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黃皮書”，不由將人的思緒帶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那個精神糧食極度匱乏的年月，一套黃色封皮，上面印有“內部發(fā)行”字樣的書籍，成為許多人尋覓、傳閱的珍寶，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羅米修斯，帶來異域之火照亮了他們的精神生活。在那些書中，俄蘇文學作品占了相當比例，其中一些后來曾以公開發(fā)行的方式一版再版，有的如今已被公認為文學史上的經典。那些作品曾直接影響了新時期文學的孕育、分娩和成長，是中俄（蘇）文學交流史上一段離奇而重要的往事。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們仍然在很多作家的回憶著作和文章中，不斷看到這些名字：《人、歲月、生活》、《帶星星的火車票》、《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它們和青春、地下閱讀、思想解放等一些詞連在一起出現(xiàn)，并未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然而，關于“黃皮書”的講述，基本上都是個人性的、零散的，尚未見到較為全面的介紹，對于其來龍去脈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
　　張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來，一直就職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雖然入社時“黃皮書”出版工作已結束，但多年來他用心搜求、多方了解，對“黃皮書”的出版過程已有相當?shù)恼莆铡?
　　
　　“內部發(fā)行”帶來
　　“神秘”色彩
　　
　　記者：近年來，一些作家、學者常常在回憶文章中提及“黃皮書”的事情，還有一些學者想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卻苦于資料難覓，不得其門而入。據傳，您是國內收集黃皮書較多的人，與參與“黃皮書”出版的一些前輩也多有接觸，能否先簡單介紹一下“黃皮書”的概況？
　　張福生：所謂“黃皮書”，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內部發(fā)行”的圖書中較為特殊的一種。由于其封皮用料不同于一般的內部發(fā)行書，選用的是一種比正文紙稍厚一點的黃顏色膠版紙，故而得了這么一個名副其實的俗稱。也有一些書雖未采用黃色封皮，但人們也把它們歸入“黃皮書”的行列，這個后面再詳細解釋。
　　“黃皮書”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內部發(fā)行”字樣，有的書中還夾著一張長一寸、寬二寸的小字條：“本書為內部資料，供文藝界同志參考，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遍_本有三種：小說一般為小32開，理論為大32開，詩歌為小32開本。
　　60年代初“黃皮書”問世時，每種只印大約900冊。它的讀者很有針對性：司局級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這就給它增添了一種“神秘”色彩。據當年負責“黃皮書”具體編輯工作的秦順新先生講，他曾在總編室見過一個小本子，書出版后，會按上面的單位名稱和人名通知購買。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任副總編輯的李曙光先生也說過，這個名單是經過嚴格審查的，他參與了擬定，經周揚、林默涵等領導過目。俄蘇文學的老編輯程文先生回憶說，他在國務院直屬的對外文化聯(lián)絡委員會工作時，具體負責對蘇調研，所以他們那里也有一套“黃皮書”，閱后都要鎖進機密柜里。
　　記者：“黃皮書”的出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什么時候結束的？
　　張福生:“黃皮書”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間集中出版了一批“黃皮書”，其中如小說《苦果》（1962）、詩歌《人》（1964）、劇本《德聶伯河上》（1962）、理論著作《蘇聯(lián)文學與人道主義》（1963）等。第二個階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結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間出版了一批，但這時“黃皮書”已經“名不副實”，一些書的封面改為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間》（1971）、《白輪船》（1973）、《濱河街公寓》（1978）等。
　　
　　誕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記者：作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黃皮書”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xiàn)的，具體的背景如何？
　　張福生：從這套書的出版年代和書目不難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誕生的。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出版界的前輩、“黃皮書”最初的負責人孫繩武和秦順新等先生。他們說，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蘇關系逐步惡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爭。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國家級文學專業(yè)出版社，為“反修”工作服務是責無旁貸的。根據當時蘇聯(lián)文學界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描寫戰(zhàn)爭、人性論、愛倫堡文藝思想等，出版社確定了一批選題，列選的都是在蘇聯(lián)或受表揚或受批評的文學作品。
　　這個問題，我也曾問過《世界文學》的老領導陳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講了許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僑飯店跨年度地開了一次文化工作會議，當然透露出來的是比中宣部周揚更高一層人物的精神。會后周揚找一些人談話，講要出版反面教材，為“反修”提供資料。這是很明確的，但沒有正式文件。
　　陳冰夷先生告訴我：“這個會議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學》編輯部的名義，出版了‘世界文學參考資料專輯’，書名叫‘蘇聯(lián)文學界最近時期重大爭論’……”后來，我找到了陳冰夷先生講的專輯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爭論文章，278頁。封面上印著“內刊部物?專供領導參考”。這里顛倒了一個字，應為“內部刊物”。封底沒有定價，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編”的字樣。
　　從陳冰夷先生的談話感覺，他認為這是“黃皮書”“來龍去脈”的“來龍”。就“來龍”問題，我問過許多老前輩，因為沒有文件，大家都說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認為陳冰夷先生的這個說法合乎實情，是可信的。
　　
　　“文革”前的“黃皮書”出版
　　
　　記者：“文革”前，以“黃皮書”的形式出版了哪些書？
　　張福生：“文革”前出版的應包括小說：《苦果》（1962）、《人、歲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與死者》（1962）、《帶星星的火車票》（1963）、《解凍》（1963）、《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1963）、《索爾仁尼津短篇小說集》（1964）、《戰(zhàn)爭與回聲》（1964）、《蘇聯(lián)青年作家小說集》（上、下，1965）、《軍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鈴鐺》（1965）、《艾特瑪托夫小說集》（1965）等，大約近20種。
　　詩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他》（詩集，1963）、《焦爾金游地府》（1964）等幾種。
　　劇本：《德聶伯河上》（1962）、《伊爾庫茨克故事》（1963）、《保護兒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風雪》（1963）等約10余種。
　　還有一批文藝理論著作：《蘇聯(lián)文學與人道主義》（1963）、《蘇聯(lián)文學中的正面人物、寫戰(zhàn)爭問題》（1963）、《蘇聯(lián)青年作家及其創(chuàng)作問題》（1963）、《蘇聯(lián)一些批評家、作家論藝術革新與“白俄表現(xiàn)”問題》（1964）、《人道主義與現(xiàn)代文學》（上、下，1965）、《戲劇沖突與英雄人物》（1965）等，約13種。這些理論書很少被人們提起，其實它們是“黃皮書”極重要的組成部分。
　　列入“黃皮書”系列的除了蘇聯(lián)文學作品外，還有其他國家的幾本書，數(shù)量不多。
　　記者：“黃皮書”的出版書目是怎么選定的？
　　張福生：秦順新先生告訴我，孫繩武先生當時全面負責這套書，他對送來的每一期《進口圖書目錄》都仔細閱讀，挑選出一些蘇聯(lián)當時最有爭議或得獎的圖書訂購。那時編輯部也訂了許多蘇聯(lián)文學雜志和報刊，如《文學報》、《旗》、《星》、《十月》、《新世界》、《我們同時代人》等。大家分頭閱讀，提出建議，最后由孫繩武先生批準。
　　
　　重新啟動到畫上句號
　　
　　記者：“文革”中后期，“黃皮書”的出版工作是怎樣接續(xù)起來的呢？
　　張福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黃皮書”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斷了。再重新繼續(xù)出版，已經是“文革”中期的1971年。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批從干校回來工作的俄蘇文學編輯王之梁先生講，1971年遵照周總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組建，恢復工作。當時發(fā)生了三島由紀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確指示盡快出版三島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學出版社就以“內部書”的名義出版了三島的4部作品。
　　隨著出版社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軌，“黃皮書”又開始重新上馬。當初，這套書是從“反修”開始的，時隔數(shù)年，尤其是1969年又發(fā)生了“珍寶島”事件，此次則在“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旗幟下重新啟動。但這時“黃皮書”已經“名不副實”，一些書的封面改為了“白皮”、“灰皮”。出版者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除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外，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相繼加入進來。
　　記者：“黃皮書”的出版是在什么時候畫上句號的？
　　張福生：20世紀70年代末出版的《岸》、《濱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屬“內部發(fā)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漸漸失去，“黃皮書”的歷史使命到了結束的時候。隨著全國各地出版社恢復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轉移到解決“書荒”的問題上，許多過去應列入“黃皮書”的作品逐漸可以公開發(fā)行了。
　　
　　可以流傳久遠的佳譯
　　
　　記者：您怎么看待出版“黃皮書”這段特殊的歷史？
　　張福生：這段歷史在中國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蘇）文學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們有時候覺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國人對外國文藝的了解完全中斷了，但實際上并不是，還有“黃皮書”這根線斷斷續(xù)續(xù)連著。這是無法跳過去的一段歷史。
　　記者：你認為“黃皮書”給后人留下了什么？
　　張福生：作為后來的俄蘇文學編輯，我對“黃皮書”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種“好奇心”外，更多的是欽佩這批書的譯文質量。應該說，“黃皮書”的譯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難想象，在那么緊迫的時間里，那樣濃重逼人的政治氣氛中，他們需要怎樣的一種精神，才保證質量地完成了這樣艱巨的任務。
　�。ㄕ�8月23日《中華讀書報》，標題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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