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中國納稅人對稅負的感覺是不堪重負，他們只管納稅，很少感覺到享受了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 　　 　　近期，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發(fā)表的2006年度“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這一用來度量全球雇主與雇員的綜合稅務負擔的調查報告稱，2006年在全球52個國家及地區(qū)中，中國內地的稅收痛苦指數位居第三。而排名在中國之前的是具有過于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法國和比利時。
　　消息一發(fā)布，立即引來眾多爭論。稅務專家頻頻表示“中國稅負的確過重”，稅務總局又屢屢辯駁“中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仍屬較低水平”。而究竟誰的說法更可信，民眾似乎并不大關心，他們更關注的是中國稅負，是否打開了自己的痛苦之門？
　　
　　中國稅負孰高孰低？
　　
　　中國的稅負是否過高，政府與一些專家各執(zhí)一詞。
　　有專家表示，自1994年以來，我國稅收一直持續(xù)高速增長，1993年全國稅收總額僅為4255億元，而1999年突破1萬億元大關，2006年則達3.2萬億元，13年稅收增長了將近8倍。1998年以來，我國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稅收增幅年均超過20%，稅收增幅相當于全年GDP增幅的2.5倍�？紤]到社會保障等因素，再考慮到大量非稅負擔，中國內地目前實際宏觀稅負水平已經接近發(fā)達國家，而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遠未達到發(fā)達國家的水平。
　　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稱，2006年政府財政收入接近3.2萬億元，如果加上1.3萬億元的預算外收費、土地出讓金5000億元、社保8000億元等預算外收入，我們真實的稅負已達31%～32%，與發(fā)展中國家18%～25%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
　　但是，對于《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的排名和人們對中國稅負的質疑，國家稅務總局解釋，稅負痛苦指數僅僅是關于一國稅負的一種算法，且是科學性較差的一種算法。實際上，我國目前稅負總體水平與世界相關國家比較仍然偏低,不含社�；�金的宏觀稅負大大低于大部分工業(yè)國家。我國2006年宏觀稅負(不包含社會保障稅)為18%，這個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業(yè)化國家30%左右的平均稅負水平約低12個百分點，僅相當于其一半多。而發(fā)展中國家包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在1990年～2002年保持在26%～29%的區(qū)間里，也比我國同期宏觀稅負水平高出6～9個百分點。
　　其實，對于中國宏觀稅負究竟重不重這樣一個問題，專家依據數字質疑，與政府官員用數字反駁，都并不是最重要的。公共領域的問題從來都不只是科學的問題、統(tǒng)計數字的問題，而更是主觀認知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稅負重不重，真正評判的主體應該是民眾。
　　如果去問民眾，究竟誰的說法更可信，恐怕民眾更傾向于稅負痛苦的感覺。與歐洲納稅人高賦稅后也得到了高福利不同，中國的稅負讓人感覺是除了痛苦還是痛苦，他們只管納稅，沒有或很少感覺到享受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
　　
　　福利少是痛苦關鍵
　　
　　實際上，中國的稅負不是世界上最高最重的，北歐一些國家比中國高得多，50%的最高稅率也存在。但是，為什么中國百姓愈來愈感覺稅負之重、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如此之高呢？
　　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北歐國家的稅負雖然比我們高，但他們高稅收背后有著高福利。在芬蘭，一個公民退休后可獲得原收入70%左右的退休金；如果失業(yè)，前兩年可領的失業(yè)救濟為原收入的70%。此外，芬蘭政府還為國民提供免費、高質量的醫(yī)療和教育服務。在瑞典，福利無處不在，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享受免費午餐，還有諸如病人津貼、父母津貼等各種福利，國民生活得非常輕松。
　　但是，在中國，日益增長的稅收帶來的不是人民福利的增長而是行政成本的水漲船高。相關資料顯示，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倍；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相比之下，日本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是2.38%，英國是4.19%，韓國是5.06%，法國是6.5%，美國是9.9%。
　　實際上，財政蛋糕中被官員切走的一塊遠不止這19.03%。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稱，2004年，中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大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3%以上。如果加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包括豪華辦公和培訓中心等的支出，一年至少要花12000億元以上。但在公開的財政支出中，“三公”支出還不到2000億元，因為大部分支出來自預算外收入。
　　與行政費用飆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近年來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wèi)生等事關基本民生方面卻時常欠賬。在2003年高達37960億元的國家實際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會保障、撫恤救濟、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四類項目。就是這么一丁點支出，也有相當部分花在官員身上。衛(wèi)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曾引用中科院一份調查報告的數字稱，在中國政府投入的醫(y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
　　目前，絕大多數農民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即使在城鎮(zhèn)，醫(yī)療、失業(yè)、養(yǎng)老等基本的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也還很小，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上大學，甚至上中學，每年都要交高達數千元的學費。即使是九年義務教育，也還沒有完全實現免費。教育、醫(yī)療、住房，成為壓在人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很多人因此喘不過氣來。
　　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之下，中國老百姓陷入一個高稅負、低福利、低保障的陷阱，國民在心理上也隨之產生一種被剝奪和稅負痛苦加重的感覺。
　　
　　取之于民應用之于民
　　
　　中國百姓稅負痛苦的現實告訴我們，改革稅制、增進人民福利已經刻不容緩。
　　首先，稅收與GDP的比例要合理，推進適度合理的稅率和稅收征管體制。要確保國民經濟持久、穩(wěn)定和健康發(fā)展，稅收與GDP的增長必須保持一個合理的匹配關系。最理想的狀態(tài)是稅收與GDP同步增長維持在稅收彈性系數范圍內，即稅收收入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保持一個科學合理的比率。目前，我國的稅收彈性系數保持在1.0～1.2之間較為恰當。
　　其次，改革“劫貧濟富”的稅收政策�，F代稅收具有社會公正調節(jié)功能，所得稅法更應以調節(jié)收入差距為主要功能。因此，縱觀世界各國的稅法，都具有“劫富濟貧”的性質，越富的人納稅越多。但中國稅收的現實卻是，對普通收入者征收起點太低，而對富人又不能有效征收。有經濟學家稱，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世界上是最輕的。早前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富人約占總人口的20%，但是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廣大的中低收入階層成為巨大的稅負基數的貢獻者。這種現象已經成為社會不公的助推器，成為建構和諧社會的嚴重障礙與阻力，加劇國民的稅負痛苦指數。
　　再次，要建立陽光財政，將財政收入和支出納入公眾的監(jiān)督范圍�，F代稅制的基本原則是，政府征稅必須征得納稅人的同意。但在中國，納稅人難以參與有關稅收的立法、決策過程，政府全盤控制征稅權力，此種權力未受到有效的限制、約束，稅務部門、行政部門可以隨意開征新稅、調高稅率。因此，要改革中國的稅負現狀，應當讓公眾充分參與到稅收的立法決策過程中。而且，還必須將財政預算公開化，進一步細化預算監(jiān)督，堅持收支兩條線。讓民眾知道政府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多少支出，收入與支出的總規(guī)模，收入與支出的結構，各級政府現在的債務總數、債務規(guī)模，讓政府在公開透明中接受公眾的監(jiān)督。
　　在檢討稅收政策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反思如何將國民稅負轉化為國民福利。理療國民稅負之痛，是一個稅制問題，更是一個關乎社會公平的宏大命題。公民納稅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如果稅收能夠換來相對應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稅負即便排名第一，民眾也容易接受；反之，如果公民納稅后得不到相對應的服務，稅負即便排名最后，民眾也不會滿意。因此，政府應該把更多的錢投入到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失業(yè)保障等方面，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公益性、基礎性領域的投入。改革政府資助體制，提高政府資助的公開性、公正性和經濟社會效益。建立規(guī)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完善社會保障特別是社會救濟、社會福利機制。
　　我們期待，在改革中開啟納稅人的幸福之門。

相關熱詞搜索：稅負 理療 中國 理療中國稅負之痛 稅負之痛 什么是稅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