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理論其實是關(guān)于國家組織的方法。如果說儒家與墨家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思想學術(shù)的“顯學”，那么，法家在政治上則是獨步天下。因此，法家的慈善觀極為獨特。 　　 　　一
　　
　　法家是以“尚法明刑”為核心的學派，它因主張“以法治國”而聞名。法家提出的一整套理論和方法，為后來建立中央集權(quán)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依據(jù)，并被后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所繼承。
　　法家在歷史上一直名聲不佳，往往被看作是為當權(quán)者玩弄伎倆詐術(shù)而出謀劃策的人。同時，法家推行嚴刑峻法，司馬遷評論他們是“嚴而少恩”。盡管封建帝王后來大多標榜信奉儒家學說，但一直都是“陽儒陰法”。法家思想對實用性的追求，使之成為一種有效的治理國家的學問。當然，實用的理論必然有局限，它是
　　種工具，太過直接，這注定了它難以作為種長久的治世哲學而存在。
　　法家人物大多具有一種以身許國的犧牲精神。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說：“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向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睆倪@段話可以看到，法家人物為了國家的治平而反對韜光養(yǎng)晦的“貪鄙之為”，有一種義無反顧的偉大氣概。盡管很多法家人物最終都沒有逃脫“死亡之害”，但最終都以“仁智之行”證明自己以身許國的犧牲精神。
　　法家的實用性從它的理想就可以看出來：通過法術(shù)勢的運用，達到“中人之治”――中等智力的人也能很好地治理國家。所以，法家的理論絕對是很實用的，即使是般人也能夠把握它，并加以運用。
　　從理論邏輯上來說，法家“尚法明刑”，必然是以負面意義的人性觀作為基礎(chǔ)的。在后期法家的代表韓非那里，把人性說成是“趨利避害”。當然這是中性的，其本身并不一定為善或為惡，要視人在社會中的具體位置而定。所謂“醫(y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法家正是通過對這種人性的把握而展開自己的治國理論。法家的治術(shù)必須通過所謂的二柄――賞罰來實施，所根據(jù)的也正是這種人性觀。正因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治國需要的是法，而不是德。
　　
　　二
　　
　　法家的慈善主張至少蘊含以下兩個意思：其一，慈善是一種治理國家的工具，而不是表現(xiàn)“仁德”之類空洞概念的東西，這是法家與儒、墨二家的根本區(qū)別；其二，根據(jù)君主應該掌握治理國家的權(quán)柄的原理，慈善應該是君王獨有的權(quán)力，也就是說，慈善應該是國家政治的一部分。
　　早在法家的先驅(qū)人物管仲那里，就有“九惠之教”的慈善思想。管仲說，君主為政，主要的目的就是安定社會，教化百姓。所以君主在臨民之初，就應該“行九惠之教”：“一日老老；二日慈幼；三日恤孤；四日養(yǎng)疾；五日合獨；六日問疾；七日通窮；八日振困；九日接絕�！眱�(nèi)容幾乎包括了對所有弱勢群體的慈善救濟。管仲特別強調(diào)，慈善應該是國家的行為，國家的責任，國家應該保證這些措施的施行，例如，“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yǎng)，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xiāng)黨、知識、故人”；對于收養(yǎng)孤兒的人家，可適當免除征役；對于聾、盲、喑、啞、跛者，照例設官收而養(yǎng)之等等。這大概也可以稱為是一種福利社會的萌芽。
　　在商鞅那里，慈善是一種國家行為。他主張由政府來調(diào)節(jié)貧富：
　　“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甚至要求“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即通過國家的強制手段來促使貧者辛勤耕作，以脫出貧困。
　　韓非的說法則更明確：國君為了獲取民心，當然應該“惠民”。但是國家應該擯棄片面的“仁德”，從絕對的現(xiàn)實主義來看，這種道德的呼吁沒有意義，也沒有效果。慈善不是個人實施仁德的辦法，而是國家的一種管理工具。韓非反對用向富者征收重賦的方式來救濟貧者，因為這是剝奪勤勞者的財富，助長貧窮者的惰性，所謂“奪力儉而與侈惰也”。真正的慈善不是簡單的救濟，而應該用法的手段使民眾致力于農(nóng)耕，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真正解決慈善的問題。后世出現(xiàn)的以工代賑――通過政府工程，雇傭貧窮或受災者進行工作，以達到賑濟的效果，就是借鑒于此。
　　綜上所述，如果按照現(xiàn)在通行的慈善理念，這已經(jīng)完全不是慈善行為了。因為現(xiàn)代的慈善思想是以人與生俱來的愛心作為基礎(chǔ)的。在此，這已經(jīng)完全成為一種悖論!
　　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法家的慈善思想，因為正是在這種略顯冷酷的現(xiàn)實主義思想下，法家對于國家應該在慈善方面做什么，有了嚴格的規(guī)定。這種規(guī)定是以法的形式確定下來的，所謂“凡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它本身就代表了整個國家的意志。
　　當慈善成為政治的一部分，也許正是對慈善本身的否定，不過在這個時候，“慈善”可能更有效率!
　　盡管漢代的儒生將秦亡的原因歸結(jié)為法家制定了“暴法”，其中賈誼的《過秦論》最為著名。而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儒生更是形成了一種公論，即法家導致了秦朝的崩潰。這種看法后來一直延續(xù)。但是透過法家思想表面的冷酷，或許也可以看到法家思想家為設計國家治平方略的拳拳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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