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與楊振寧的分裂,是華人物理學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兩位曾經最親密的合作者,最終卻冷眼相向,內情究竟如何? 　　 　　初識 　　
　　20世紀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聯大讀二年級。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覺得原子彈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彈。他找到西南聯大的物理教授吳大猷、化學教授曾昭掄和數學教授華羅庚,對他們說,給你們10萬美元,請你們造原子彈。
　　吳大猷他們說,造原子彈要先培養(yǎng)人才,建議選拔一些人去美國學習。
　　李政道被選中,于1946年來到美國。但由于美國并不開放原子彈制造技術,考察小組只能解散。據指示,他們可以用領取到的經費在美國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學起了理論物理。那時楊振寧已在芝加哥大學當助教,他接到吳大猷的通知,給李政道他們在大學國際公寓預定了房間。楊振寧也是西南聯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兩個年級。這是李楊的初次謀面。
　　同在一所學校,交往自然開始。二人開始聯名發(fā)表論文,在生活上也成了親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學后不久,由于他有雙份獎學金,經濟上比較寬裕,就買了一輛二手小轎車。1947年夏天,他和楊振寧、凌寧開著這輛車去西部旅行。出發(fā)前,楊振寧提議三人按比例出錢,把那部車子買下來,回來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錢買下車子。楊振寧的這個提議究竟意味著什么,后來李政道才琢磨過味來。他對楊振寧的精于算計頗有感觸。
　　
　　合作
　　
　　博士畢業(yè)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學工作,擔任物理系助教。當時,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加州地方反華氣焰囂張,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楊振寧去找了院長奧本海默(美國“原子彈之父”),請他給李政道發(fā)出邀請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李楊兩家比鄰而居,兩家人來往密切。楊振寧正在進行兩維伊辛模型的磁化計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這是他們合作的真正開始。
　　1951年秋,他們寫了兩篇統計力學論文,首次給出了不同熱力學函數的嚴格定義。
　　兩位年輕中國學者的論文引起了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重視。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與愛因斯坦見面。談話時間很長,愛因斯坦問得很多,很細。最后,他站起來同李政道握手,懇切地對他說:“祝你未來在物理上成功�！�
　　兩位年輕人在普林斯頓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們個人和兩個家庭之間的親密關系,一時傳為佳話。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致。
　　
　　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頓工作很愉快。但此時糾紛卻發(fā)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的署名次序問題。
　　這兩篇論文的總標題是《狀態(tài)方程和相變的統計理論》,第一篇《凝聚理論》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氣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楊振寧。
　　在第一篇論文完成后,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李政道很吃驚,勉強同意了。
　　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
　　署名問題給二人帶來裂隙,李政道決定不再和楊振寧合作。之后,雖然他在普林斯頓又工作了一年半時間,但是他們沒有再合著論文。
　　論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李政道決定離開普林斯頓,去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歲時,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
　　
　　獲獎
　　
　　李政道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本來就是想和楊振寧拉開距離。一件偶然的事情,卻使二人恢復了合作。
　　1953年,楊振寧曾去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工作一年,和米爾斯合作發(fā)表了一篇論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規(guī)范不變性》。
　　但是,當時李政道對這篇論文的出發(fā)點是否正確持嚴重懷疑。一次,楊振寧到哥倫比亞大學來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訴了楊。經過激烈的討論,楊同意了李的意見,還共同署名,李前楊后,發(fā)表了論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適規(guī)范轉換》。
　　這件事使他們重拾合作,這也是他們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稱》中描述:“從1956年到1962年,楊和我共同寫了32篇論文……有競爭也有協調。我們在一起工作,發(fā)揮出我們每個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個人單獨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們共獲諾貝爾獎的合作成果,就是產生在這個時期。
　　宇稱不守恒的發(fā)現,被譽為20世紀物理學中的革命。這一發(fā)現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約是4月底5月初的一天上午,楊振寧開車從長島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看李政道他們在125街和百老匯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廳邊喝咖啡邊討論。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稱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統統告訴了楊振寧。
　　楊振寧激烈地反對李政道所說的一切。但經過反復的討論,他逐漸被說服。午飯后,他們回到李政道的辦公室,楊已經完全被說服,并表示愿意與李合作。他還建議李不要急忙發(fā)表上述那篇論文。他說,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突破,應該用最快的速度,將整個弱作用領域都占領下來。這樣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義。李政道覺得十分有道理,同時覺得如有楊振寧的參加,會使整個事情做得更好。
　　兩人開始了友好的競賽。他們在大約兩周內完成了全部的β衰變分析。這需要進行大量計算。兩人在計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貢獻。一個月后他們完成了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寫出了論文。這篇論文是由李政道執(zhí)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這就是轟動一時后來獲得1957年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
　　
　　決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當年的諾貝爾物理獎授予李政道和楊振寧。
　　11月,李政道要為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做準備。那時,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后。
　　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不同意。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地同意。
　　李政道雖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諾獎的榮耀沖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卻讓他們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國《紐約客》雜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記述李楊合作發(fā)現宇稱不守恒的故事。
　　風波由此而起。
　　李政道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樣,沒作什么修改�？墒菞钫駥巺s提出了許多意見。
　　楊振寧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楊振寧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習慣。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寫成“楊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建議他們今后不再合作。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說他是非常愿意繼續(xù)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無可奈何。最后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
　　當年11月,李政道向奧本海默遞交辭職書。奧本海默感到非常遺憾,他尖銳地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yī)生。
　　
　　謎局
　　
　　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范疇,延伸到了日后中國基礎學科的發(fā)展。
　　1972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先后回國訪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科學事業(yè)。圍繞著高能物理的發(fā)展,過去在中國素來就有不同的意見。但是,自從李楊這兩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自海外歸來、陸續(xù)回國訪問并介入其間,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成了李楊不和的易地之戰(zhàn)。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李政道創(chuàng)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推而廣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楊振寧的個人意氣遠超出了高能物理領域。相反,李政道卻沒有表示出對楊振寧回國后所作所為的個人意氣。人們看不到“只要楊振寧主張,李政道就反對”這種現象。
　　他們之間的分歧,已經是一個科學史的問題了。其是非曲直,應該由歷史來判斷,應該由科學史家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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