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巨變之一。早在19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之年，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就在他的歷史哲學名著《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預言：“未來的強國，首先是中國。它憑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遺產和地理位置，也許在不太遙遠的將來，成為政治事件的中心。”而與之雙峰并峙的英國歷史哲學大師阿諾德.湯因比，則在20世紀70年代一再預言中國的崛起：“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都按西方的意圖統(tǒng)一起來了�？峙驴梢哉f，正是中國肩負著不只是給半個世界而且是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tǒng)一與和平的命運。世界統(tǒng)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一點上，現(xiàn)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
　　中國“崛起”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背后的深層意義是，若這種崛起僅僅停留在經濟的層次上，那等于是辜負了世界歷史對中國的企盼。中國必須在文化上“崛起”，在一個全新的基點和視野上，全面復興其傳統(tǒng)文化，并進而以這一文化根基處的“獨特思維方式”影響全世界，并最終與世界各國一道，沖出目前深刻的全球生態(tài)、社會、人文危機的泥潭，使世界獲得“久覓不得的政治統(tǒng)一與和平”。
　　歷史呼喚著中國，呼喚著中國的文化復興！
　　
　　中國文化復興的體制瓶頸
　　
　　每當我向大學本科生、在�；蛟诼毜难芯可鷤�，全文引述14~17世紀以來東西方著名思想家、學者、作家如利瑪竇、伏爾泰、萊布尼茨、魁奈、歌德、席勒、卡萊爾、愛默生、梭羅、雅斯貝爾斯、湯因比、泰戈爾、辜鴻銘、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錢穆等人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充分肯定，對中國現(xiàn)狀以及未來命運的一系列精辟論斷，并進一步發(fā)揮為21世紀中國文化“崛起”之論時，能容納兩三百人的大學講堂的聽眾席中，總是掠過一陣陣嘖嘖稱奇的驚嘆之聲。
　　我總是以這樣的提問結束這堂課：“歷史如今把最大的機遇給予了中國人，但是，中國人眼下的才學、膽識、品德，足以擔當這一歷史重任嗎？”聽眾席再次掠過一陣陣深重的嘆息！
　　下課以后，很多學生圍住我發(fā)問：“為什么這么多古今中外精辟而富有預見的學術見解，在我們以前的課堂上卻根本無從聽到？”我正言以告：“因為你們所接受的是殘缺不全的歷史教育、無人文精神貫徹的人文教育、粗淺浮躁的高等教育！”
　　孔子嘗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比缃駠�人正熱衷于探討“中國文化的傳播能力”、“中國的軟實力”，但值得深思的問題是：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至少在人文社科領域，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出具有世界影響的哲學家、歷史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巨匠式的學者，以及舉世尊崇的、具獨創(chuàng)性的人文思想體系？大批的人文學者主要依靠翻譯、介紹、消化西方當代人文社科思想為生，在如此局面下，除了在某些電影節(jié)、藝術節(jié)上販賣一些中國民俗舊貨以外，如何能令世人將尊崇的目光投向中國，投向這個直至17世紀末仍居世界經濟文化前列的、擁有5000年以上綿延不絕的輝煌歷史的文明古國？
　　決定一個民族文化實力、文化面貌的，是教育、學術、傳媒三大文化體制。目前中國的文化復興，在這三大文化領域遭遇著巨大的思想瓶頸與體制瓶頸。
　　首先，在教育觀念、教育模式、教育體制上，急功近利的應試教育模式，讓考試分數(shù)死死捆住教師、學生、家長的手腳，使教師根本無暇以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作為教育藍本，對學生進行深入細致的人文主義、理性主義培養(yǎng)、教育。由于無法訓練每一個中國人獨立審慎地判斷和行動的能力，這一“人文主義的理性缺失”，不僅造成中國學生、家長、教師巨大的生理、心理負擔，更造就了一個浮躁無序、盲目投機、極具風險的社會。
　　愛因斯坦曾批評說：“學分制令學生膚淺�！币粋�美國大學生修滿80多個學分即可畢業(yè)，中國大學生卻必須修滿160多個學分！中國被舉世尊為“最具歷史感的民族”，可眼下大中小學以及研究生的教學大綱中，充斥著各種“魔鬼訓練營”式的枯燥習題練習，還有蕪雜淺俗、過目堵心的教材、各種根本背離實際操作情形的“實用技藝”。尤其是大學教育，能真正培養(yǎng)一個人獨立分析、判斷、抉擇的人文主義內容微乎其微，在一種片面強調“專業(yè)化和實用化”的、急功近利的、支離破碎的教育模式、學術模式和思維模式下，大學生們在雜亂無章、深淺不一的眾多蕪雜課程之間門門混個及格，根本無從分辨每一學科的價值預設、根本原理與實用技術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只能懷抱著一些浮光掠影式的空泛印象，盲目地投入一個異常紛繁復雜、競爭空前激烈的社會。
　　
　　在“應試教育”模式的擠壓下，學生把寶貴的時間全部用來練習那些考試一結束即可完全置之腦后的各種“高分訣竅題”，他們的心靈的成長、人格的完善、學識的增進，完全被考試分數(shù)死死捆住，無從伸展；在這種教育體制和教育模式下，學生根本無法油然產生對本民族優(yōu)秀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敬仰、鉆研、繼承、傳播之心，也難以從根本處、精妙處吸收外來文化、西方文化的優(yōu)長，最終更無法認清并承擔每一個人身上應當承擔的繼承、發(fā)揚、傳播、創(chuàng)造優(yōu)秀文化的社會責任、歷史責任！
　　其次，在學術管理體制上，目前妨礙中國文化崛起、文化奮進、文化創(chuàng)新的最大障礙，來自于目前通行于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一種事事處處以數(shù)量標準衡量一切的學術管理體制。
　　稍通學術者都還記得這句千古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钡�中國許多大學的學術管理部門，半年就要求學者報告一次所發(fā)表的專著、論文，并以此評定這位學者的薪酬！如此，誰還能安靜做學問，全都去匆忙炮制那些發(fā)表以后即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學術贗品、學術垃圾，而一些所謂“核心”期刊的編輯便據(jù)此收受賄賂，大搞學術腐敗。
　　這其中，尤以發(fā)表論著的數(shù)量、發(fā)表論文的雜志規(guī)格，而不以論著本身的質量為基本評判標準的學術評價體制 （比如CSSCI論文統(tǒng)計源），實乃不合理。這種依照標準化工業(yè)生產模式建立起來的學術模式，實際上是把一個民族的文化生產力、創(chuàng)造力、想象力、審美力、道德力、傳播力、影響力乃至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全給窒息死了�？鬃釉唬骸笆甲髻刚�，其無后乎！”在“CSSCI”體制的擠壓下，學者們無心鉆研學術，全部精力用來拼湊論文并爭取發(fā)表，不僅使學術腐敗橫生，更令教師的學術威望掃地以盡！
　　常言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蹦壳皩W術管理體制的最大弊病，在于各級學術管理部門熱衷于大搞特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盲目追求擴大規(guī)模、奪取錦標、搶奪資源，美其名曰“引入競爭機制”，實則是浪費國家寶貴的物質資源和人才資源。為了爭取國家對重點基地、重點學科、重點項目的投資或應付層出不窮的各種考評、驗收，各級大學管理機器，役使著大批學者，圍繞那些“重點”團團亂轉，制造出一批批堆積如山的“學術垃圾”，不斷遭到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內的國際頂尖學人的譏評卻樂此不疲，致使當代中國學者，連連發(fā)出“仿古”哀嘆：“中國之大，竟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往昔日寇侵華，學子投筆從戎，如今國泰民安，學者竟然不能安心做學問、教書育人，學術生產力、文化生產力根本無法獲得解放。目前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是中國漫長學術史上空前絕后的，必須引起全民族的警覺和最高領導層的關注！
　　清代學者阮元嘗云：“學術盛衰，當以百年前后論其升降焉�！惫P者以為，百年前后之升降，尚嫌不足，現(xiàn)如今僅僅半年即妄自評定學者之優(yōu)劣！余正讀清末大儒孫詒讓（1848－1908）積30年之功撰成之230萬字、洋洋86卷之巨著《周禮正義》，孫詒讓為著此書，常年不出“玉海樓”書房，才撰成此一“持論宏通、斷制精確”的總結性、里程碑式的經學巨著，若依當今數(shù)量主義的標準衡量，孫先生一定是“不合格”！
　　學術是一個民族的最高精神堡壘，也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最強大后勁，更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最深根底。遠有國家“首席院士”對“非典病毒”的誤判而貽笑國際學界的案例，近有榮獲全球僅幾人具此資格的德國“洪堡學者”稱號的中科院的青年科學家，因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不夠”而被迫調動工作并抑郁自殺。
　　其實最可怕的，就是“獨斷論”、“一刀切”式的行政管理模式在始終作祟。個別大學、科研機構，迎此逆流而上，堅持“一本書主義”，即以一本或幾篇論著的質量，作為衡量一個學者理論素養(yǎng)、知識視野以及學術水平的基本標準，這種不以數(shù)量而以學術質量評定學者水平的合理方式，簡便易行，若能暢行堅持，必能使中國學術起死回生。
　　再次，在傳媒體制上，片面強調利潤、票房、收視率、市場份額、廣告收益的所謂“傳媒經濟學”思維，將圖書、報刊、影視、音像、網(wǎng)絡等媒介的社會責任置之腦后，一味靠惡俗的“暢銷書”、“商業(yè)大片”、“娛樂節(jié)目”來吸引眼球，使全國巨大的圖書、報刊、影視、音像市場被幾個“各領風騷沒幾天”的流行產品統(tǒng)治，一旦“風光不再”，這些產品就大量積壓庫房，無人問津，造成中國文化產業(yè)的巨大損失。異軍突起的網(wǎng)絡傳媒，更是把大海狂潮一般的信息堆積在大眾、小資、中產階層面前，迅速淹沒、替代了原先大眾傳媒已然十分突出的低俗乏味的同質化產品，使整個文化市場呈無序競爭的態(tài)勢......省略，歡迎交流。）
　　責編：譚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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