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靜安（王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先秦諸子系年》）矣。 ――陳寅恪 　　君書體大思精，惟當于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蒙文通
　　一生為故國招魂。――余英時
　　
　　1990年8月30日晨，臺北大風雨。9時許，錢穆于臺北杭州南路新遷寓所去世。
　　9月2日，遠在北京的馮友蘭向臺北錢穆家中發(fā)唁電一封。
　　3個月后，11月26日晚，馮友蘭病逝在北京友誼醫(yī)院。
　　錢、馮同生于1895年（錢，7月30日；馮，12月4日），均享年96歲。國學大師中得此遐齡的還有梁漱溟，比錢、馮二人長兩歲，于1988年去世。
　　隨著三位世紀學人的相繼歸于道山，生于19世紀的民國一代國學大師，已全部隱入歷史。中國近代史上一代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發(fā)揚光大的“國學”，由此衰頹不振。海內(nèi)外知識界輿論一時嘩然，稱梁漱溟為“最后一個儒家”，稱錢穆為“最后的國學大師”。
　　
　　父死而子不能送終
　　
　　如果把催動“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稱作“千年之大變局”中思想文化之變的揭幕人，那么，梁、錢、馮三位，則可以被視作這變局的落幕人。
　　梁、馮二人后半生雖歷經(jīng)坎坷，但畢竟晚年得享天倫，有家人侍養(yǎng)送終。相比之下，錢穆臨終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慘”二字形容。
　　錢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陸。1990年9月2日，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次子錢行、三子錢遜，長女錢易、幼女錢輝遂申請赴臺奔喪（長子錢拙于20世紀80年代患癌癥去世），參加9月26日在臺北舉行的公祭。但由于兩岸關系的原因，遭到拒絕。臺灣當局甚至以“公開宣布脫離共產(chǎn)黨”為條件要挾錢穆的胞侄錢偉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無奈之下，錢氏子侄只好趕赴香港，參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亞書院舉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終”，對于以慎終追遠為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場人間悲劇。
　　1949年春，解放軍攻下徐州。錢穆應香港華僑大學之邀，赴廣州任教。不久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同年秋，錢穆隨華僑大學遷至香港。在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學院，為籌措經(jīng)費，于1950年冬赴臺北。從此，錢穆就開始了孤懸海外、與家人音訊阻隔的后半生。
　　這樣一種晚景凄涼的滋味，恐怕只有類似經(jīng)歷者才能體會尤深。
　　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有這樣一段內(nèi)心獨白：
　　余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書，此乃�？M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為外人道。余每念畢生苦學，勤讀勒寫，始終一書生，若無變。然國事則始終在大變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長者，已近望七之齡。余三子兩女，最幼者已逾四十。然三十年來，如居異世，音訊難通。凡余《八十憶雙親》文中語，三十年前在大陸，亦無暇與彼輩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輩而已。然彼輩何日能讀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響如何，今已無可懸揣。然余之一生，憶往則無人可語，思后則無事可準，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對此文中一切人與地，無一面一履之緣。亂世人生，生命則限于個人，生活則限于夫婦，余非當前一實例乎。
　　胡美琦是錢穆的第三任妻子，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鳳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美琦先就讀廈門大學，隨家避難赴港，在新亞學院求學一年。后至臺灣，任職臺中師范圖書館。錢穆在臺北驚聲堂講演時被屋頂落下的泥塊擊中頭部，胡請假到醫(yī)院陪護；錢轉(zhuǎn)至臺中休養(yǎng)后，胡下班之后就去照顧錢的飲食起居，遂產(chǎn)生“師生戀”，于1956年締結(jié)連理。胡美琦小錢穆30多歲，對錢穆在大陸人生歷程自然如同隔世。
　　《八十憶雙親》一書，成于錢穆80歲生日前夕，即1975年7月。
　　85歲之后，兩岸關系偶有松動，但40年間，錢穆與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別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長則月余，短則一周。地點則在香港。其情景頗讓人聯(lián)想到監(jiān)牢探視。
　　
　　1949年的選擇
　　
　　與同時代人一樣，錢穆一生都處于一場大變局中。變局中的人常常需要進行選擇，作為以教書讀書為立身之本的書生來說，其個人選擇對時局的變換并無大的影響，更不可能具有操縱之能力。但往往就是這些個人選擇，改變了之后的人生軌跡。不同的選擇，命運迥異。1949年的錢穆就是這一寫照。
　　1949年，對于所有有選擇能力的人來說，都面臨一次重要的人生選擇。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撰寫的1949年新年獻辭《將革命進行到底》中說道：
　　現(xiàn)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在全國范圍內(nèi)建立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以工農(nóng)聯(lián)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yōu)檎嬲�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統(tǒng)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nóng)業(yè)國變?yōu)楣�業(yè)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yǎng)好創(chuàng)傷的機會，然后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F(xiàn)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尖銳地擺著的問題。兩條路究竟選擇哪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對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
　　到了1949年8月，毛澤東針對美國國務院關于中美關系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tǒng)的信，分別于14日、18日、28日為新華社撰寫了5篇評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chǎn)》。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zhì)，批評了國內(nèi)一部分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對于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在第一篇評論中，錢穆就被點了名：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shù)百萬區(qū)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于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shù)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
　　對于那些“走到反面”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隨后的《別了，司徒雷登》中也做了舉例說明：
　　許多曾經(jīng)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錢穆在1949年的個人選擇如下：
　　當他接到華僑大學聘函決定暫避之時，江南大學創(chuàng)辦人、無錫商人榮德生勸他不要走。錢穆對榮的為人十分敬佩，“凡屬無錫人，在上海設廠，經(jīng)營獲利，必在其本鄉(xiāng)設立一私立學校，以助地方教育之發(fā)展。即德生一人可例為證�！薄坝嗨礁Q其個人生活，如飲膳，如衣著，如居住，皆節(jié)儉有如寒素……其日常談吐誠懇忠實……乃儼若一不識字不讀書人，語語直吐胸臆，如見肺腑�！奔幢闳绱�，錢穆并沒有聽從榮德生的勸告。
　　錢基博雙胞胎的弟弟錢基厚也勸錢穆不要離去。兄弟二人與錢穆同譜不同支，錢穆通常稱錢氏兄弟為叔，基博子鐘書又稱錢穆為叔。錢基博還是錢穆在無錫省立第三師范時的同事。他對錢氏兄弟非常敬重，“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錢基博字）。”然而錢基厚雖然多次力勸，錢穆堅拒。
　　為了避免爭論，錢穆臨走之時只說乘春假去旅行，為了給大家留下這樣的印象，學校里他的床鋪、書籍都原封不動。像《莊子纂箋》、《湖上閑思錄》等書稿，也準備到達香港后，再讓同住的學生寄過去。錢穆南渡沒有攜妻帶子，是否也因為行動機密不得而知。
　　路過上海，江南大學同事、也是無錫同鄉(xiāng)許思遠知道他要離去，說，你暫時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時局穩(wěn)定下來，我們再在這里相見。
　　到了廣州，錢穆在街頭遇到了老朋友張曉峰，張告訴他準備去香港辦一所學校，已經(jīng)約好了謝幼偉、崔書琴。這次偶遇，錢穆恐怕根本沒有想到，竟是他拋妻棄子、永離故土的開端。
　　之后，錢穆先去嶺南大學訪陳寅恪，邀請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絕。
　　又去鄉(xiāng)間訪熊十力，十力亦無意離開大陸。
　　又給在重慶的梁漱溟去信邀請赴港，梁沒有回復。
　　再到中山大學見楊樹達，但是楊決定離粵返湘。
　　錢穆描述當時勸人離去的情形說，“如此之類，難以縷舉�！庇纱烁锌�：國家遭此大變，但距抗戰(zhàn)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耙嘧C當時一輩知識分子對共黨新政權(quán)都抱與人為善之心。”
　　無奈之下，錢穆于當年秋隨僑大遷回香港，同行者僅僑大同事趙冰夫婦。
　　
　　青少年時期的革命沖動
　　
　　在大變局的時代中，完全做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純粹讀書人，似乎是一種奢望。但是，錢穆走過了一條從革命沖動到冷眼變局的曲折心路。
　　錢穆7歲入私塾，10歲進果育學校接受新式教育。時值1905年。
　　從錢穆的自述中，我們可以看到，1905年至1911年這段時間內(nèi)的思想轉(zhuǎn)變，對錢穆的人生觀和以后的治學思想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果育學校的體操老師錢伯圭是一位革命黨人。一天，他拉著錢穆的小手問道：“聞汝能讀三國演義，然否？”“余答然。伯圭師謂：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tài)。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后正該學他們。余此后讀書，伯圭師此數(shù)言常在心中。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yōu)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nèi)。而年方十齡，伯圭師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從此74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八十憶雙親》）
　　當時，在新式學校中的教師中受時代潮流的影響，類似錢伯圭這樣的革命教師很多，錢穆無形中受他們的影響，在青少年時期，曾經(jīng)一度也有過革命的沖動。 但最后，他并沒有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是轉(zhuǎn)入歷史研究。在學術(shù)研究上，也走向了與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化革命的時代潮流相反的道路。
　　1912年春，因“鄉(xiāng)閭未靖，不忍又遠離”，“亦無從籌學費”，錢穆遂在兄長的安排下，停止學業(yè)，到七八里外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職。開始長達80年的教讀生涯。
　　
　　由革命轉(zhuǎn)向“招魂”
　　
　　1913年，錢穆以沒有上大學讀書為憾，看到北京大學招生廣告，曾準備報考北京大學，但是不知何故沒有結(jié)果。但為準備考試勤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前者為必考書目，后者為北京大學教科書。這就是錢穆自學的開始。當時，他已經(jīng)每月必看陳獨秀主編的新文化運動的代表刊物《新青年》雜志，但是，面對洶涌而至的新思想、新思潮，他卻決心重溫舊書，堅持不為時代潮流裹挾而去。
　　究其原因，其弟子余英時在《一生為故國招魂》的紀念文章中說，1910年，梁啟超在《國風報》上發(fā)表《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提出“中國不亡論”。這在少年錢穆的心靈上激起巨大的震動。他深深為梁啟超的歷史論證所吸引，由此轉(zhuǎn)入歷史的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jù)。
　　深具懷疑精神的錢穆很快發(fā)現(xiàn)了史學界的問題所在：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劉師培還是胡適等，中國人研究中國歷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襯托。解決中國問題，或者全盤否定然后全盤西化；或者認定西方現(xiàn)代的基本價值觀念如民主、民權(quán)、自由、平等、社會契約等，在中國早已有之，這才是中國的“魂”，不過湮沒已久，必須重新發(fā)掘；或者干脆主張漢民族西來說。不過，梁啟超、章炳麟、《國粹學報》派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錢穆實有支配性的影響。他深信中國文化和歷史自有其獨特的精神。特別是面對史學界的“革新派”，他大膽地提出要運用傳統(tǒng)考證學的精密考據(jù)手段，去發(fā)現(xiàn)中國歷史的“真相”。
　　這種學術(shù)觀的形成，其實隱含著錢穆人生觀的定型。其在故紙堆中徜徉日久，精密的考據(jù)功夫突飛猛進，雖遠離北平、上海等學術(shù)重地，卻一躍而起，成名于無錫的鄉(xiāng)下。這進一步使他確信中國的希望在歷史中，而不在現(xiàn)實的革命中。
　　被顧頡剛推薦到北大以后，錢穆開始進入更廣泛的歷史研究。
　　北京大學的中國通史課，分門別類，分聘北平史學界各斷代史專門史教授，合起來稱通史。錢穆認為這樣一來不能上下貫通，于是獨排眾議，獨自承擔北大“中國通史”的教學。當時有人認為教學有難度，提出錢穆負責前半部分，陳寅恪負責后半部分，錢堅拒。這是錢穆系統(tǒng)地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的開端。余英時比喻為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招魂”。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在抗戰(zhàn)前夕寫成。這時中國又面臨另一次“亡國”的危機。
　　1939年，錢穆剛剛寫完《國史大綱》，昆明屢屢遭到日機空襲，于是他就離開了西南聯(lián)大，歸蘇州探母，然后赴成都，任流亡的山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他走后，聞一多便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大罵他“冥頑不靈”。這大概與錢穆后來在成都兩獲蔣介石召見并應蔣的邀請赴重慶為中央訓練團講演有關。蔣介石在重慶命國立編譯館主編宋元明清學案簡編，讓錢穆負責清代部分。錢穆對此非常感動，認為蔣公以國士待之。但錢穆對聞一多罵他并不感到奇怪，他說：“凡聯(lián)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
　　
　　國學之魂何時歸？
　　
　　錢穆死前曾有遺囑：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陸故鄉(xiāng)――編者注），也要葬回去。為了完成錢穆魂歸故里的遺愿，錢夫人胡美琦將丈夫的靈骨一直安放在臺北永明寺，等待著歸葬大陸。
　　1991年兩岸關系終于開始松動。
　　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書樓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錢穆的秘書）的陪同下，護送靈骨由臺北經(jīng)香港飛上海，于傍晚到達蘇州。
　　1月8日，在靈巖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會。當晚，靈骨被運到西山入室。
　　錢穆一生著述54部，計1700多萬字，這包書是從這些著作中選出的14種。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論語新解》、《國史大綱》、《新亞遺鐸》、《朱子學提綱》、《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論衡》、《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文化史導論》、《理學六家詩鈔》、《莊老通辨》、《中國文學論叢》、《雙溪獨語》、《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等。
　　國學大師魂歸來兮，而國學之魂何時也能歸來呢？
　�。ㄕ�自《國學大師之死：百年中國的文化斷裂》，同道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定價：25.00元。小標題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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