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時間里，陳秉安在廣州、鄭州等眾多圖書館查閱當年的香港報紙、雜志，翻閱大量當年的內部資料文件、采訪當事人，才寫下這幾乎是筆筆見淚、句句見血的35萬字。該書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量國民黨官員、軍人及商人等離開內地涌往香港、1957年及1962年先后發(fā)生兩次逃港風波、逃港風波又如何引起北京反思至最后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等六個章節(jié)，道盡了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這20年期間，中國內地百姓如何歷經千辛萬苦甚至不惜付出生命逃往香港的悲慘歷程。這一歷程后來實際催生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將深圳等列為經濟特區(qū)。因此，“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是該書的副標題。
　　1957年，中國內地最大的政治事件無疑是“反右運動”。本書記載的偷渡往港風潮的出現(xiàn)卻并非因為“反右”，而是因為當時出現(xiàn)的“退社潮”。事實上，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的多為知識分子。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因為自身修養(yǎng)和某種使命感，是不會輕易離開的。純樸的農民則相反。1955年、1956年這兩年出現(xiàn)的農業(yè)合作社運動，將原來土改后分配給農民的土地變成“集體所有”，并要求農民加入合作社，引起不滿，農民們于是另覓出路。對寶安（1980年之前，深圳原為寶安縣）農民來說，他們的出路在香港。按陳秉安所寫：“我在筆記上，用紅色的波紋詳細標明著30年來深圳河上偷渡的情況。波紋線上在1952年到1956年的一段，變化是平緩的。波紋線沒有大的起落。在每天的記錄上，甚至出現(xiàn)‘0’的記錄�！�1957年，情況陡然發(fā)生變化，“紅色波紋線節(jié)節(jié)上升”，“1957年6月以后，猛然上升至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7月的幾千人�！睍杏涊d，由于農村政策出現(xiàn)問題，特別是“整風整社”運動開展后，農民頗為不滿，“一定程度上損傷了群眾對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寶安縣委、縣政府，還給廣東省委打了一份名為《關于對人民群眾“放寬”來往香港問題的意見》報告，大膽提出設想：“目前國內尚不能完全消滅災荒和失業(yè)，我們既然不能包起來，去香港打工這條路就不應該堵死。”陳秉安評價說： “在這里，‘逃港’改成一個好聽的名詞，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聰明�！�
　　自1955年起，香港才正式認真執(zhí)行身份證法（即出入境法）。在那之前，對寶安縣老百姓特別是靠近香港邊境的農民而言，有部分耕地在香港新界那一邊，同樣地，新界農民也有耕地在寶安這一邊，這叫“插花地”。當時兩邊的農民可以自由往來兩地耕種。因為這種自由，好多農民覺得不存在所謂出入境問題，有人不耕田轉而“洗腳上田”、在港謀生也就順理成章。1955年嚴格實施出入境法后，因內地某些問題引致大批人赴港謀生，這才形成所謂偷渡。1957年出現(xiàn)的大規(guī)模逃港現(xiàn)象，除因“整風整社”引起農民偷渡，當年的粵北水災也導致一批難民涌往深圳轉而到香港“投親”。
　　但和1962年的逃港大潮相比，1957年的這次只算前奏。三年自然經濟災害再加上實行人民公社、總路線、大躍進“三面紅旗”，群眾生活陷于困境。1962年左右，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老百姓終于忍受不住，出現(xiàn)集體涌到寶安再偷渡到港的風潮。按本書記載，這次偷渡狂潮所波及的地區(qū)，最遠到黑龍江。筆者的朋友中，曾是邵氏公司著名武打明星的樊梅生，當年就是由山東一路討飯南下逃港的（其子樊少皇現(xiàn)也是武打明星）�？梢姰敃r逃港所涉范圍之廣。
　　對1962年的這次逃港潮，《大逃港》記錄了不少催人淚下的悲慘故事，在此不一一引述。這些故事里有動人的愛情、有妻離子散的悲劇、有突遭山洪暴發(fā)集體罹難的慘劇……還有大批逃港人士到港后不被批準進入市區(qū)，只好被迫滯留在山，于是就出現(xiàn)在港親人集體到山區(qū)呼妻喚兒的悲況……讀到這些，悲從中來。為填飽肚子，大家鋌而走險，越深圳河、游大鵬灣、下梧桐山，到香港去！對此，陳秉安查閱了大量資料，道出了為何產生逃港潮的原委。當年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李富林，曾向廣東省委提出“放人自由進出”，這一要求獲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大膽默許。陶鑄還以廣州軍區(qū)第一政委的名義，下令撤離邊境警衛(wèi)、開放邊境，放一條生路給饑餓的人民！因為父親任職單位的特殊性，當年我有機會不時看到某些港報，對那些類似“中共開放邊境，大陸?zhàn)I民涌港”的報道，記憶猶新。只是當時年少，尚不知其中之慘。更記得當年父親曾經囑咐我們兄妹：“沒事別跑到東站！”（即當年在白云路的廣州火車站，廣州人稱東站）陳秉安的書中也有記載，當時的廣州東站擠滿了去寶安的人，“一時間，廣州整條白云路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堵塞，形成了震驚全國的‘六六大逃港事件’”。當時的廣東省領導班子齊集在廣東省省長陳郁家里，因為東站已聚集了2萬多人，“警車都給放火燒了，孫樂宜副市長處境很危險”、“陳郁家中氣氛沉悶”。事件終于驚動周恩來，周總理下令“趕快收！”――然而，“‘誰都不懷疑，如果不是陶鑄等一批思想開放的共產黨人，毅然放人民一條生路，廣東省乃至其他地方將要餓死更多人�！晃煌讼聛淼念I導人這樣說。”我是電影人，如果這樣一個事件拍成電影，那將是何等震撼！
　　據(jù)世界銀行資料顯示：1960年，中國內地年均國民收入為93美元，香港為405美元；1979年，中國內地國民收入增到178美元，香港則已猛增至4573美元。“人往高處走”――這是天性。本書全景式描寫了中國內地的兩次逃港風潮，記錄中國當代史上重要的一筆�？赡苁軙r間及篇幅所限，《大逃港》未及描述20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初的逃港潮。當時的偷渡者多為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
　　毫無疑問，《大逃港》寫出了曾經成為禁忌卻始終沒被藏住的歷史，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如果我不寫它，歷史，將留一頁空白�！币_這一頁，那么重、那么難。
　�。ㄕ幾浴稌r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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