政府層級或指明研究結果可適用于哪一級政府，而只是做籠統(tǒng)的概述性研究；只有12％的文章明確指明針對中央政府機構，5％的文章關注省級層面，6％的文章關注于市級政府層面，還有3％的文章將關注點投向基層政府層面。而對區(qū)域性或基層政府或機構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各占1％(見圖6)。
　　
　　3.7　研究地域
　　對研究地域的分析表明，有多達89％的國內學者關注境內電子政務的研究，4％的文章是對境外與港澳臺的研究，還有7％的文章將其他國家(或地區(qū))或國際組織與境內進行比較研究，對中國電子政務的發(fā)展具有借鑒意義。如圖7所示：
　　3.8　交叉分析：作者部門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還對作者所在部門與其采用的研究方法逆行了交叉分析。高校與科研機構對電子政務的研究不僅數(shù)量上占絕對多數(shù)，而且采用理論性研究以及經驗研究的比例也相對略高于政府部門、企業(yè)及其他組織，但整體上仍以描述性研究所占比例最高。如圖8所示：
　　
　　
　　3.9　交叉分析：學科背景與研究方法
　　表4對學科背景與研究方法關系的交叉分析表明，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在研究方法上沒有顯著差別，整體上仍以描述性研究占較大比例。相對而言，來自經濟學類、公共管理類、信息管理類的論文有更高比例運用了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方法。
　　3.10　交叉分析：論文發(fā)表期刊與學科背景
　　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發(fā)表“電子政務”類論文超過5篇的核心期刊共15種。如表5所示：
　　分析發(fā)現(xiàn)，這些關注電子政務的核心期刊中，信息管理類期刊居多，共有6種，且收錄文章數(shù)量最多，發(fā)文最多的前三種期刊都是信息管理類。分析還顯示，大部分核心期刊更傾向于接收來自本學科的論文，例如《情報科學》為圖書館情報科學的核心期刊，在其刊載的總共26篇電子政務類論文中，有13篇(50％)來自信息管理學科。在發(fā)表論文5篇及以上的15種學刊中，明顯具有類似特征的有11種期刊(加*號的期刊)。研究同時也表明，這些期刊在更傾向于接受來自本學科論文的同時，也樂于接受來自其他學科背景的電子政務論文。
　　
　　3.11　交叉分析：論文發(fā)表期刊與研究方法
　　表6關注了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論文與期刊的交叉關系。相對而言，收錄經驗研究論文與理論研究論文占有較高比例的是信息管理領域的期刊，如《情報科學》、《情報雜志》、《圖書情報工作》和《圖書館學研究》。其他領域的期刊發(fā)表經驗論文與理論研究論文的比例則相對較低，而更多收錄描述性論文，如計算機科學類期刊《計算機工程與設計》、《計算機工程》等以及公共管理類期刊《湖北行政學院學報》、《中國行政管理》等。
　　
　　3.12　交叉分析：分析層級與研究方法
　　表7顯示了研究方法與分析層次的交叉關系：
　　從表中可以發(fā)現(xiàn)，在分析層級上屬于區(qū)域性(100％)、中央政府(91.4％)、概述性(88.5％)等較宏觀層面的文章的有更高比例采用了描述性研究方法，而分析層級在省級及以下的論文則有更高比例采用經驗研究方法，這一比例在針對市級的研究論文中尤為顯著。
　　
　　3.13交叉分析：分析層級與研究主題
　　表8對于分析層級與研究主題的交叉分析表明，無論哪一個主題，在分析層級上都以概述性論文比例最高。在行政與體制改革(85.7％)、多主題(75％)、公共服務(74.1％)、綜合類(73.1％)論文中的概述性論文比例相對更高。
　　
　　3.14　交叉分析：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
　　表9顯示了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的交叉分析結果。研究發(fā)現(xiàn)，除“信息政策框架”類論文(63.6％)和“綜合類”論文(65.4％)采用描述研究方法的比例相對較低外，其他主題的研究論文采用描述性方法的比例上沒有顯著差別，都在80％以上。
　　
　　3.15　交叉分析：研究方法與論文長度
　　對于研究方法和論文長度的交叉分析表明，運用不同研究方法的論文在頁數(shù)上存在一定差異(4.02至5.83頁)，運用理論研究方法和經驗研究方法的論文平均頁數(shù)相對高于描述性論文，這一分析結果進一步印證了描述性論文的質量和規(guī)范性程度相對較低。如表10所示：
　　
　　3.16　交叉分析：研究主題與論文長度
　　對于研究主題和論文頁數(shù)的交叉分析結果如下，公共服務類的論文平均頁數(shù)較高(4.43頁)，信息政策框架類的論文次之(4.36頁)，而有關行政與體制改革類的論文平均頁數(shù)最少(3.57頁)。不同研究主題的論文在篇幅上的差距不超過一頁(3.57至4.50頁)，沒有顯著差別。如表11所示：
　　
　　
　　4　討論與啟示
　　
　　4.1　電子政務研究的跨學科特征
　　分析表明，研究電子政務的學者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主要有公共管理、信息管理、工商管理三大類，并包括計算機技術與工程、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數(shù)學、教育學等學科。電子政務已成長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跨學科交叉性研究課題不斷出現(xiàn)，如信息時代的公共服務、信息時代的公民參與、信息化時代的行政與體制改革等，這反映了信息通信技術與公共管理、信息管理、組織管理等傳統(tǒng)領域的交叉融合；此外，由來自不同學科背景、不同部門的學者合作完成的論文也開始出現(xiàn)，雖然總體比例尚不高，相信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與融合，電子政務領域的跨學科趨勢將進一步顯現(xiàn)。
　　研究也發(fā)現(xiàn)，發(fā)表電子政務論文的學術期刊具有明顯的學科傾向，即某一學科的期刊更偏向于接收來自本學科的電子政務類論文，但大多數(shù)期刊仍樂意接收來自其他學科背景的電子政務類論文，順應了電子政務的跨學科和交叉性特點，有利于推動該領域的跨學科交流與合作。
　　
　　4.2　研究主題的覆蓋面尚不平衡
　　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我國電子政務類的論文所涉及的研究主題已較全面，對信息政策框架、電子公共服務、電子公民參與、政府管理與運作、行政與體制改革等主題都有所涉及。在注重通過信息化手段提升政府自身的行政效率效能之外，也開始關注通過信息通訊技術提供公共服務，推動公民參與，調整信息政策，加強政府內外的整合與協(xié)同。這表明對于該領域的研究已從更多關注政府自身信息化的“電子政務”的理念走向“電子治理”的新目標，開始更加注重通過運用信息通訊技術來改變政府與公民、企業(yè)及第三部門之間的關系，推動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
　　然而，對不同研究主題的關注度尚不平衡。近兩年來，國內學者對于電子政務的研究更多集中于運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政府內部的效率效能，有關政府利用信息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務相對較少，有關信息時代公民參與的研究更少，而對于信息政策框架構建和信息化與行政與體制改革的研究關注程度相對最低。這些 不同主題間具有內在聯(lián)系，彼此互為前提和條件，這些相對受到忽視的主題應成為下一階段重點研究的方向，以推動電子政務研究的全面和平衡發(fā)展，并將電子政務研究與我國服務型政府、和諧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等目標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
　　學者對于研究主題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國電子政務實踐的發(fā)展狀況。在我國電子政務建設初期，資金投入和建設的重點相對更集中于政府內部管理和運作改善，如辦公自動化建設、政府上網(wǎng)工程、金字工程等，信息政策框架建設則相對滯后，而通過信息化手段改善公共服務與公民參與的理念近年才逐漸引起重視。2006年，電子政務專家汪玉凱教授曾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十大發(fā)展趨勢作出預測，其中大多針對政府后臺的管理與運作，如頂層設計、信息資源管理、信息協(xié)同共享、管理與技術整合、示范工程、IT管理等，有三條關注了行政體制改革、公共服務理念以及電子政務政策規(guī)范構建，而在2010年汪玉凱提出了“十二五”期間的新發(fā)展趨勢，其中，“服務型政府”、“以公眾為中心”、“服務均等化”、“行政服務中心”等成為亮點，這些都有望成為下一階段電子政務的建設重點，與此相呼應，電子政務研究的重心也有望進一步向公共服務、公民參與等方向轉移。
　　
　　4.3　研究方法尚不嚴謹，論文深度和質量有待提高
　　首先，從研究方法上看，290篇論文中，僅有16％的論文采用了較規(guī)范的理論或經驗研究方法，而大部分文章缺乏嚴謹?shù)难芯糠椒ㄖ�撐，更多是理論介紹、實踐介紹或者個人觀點闡述。而且，無論部門、學科背景與期刊類別，采用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方法的比例都不高。該結果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我國電子政務學界在研究方法上的欠缺，亟需得到加強；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我國電子政務實踐和理論的實際發(fā)展路徑。電子政務在中國的發(fā)展始于引進國外成熟概念和理論，然后開始出現(xiàn)我國本土的應用和實踐案例，之后學界再對這些實踐案例進行總結和梳理，并在此基礎上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理論。這一發(fā)展路徑也許可以解釋為何我國目前有很大比例的電子政務類論文仍停留在理論和實踐經驗介紹或闡述個人觀點等描述性層面，經驗研究和理論構建剛剛起步。
　　其次，從研究對象的層級來看，大部分文章(72％)沒有明確的研究層級或對象，而只是概述性地討論中國電子政務的相關問題�！按箢}小做”的論文較多，而“小題大做”的論文較少。考慮電子政務實踐在不同層級的差異性，宏觀概述性的研究有可能將在某一特定層面得出的結論推演至所有層級，從而產生偏差，并對實踐產生誤導。
　　再者，從論文篇幅來看，現(xiàn)有論文的篇幅大多在4―6頁之間，有8％的論文小于等于兩頁，6頁及以上的論文則鮮見(14％)。雖然論文篇幅的長短并不是判斷文章質量的唯一標準，但篇幅太短的文章往往難以展開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其質量也難以得到保證。作為參照，西方國家學術期刊所收錄的論文的篇幅至少在10頁以上。研究結果也發(fā)現(xiàn)，描述性論文的平均頁數(shù)相對低于開展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的論文。論文篇幅較短的原因，一方面可歸因于論文本身的質量和規(guī)范性，另一方面，也可能與許多學術期刊對論文的篇幅限制有關，面對國內學者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壓力和需求――些學術期刊不得不通過壓低每篇論文的篇幅來提高每期發(fā)表論文的數(shù)量。
　　
　　5　結語與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本文對我國電子政務研究人員、實踐人員、研究基金和學術期刊有以下建議：電子政務學界未來應進一步推動跨學科交流與跨部門合作；在研究主題上應力求全面和平衡，更多關注公共服務、公民參與、行政與體制改革、信息政策框架等主題；在研究方法上也應加強運用規(guī)范的經驗研究方法和理論研究方法，明確研究層級和研究對象，提高研究論文的深度和質量；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在對學者科研考核中，也應更注重論文的質量而不是數(shù)量，鼓勵學者撰寫篇幅較長、方法規(guī)范、更有深度的論文。相關國家和地方研究基金應對符合以上特征的研究項目予以更多資助和獎勵，而學術期刊也應對目前關注度不高的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較規(guī)范的論文予以一定傾斜。在電子政務實踐領域，應進一步加大利用信息化手段改善公共服務和公民參與，推動行政與體制改革，調整信息政策框架的力度，為研究人員提供更多一手數(shù)據(jù)和素材，最終通過學界與政府的緊密合作，促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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