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日7時18分，一位百歲長者溘然長逝于上海華東醫(yī)院，他便是我國著名遺傳學家、我國現(xiàn)代遺傳科學的奠基人談家楨教授。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名譽主席。
　　在我擔任上海市科協(xié)常委的時候，跟談家楨教授有過許多交往。我們曾經(jīng)一起前往北京出席中國科協(xié)的會議，同住在北京京西賓館。在那里，他接受我的采訪，詳細地談及自己一生的經(jīng)歷和波折，他還送我在美國留學時的珍貴照片……
　　
　　諾貝爾獎獲得者摩爾根的學生
　　
　　1980年3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接見大廳里，出席中國科協(xié)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與中央領導人合影。在合影時，談家楨與一位白發(fā)蒼蒼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他倆意味深長地說：“這也是我們五十年師生之誼的紀念照!”
　　這位皓首銀發(fā)、高個子、臉膛黑里透紅的代表，叫李汝祺。他當時已是八十六歲高齡，曾任中國遺傳學會理事長、北京大學生物系遺傳室主任，天津人。
　　談家楨，中等個子，身體壯實，前額寬廣，當時雖然年已七旬，仍然顯得很精神。
　　談家楨祖籍浙江寧波，1909年9月15日(農(nóng)歷八月初二)生于浙江慈溪。他的父親當時是郵政局局長。由于他父親的工作常調(diào)動，所以談家楨在少年時代到過浙江好多地方。他念過私塾。在寧波斐迪中學讀完初中，在湖州東吳第三中學讀完高中。
　　1930年，李汝祺任燕京大學生物系教授。當時。談家楨從蘇州的東吳大學生物系畢業(yè)。出于對李汝祺教授的敬慕之情，他特地千里迢迢來到燕京大學生物系，在李汝祺門下當研究生。
　　李汝祺是一個脾氣和善、治學嚴謹?shù)娜�，他主張對學生“教而不包”。他認為，培養(yǎng)學生獨立研究能力是最重要的。正因為這樣，他對年僅二十一歲的談家楨只是在關鍵的地方給予指點，平時放手讓他自己鉆研。談家楨非常勤奮，在短短的一年半時間內(nèi)，寫出好幾篇遺傳學論文，在學業(yè)上大有進步。其中，有一個研究題目是生物系主任胡經(jīng)甫教授出的，--《異色瓢蟲色斑的變異遺傳規(guī)律》。瓢蟲，俗稱“花姑娘”，談家楨像著了迷似的，捕捉各種瓢蟲，細心研究，寫出的論文受到老師們的好評。
　　李汝祺是美國著名實驗胚胎學家、遺傳學家托馬斯?亨特?摩爾根(1866―1945)的高足，在1919年至1926年留學美國，在摩爾根指導下從事科學研究。李汝祺那套“教而不包”的培養(yǎng)學生的方法，便是從摩爾根那里學來的。李汝祺在言談之中，非常推崇摩爾根，使談家楨也非常向往這位太平洋彼岸的遺傳學泰斗，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夠親耳聆聽他的教誨。
　　在李汝祺身邊攻讀了?年半之后，談家楨回到了蘇州東吳大學任教。李汝祺把談家楨的論文《異色瓢蟲色斑的變異遺傳規(guī)律》轉給了摩爾根，另外兩篇在國外雜志上發(fā)表。
　　摩爾根看了談家楨的論文，非常贊賞，希望談家楨到他的實驗室里當博士研究生。
　　1934年，談家楨的夙愿終于實現(xiàn)了。他來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成為摩爾根的研究生。
　　摩爾根身材頎長，大胡子，前額微禿，雙眼閃耀著聰穎而堅定的目光。他早年主要從事實驗生物學的研究，進行性別鑒定、授精、再生、發(fā)育等方面的實驗。后來，他轉入研究遺傳學，在遺傳學的奠基人――奧地利神父孟德爾的理論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著名的基因?qū)W說。他還曾在果蠅的實驗遺傳學研究中，論證了染色體遺傳學說并進而提出基因理論。1933年，摩爾根榮獲諾貝爾生物與醫(yī)學獎。
　　談家楨第一次見到摩爾根，顯得十分拘謹。然而，摩爾根那謙遜的為人，很快就使談家楨打消了顧慮。盡管當時摩爾根由于獲得諾貝爾獎，社會活動異常繁忙，但他總是抽時間指導談家楨，果如李汝祺所說。摩爾根對學生熱忱而尊重，充分發(fā)揮學生的獨創(chuàng)精神。摩爾根從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談家楨，而是讓他去獨立思考，自由發(fā)展。
　　不久，談家楨還發(fā)現(xiàn)，摩爾根以自己為核心，以他的研究生、助手為成員，組成一個團結、友愛的集體。進行各種研究。摩爾根對遺傳學的重大貢獻――發(fā)現(xiàn)“伴性遺傳現(xiàn)象”，提出“遺傳學第三定律”(連鎖交換法則)，建立染色體遺傳學說和基因理論，這都是摩爾根和他的幾位學生共同研究取得的成果。摩爾根學識淵博，他采取這種做法，一方面可以充分發(fā)揮他的才智，在許多領域中進行探索；另一方面可以培養(yǎng)一代新人，使學生們得到鍛煉。后來，摩爾根的學生斯多芬、穆勒和布里治。都成為國際上著名的遺傳學家，其中斯多芬、布里治和摩爾根共享諾貝爾獎金，而穆勒曾獨自獲得諾貝爾獎。
　　在摩爾根的實驗室里，談家楨從事果蠅進化遺傳學的研究，利用當時剛發(fā)現(xiàn)的巨大唾腺染色體，進行種內(nèi)和種間的染色體內(nèi)部結構的演變規(guī)律的探索。在三年時間里，發(fā)表了十余篇科學論文，登載在美、英、德等國的一些學術性刊物上，有些論文被國際上公認為經(jīng)典著作，對現(xiàn)代進行綜合學說作出了重大貢獻。直到半個世紀之后，《科學美國人》等雜志，還引用、介紹了他的這些研究工作。
　　談家楨獲博士學位后，于1937年回國，在浙江大學任教十多年，曾任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
　　談家楨剛回國，“七七事變”爆發(fā)了。緊接著，8月r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發(fā)生了“八一三”事變。不久，戰(zhàn)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學搬遷了，教師和學生過著動蕩的生活。那時候，浙江大學曾搬到浙江建德，又搬到_江西泰和，廣西宜山，貴州遵義、湄潭。時而在破廟里上課，時而把山洞當課堂，頭上有日軍的飛機轟炸，地上有日軍的追兵。在這兵荒馬亂的戰(zhàn)爭年月，談家楨與王淦昌、貝時璋、蘇步青、錢人元、王葆仁，盧鶴紱等教授一起堅持教學工作。
　　
　　來自北方的“寒流”
　　
　　新中國成立后，談家楨的境遇大為改善。1952年。他被調(diào)到復旦大學，任生物系主任，開始專心致志地研究遺傳學。
　　正當談家楨打算大展宏圖、探索遺傳學的奧秘的時候，卻從北方刮來一陣“寒流”。這“寒流”，來自當時的蘇聯(lián)，來自李森科。
　　李森科從1929年起因搞小麥“春化”而聲名顯赫。逐漸爬上蘇聯(lián)生物學界“權威”的地位。他拉米丘林的大旗做虎皮，“創(chuàng)立”所謂“米丘林―李森科主義”。
　　其實。由于人們對自然現(xiàn)象的認識不同，在一門科學中產(chǎn)生不同的學派，是完全正常的。在遺傳學范疇中。便存在著孟德爾－摩爾根學派和米丘林學派。然而。李森科這道道地地的學閥，把經(jīng)典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體系打成“偽科學”，扣上“唯心”、“資產(chǎn)階級反動理論”的大帽子，公然提出“消滅孟德爾一摩爾根主義”，把反對他們的科學家打成“科學上的反動派”，輕則撤職，重則判刑以至流放，死于不毛之地。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科學界受蘇聯(lián)的影響，照搬蘇聯(lián)科學界的某些錯誤做法。例如，1957年當我進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習的時候，當時的中國化學界便照搬蘇聯(lián)，開展所謂對美國化學家鮑林的共振論的“批判”，把“共振論”稱為“馬赫主義”和“機械主義”。我的老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傅鷹教授是鮑林的學生，也因此遭到批判。在中國生物界，當時 則“批判”起孟德爾一摩爾根學說來了。
　　談家楨是摩爾根的學生，通過自己的長期實驗堅信孟德爾一摩爾根學說的基本內(nèi)容。早在1948年，在瑞典出席第八屆國際遺傳學會議時，他發(fā)覺原定擔任會議主席的蘇聯(lián)著名遺傳學家、列寧農(nóng)業(yè)科學院院長凡維洛夫沒有出席會議。一打聽，才知凡維洛夫的理論在國內(nèi)被李森科指責為“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的偽科學”，遭到“批判”，凡維洛夫受到政治迫害。當時，許多人勸談家楨不要回中國，因為李森科的那套學閥作風使人心寒，恐怕中國在政權被共產(chǎn)黨奪取之后，也會這樣。談家楨卻堅定地回國了，因為他熱愛自己的祖國。他認為，共產(chǎn)黨總比國民黨好，中國不一定會學那一套。
　　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那“批判”孟德爾一摩爾根的浪潮中，談家楨首當其沖。有關部門憑借行政力量，不準談家楨在復旦大學開設講授以孟德爾一摩爾根學派觀點為基礎的正統(tǒng)的遺傳學課程，強令改學米丘林遺傳學說。就這樣，談家楨關于基因和染色體遺傳學的研究，被迫停了下來。
　　這件事，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關注。
　　1956年，毛澤東主席為了繁榮中國科學和文化，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這一年夏天，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在青島召開了遺傳學座談會，根據(jù)“雙百”方針，談家楨在會上闡述了對國內(nèi)片面強調(diào)米丘林學說、壓制孟德爾一摩爾根學說的意見。
　　1957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的當晚，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談家楨。一見面，毛澤東第一句便說：“你就是遺傳學家談先生啊!”接著，便問起他的工作和身體狀況，問起青島的遺傳學座談會。談家楨一一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后說，你們青島遺傳學會議開得很好。過去我們學習蘇聯(lián)有些地方不對頭。應該讓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1957年7月，毛澤東第二次見到談家楨時，一眼就認出了，說道：“談先生，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毛澤東又用他自己平時乘坐的飛機。把談家楨等三位知識分子從上海專程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的一個庭院里，共進晚餐，并作了長時間的暢談。
　　毛澤東關切地問：“談先生，把遺傳學搞上去。你覺得還有什么障礙和困難嗎?”
　　談家楨如實地回答：毛澤東主席提出“雙百”方針后，盡管在復旦大學可以開設孟德爾一摩爾根遺傳學說課了，可是大多數(shù)人以為米丘林學說才是“正統(tǒng)”。讓他開課只是“統(tǒng)戰(zhàn)”的需要，是對高級知識分子的一種“照顧”。正因這樣，要真正開展現(xiàn)代遺傳學的研究工作，困難還不少哩!
　　毛澤東聽了，熱情地鼓勵他：“有困難，我們一起來解決。一定要把遺傳學搞上去!”
　　那晚，毛澤東興致很濃，和談家楨等一直談到凌晨3點，臨了，還親自把他們送到西湖邊。毛澤東指著高掛在夜空的明月，說道：“今晚的聚會，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話吧!”
　　就在那年，復旦大學生物系設立了遺傳學專業(yè)。談家楨勁頭十足地干起來了。
　　1961年五一節(jié)前夕，毛澤東來到上海，再一次接見了談家楨。毛澤東緊握著談家楨的手，問道：“你對把遺傳學搞上去，還有什么顧慮嗎?”
　　這時，站在一旁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道：“我們大力支持談先生在上海把遺傳學研究搞起來�！�
　　毛澤東笑了，點了點頭說：“這樣才好呀!要大膽搞，不要怕�！�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復旦大學在1961年年底成立了遺傳學的研究所，談家楨任所長。這樣，談家楨帶領一批中青年人向著遺傳學高峰登攀。
　　談家楨學習了摩爾根的治學方法，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有為的遺傳學工作者――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覺、劉祖洞等，分別從事微生物遺傳學、細胞遺傳學、人類遺傳學等方面的研究。
　　談家楨也是“教而不包”，著重培養(yǎng)青年一代的獨立工作能力。在談家楨的領導下，從1962年到“文革”前夕，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共發(fā)表了論文五十多篇，出版了專著、譯作、討論集等十六種。外國朋友見了，都歡喜地說：“新中國的遺傳學家們，正在奮起直追。”
　　
　　幾經(jīng)磨難　勇往直前
　　
　　正當談家楨及其同事們瞄準國際先進水平急起直追的時候，卻又被絆腳石絆了一跤，本來正在縮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
　　這絆腳石，就是從1966年開始的“文革”。
　　“打倒反動學術權威談家楨”的大字標語，貼滿復旦大學。
　　“四人幫”用盡一切惡言毒語，嫁禍于談家楨，污蔑談家楨堅持摩爾根學派觀點，“是在生物學外衣下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世界觀”。是“宣揚‘龍生龍，風生鳳’的資產(chǎn)階級血統(tǒng)論”，攻擊談家楨進行人類和醫(yī)學遺傳的研究是搞“希特勒種族主義”。
　　談家楨的助手們也受牽連了。談家楨領導的遺傳研究所被污蔑為“談氏小朝廷”、“資產(chǎn)階級土圍子”。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了，設備和儀器也遭到破壞。
　　談家楨遭到了多次抄家，更不幸的是，談夫人多次被斗，受盡折磨，于1966年9月自盡，含冤離開人世!談家楨被弄得家破人亡，但是，為了祖國的遺傳學事業(yè)，他堅強地活了下去!
　　談家楨被下放到農(nóng)村，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
　　談家楨一邊勞動，一邊仍不忘遺傳學的研究工作。有一次，他看到生產(chǎn)隊的棉花遭到了嚴重的枯萎病害，便把幸存的棉桃種子收存起來，想來年在這塊帶菌的大地上播種，看看新一代的棉苗是否仍具有抗病能力，以便從中培育抗病的良種。
　　誰知這件事竟被當做“階級斗爭新動向”，談家楨又受到了批判。在那艱難的歲月里，談家楨不僅無法從事遺傳的研究，就連這種結合生產(chǎn)實際的試驗都無法進行!但是，他堅信，真理總會戰(zhàn)勝強權，科學總會進步的。
　　1968年11月的一天，談家楨正在田里鋤草，有人特地來找他。附在他耳邊說：“你明天不要來勞動了�！敝钡胶髞�，談家楨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來，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到了談家楨，指名應當解放他。毛澤東說：“談家楨還可以搞他的遺傳學嘛!”
　　談家楨終于又回到了復旦大學�？墒钱敃r在“四人幫”牢牢控制的復旦大學，開展遺傳學的研究談何容易!
　　1970年。王震曾兩次托人寫信給談家楨，約他一起到全國各地考察育種工作。談家楨欣喜地把信交給了當時的復旦大學黨委，結果卻是不予理睬。
　　可是不久，那些人卻又主動找上門來，又是“請教”，又是“指點”，圍著團團轉。這是怎么回事兒呢?原來，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看到這樣的報道：用微量電刺激棉花植株，據(jù)說可以使棉纖維的長度增加，從而使普通棉花轉化成長絨棉。對遺傳學一竅不通的姚文元。居然寫下了如下“批示”：“要通過電刺棉花走中國遺傳學發(fā)展的道路。”于是乎，忙壞了一班人，又是開現(xiàn)場會，又是搞展覽會，又是找人寫捧場文章。但是他們發(fā)現(xiàn)，捧場者中，唯獨沒有遺傳學家。于是，便想找談家楨當吹鼓手。
　　談家楨沒有昧著科學家的良心去參加他們的“拉拉隊”。所謂電刺棉花熱鬧了一陣子，也就化為泡影。
　　這時，又有人遠道而來，找談家楨了：四川的某人把棉花與蓖麻雜交，搞什么“有色棉花”。 　　這件事又吹起來了。
　　談家楨專程來到四川，在那里“學習”了兩個月，他看不出什么科學依據(jù)。然而，那位試驗者卻是一位在當時不可一世的“火箭式”人物，有著“中央候補委員”、“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頭銜。此人明知自己的試驗沒有科學根據(jù)，卻硬要在自己所寫的“論文”上添上談家楨的名字。他想，一旦加上了談家楨的名字，在《植物學報》上一發(fā)表，這“談家楨”三個字便是“論文”的科學依據(jù)。這么一來，他的“政治資本”就更加雄厚了。
　　談家楨是有科學家的骨氣的。在科學上，他毫不含糊。他很堅決地對那位“中央候補委員”說：“我無功不受祿，請不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談家楨久久地感嘆：“如今，真科學不許搞，偽科學卻在中國盛行!”
　　談家楨痛心疾首。
　　就在這時，毛澤東主席在病中托王震帶來了口信。王震對談家楨說：“毛澤東主席很關心你，問這幾年為什么沒有見到你發(fā)表文章�！�
　　毛澤東的問話，勾起了談家楨的滿腹辛酸�？墒牵�當他想到自己在復旦的處境，到了嘴邊的話不得不重新咽了下去，只是托王震轉告毛澤東主席：“謝謝他老人家，我是要搞的啊!”
　　痛苦的日子，終于一去不復返了。在科學的春天里，談家楨的臉上露出了多年未見的笑容。十年浩劫，給談家楨帶來巨大的痛苦，他并不計較個人的委屈，只是痛惜新中國的遺傳研究事業(yè)遭受到挫折。他回顧歷史，深刻地用“兩落兩起”四個字來概括：新中國成立初期，受李森科的影響，新中國的遺傳學研究“落”了一次；由于毛澤東主席的親自關懷和“雙百”方針的貫徹，從“落”轉為“起”。然而，當新中國的遺傳學之花含苞待放，卻又遭“四害”霜打，從“起”轉“落”；粉碎“四人幫”之后，再度由“落”轉“起”。
　　談家楨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寬宏大量，團結許多曾經(jīng)“批判”過他的同事一起工作。他認為，那是時代造成的過錯，不應追究個人的責任。要發(fā)展祖國的科學事業(yè)，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啊!
　　談家楨不顧年逾古稀，遠涉重洋，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并訂購實驗器材。特別是在全國科學大會把遺傳工程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之后，談家楨更是夜以繼日，獻身于科學事業(yè)。
　　談家楨說：“我是一個摩爾根學派的遺傳學工作者。摩爾根學派掌握的科學事實，不僅有理論的根據(jù)，而且有豐富的實踐意義�！钡�是，他也并不否定米丘林學派，他認為應當“求同存異，百家爭鳴”。
　　談家楨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并不笨。差距雖然大，趕超有基礎。只要我們扎扎實實地前進，步子會越來越快，一定能趕超世界遺傳學的先進水平。”
　　1999年9月25日，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發(fā)現(xiàn)的3542號小行星，被命名為“談家楨星”。
　　
　　(責任編輯／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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