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使用自編地震災民社會支持感知量表和貝克抑郁量表測查德陽、綿竹和什邡共304名災民，以此檢驗自編地震災民社會支持量表的信效度，并考察5?12地震災民的社會支持感知狀況及其與抑郁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PSSS-ES由12個題項組成，包含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三個維度；各維度題項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因素負荷分別為0.50～0.86、0.70～0.85、0.66～0.85，累積方差貢獻率為58.98％；PSSS-ES整體及3個難度的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分別為0.85、0.63、0.72和0.84；三個分量表之間的相關系數(shù)介于0.41～0.51。低社會支持組的抑郁量表得分顯著高于高社會支持組。PSSS-ES是測量地震災民社會支持較為有效的工具�？傮w來說災民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社會支持，但在信息性支持方面相對欠缺，而該方面又與抑郁癥狀呈較高負相關。
　　關鍵詞：社會支持；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信息性支持；抑郁
　　分類號：B849；R395
　　
　　1　引言
　　
　　5?12四川大地震不僅在物質(zhì)層面給災區(qū)人民的身體和財產(chǎn)帶去了巨大的損害，也在精神層面給災民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創(chuàng)傷。中國臺灣研究者對1999年9?21大地震房屋受損災民進行的心理評估結果(20011表明，震后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發(fā)病率為20.9％，臨床心理疾病的發(fā)病率為39.8％。另一項在9?21大地震發(fā)生后2～15個月內(nèi)進行調(diào)查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地震后受災者的自殺率大約為未受災者的1.46倍。地震所引起的心理問題會長期持久的存在，并且這是與地震所造成的毀壞或損失的程度相關的。
　　許多研究針對壓力情境下，社會支持在保護個體以抵御身心疾病侵害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探討。Bowlby通過系列研究總結出，社會支持能夠提高人們承受和戰(zhàn)勝挫折以及挑戰(zhàn)困難的能力Seeman(1996)提到，社會支持是與更好的健康狀況相聯(lián)系的，它能夠緩解壓力、降低疾病嚴重程度以及促進病人盡快從疾病中恢復。因此，地震發(fā)生之后，不論是對于產(chǎn)生了嚴重心理問題的個體，還是對于最終能夠依靠自身努力恢復心理健康的幸存者，社會支持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顯示社會支持具有負面效用，比如它并不是像預期一樣降低而是增強了壓力源與壓力反應之間的正向聯(lián)系。Lewis和Rook(1999)認為，向他人提供社會支持可能會被接受者看作為具有控制性和干涉性Taylor等(2004)提出，在運用社會支持以應對壓力事件上存在著文化差異，亞洲人及亞裔美國人比歐裔美國人更少的尋求社會支持，其原因是他們不愿去破壞社會群體的和諧，希望通過個人解決問題來維護自己的面子，避免他人對自己的負面評價。Bolger，Zuckerman和Kessler(2000)認為，尋求社會支持常常被看作是個體患病的原因之一，這可能是因為向他人尋求幫助導致了自尊的降低和負債感。
　　社會支持的研究自上世紀70年代起就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但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研究者們對社會支持的理論建構和實際測量存在著廣泛的差異。從社會支持的概念上來說，它通常被定義為那些我們可以依靠，那些讓我們感受到關心、尊重和愛的人們的存在，它能促進積極改變、個人發(fā)展，并成為壓力的緩沖器。Cohen和Wills(1985)則認為，社會支持是指與個體有關聯(lián)的他人和群體所提供的各類可用資源。但不論社會支持如何定義，它似乎都存在著兩種基本元素：一為個體知覺到當需要的時候可以求助于數(shù)量充足的他人；二為個體對這些支持的滿意程度。從社會支持的研究和測量上來說，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結構性支持和功能性支持。前者指的是個體與一個或多個他人之間的關系，只要個體與他人在同一社會結構中是相互聯(lián)系的，他就擁有了結構性支持。此類支持強調(diào)的是他人在這個結構中的存在而非他人所發(fā)揮的功能。而后者則相反，它強調(diào)的是支持提供者為個體提供的幫助，即其所發(fā)揮的實質(zhì)性功能。功能性支持又可分為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是指金錢、信息、工作上的幫助等實質(zhì)性的幫助；情感性支持是指通過傾聽和同理以提升個體的自尊。使其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能被他人關心的有價值的個體。情緒性支持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對于減少疾病發(fā)生最有幫助的支持。另一種對功能性支持的分類則將信息方面的支持從工具性支持中區(qū)分出來，將功能性支持分為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其中信息性支持指的是個體幫助他人更好的理解壓力事件并且確定需要運用什么資源和應對策略來處理壓力事件。雖然也有研究從社會支持源角度去考察社會支持，但我們認為大災難下，社會各界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而災民感受到社會提供給他們的支持如何，可能會對他們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決定從社會支持的功能性分類出發(fā)去考察災民所主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狀況。
　　
　　此外，在提供社會支持時，我們關注的不應該僅僅是我們提供了什么，還應該關注災民需要的是什么。Gottlieb(1983)認為，在評估支持的好壞時，不僅要考慮實際獲得的資源，還應該考慮所感受到的支持的質(zhì)量。大量研究表明個體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有著積極的影響，其中有研究者認為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在壓力應對的早期具有調(diào)節(jié)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轉(zhuǎn)變?yōu)閴毫υ磁c心理壓力之間的中介變量。與實際接受的社會支持相比，個體感知到的社會支持是預測心理健康更有效的因素。
　　本研究采用了Cohen和Wills(1985)對社會支持的定義，即以可用資源的類型為標準，從社會支持的工具性、信息性和情感性三方面編制了《地震災民社會支持量表》。盡管壓力情境可能提高人們對多種資源的需求度，但是在不同壓力情境下人們對各種資源的需求度可能不同，而與特定應對資源相對應的適當社會支持方式才能夠更好的緩解壓力事件對當事人心理健康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本研究以災民對這些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為指標，來考察災民自身所感知到的最為需要的社會支持類型。
　　此外，本研究還考察了地震災民的抑郁狀況。關于社會支持和抑郁之間的關系，有研究表明主觀感受到的支持與主觀報告的抑郁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而實際接受到的社會支持與抑郁之間的關系則有不一致的結果。同是對抑郁癥老年群體的考察，George等(1989)發(fā)現(xiàn)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大小同主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一樣均能顯著預測之后的抑郁癥狀，而Brummentt等(2000)則發(fā)現(xiàn)被試實際接受到的社會支持與其主觀報告的抑郁癥狀之間并無顯著相關。差異的出現(xiàn)可能在于實際接受到的社會支持是否滿足了個體的需求，相符的社會支持可以降低抑郁，而不足或過度的社會支持卻不能減輕抑郁。我們據(jù)此預測，地震發(fā)生之后初期，在主觀評價上認為沒有得到適當社會支持的災民比認為自己得到適當社會支持的災民更容易出現(xiàn)抑郁癥狀。 　　
　　2　對象和方法
　　
　　2.1　對象
　　地震發(fā)生后的2008年6月10日至17日，研究者在四川的德陽、綿竹和什邡各災民安置點及其附近地區(qū)隨機選擇災民進行了調(diào)查。共304人同意接受調(diào)查，刪除漏答題目超過20％的被試，最后獲得有效被試273名。有效率為89.80％。
　　2.2　方法
　　在講明調(diào)查目的和內(nèi)容，告知研究的自愿性并征得同意后，對災民進行一對一的調(diào)查。由于大量災民文化程度較低，部分被試是在研究人員的協(xié)助下完成問卷的。具體操作為研究者以客觀中立的立場先向災民解釋問卷的字面意義，在災民能夠正確理解題意的前提下，再讓其自行完成問卷。問卷包括三部分：首先是基本信息，然后是地震災民社會支持量表和貝克抑郁量表。
　　社會支持量表對地震災民所得到的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進行了測量，這三個維度分別包含的題目數(shù)依次為4道題、3道題、5道題，共計12題，采用5點計分方式。其中“1”為“非常不符合”，“5”為非常符合。量表編制時，依據(jù)前人研究對這三種支持類型的定義及其下屬項目的歸類，并結合社會各界所提供的社會支持的現(xiàn)實情況，在充分考慮了災民的文化程度與心理負擔的前提下，經(jīng)過此領域5位專家的審核，盡量力求問卷以精簡且通俗易懂的方式編制呈現(xiàn)。問卷中的工具性支持部分涉及對災民飲食、住宿、醫(yī)療和防疫四個方面支持情況的考察；信息性支持部分涉及對地震本身、近期生活和遠期生活三個方面的考察；情感性支持部分涉及對災民在陪伴、傾聽、理解、鼓勵和尊重五個方面所受支持情況的考察。
　　
　　3　結果
　　
　　3.1　信度
　　社會支持量表整體的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85，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三維度的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分別為0.63、0.72和0.84，較高的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
　　3.2　項目分析
　　本研究首先對地震災民社會支持量表的12個題項進行項目區(qū)分度分析。按照社會支持總分分布，分別取高端和低端各27％的被試組成高分組和低分組，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來檢驗高低兩組在各個題項上的得分差異，結果表明12個題項的t值在0.01水平上均達到差異顯著，無題項剔除。計算各題項與總分的積差相關系數(shù)，結果表明所有題項均與總分呈顯著相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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