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漢學源遠流長，異彩紛呈。歷代歐洲漢學家的學術成果，涉及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文化和經濟社會多方面內容，至今仍對歐洲主體社會認識和研究中國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入門和奠基作用。
　　從13世紀末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遠涉重洋，以“世界一大奇書”《東方見聞錄》揭開元帝國神秘的面紗，到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利馬竇等人率先以拉丁文翻譯中國的《四書》《五經》，向西方推介孔子的儒家學說，到法國文豪伏爾泰醉心地將中國京劇《趙氏孤兒》改編成五幕話劇《中國孤兒》，在巴黎上演，都有漢學家的功勞在里面。幾年來，與歐洲的漢學家接觸得越來越多，來往得越來越密切，切實感受到歐洲漢學家對中國的情感和他們在中國漢語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所作的努力與貢獻。
　　
　　歐洲漢學家是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的雙向橋梁
　　
　　雪后的冷雨中，穿過開闊而碧綠的草地，走進明黃色古堡式的波恩大學漢學系大樓，迎面撲來的濃郁書香和親切的漢語問候，使我們感到格外歡悅與溫馨。
　　顧彬（Wolfgang Kubin）先生，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中等身材，花白頭發(fā)，步履穩(wěn)健。棱角分明的臉龐，透出凝重而堅毅的神情。他用厚重的大手與我們緊緊相握，隨后逐一介紹了自己的年輕同事與助手，包括一位中國的合作伙伴，來自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教授王平女士。顧彬先生以渾厚而略帶沙啞的喉音，吐出了清晰的漢語，介紹了波恩大學的漢語言文化教學和研究成果。
　　波恩大學成立于1818年，大學的東方語言學院建于1904年，而漢學系則是1954年從東方語言學院分立出來的。目前，該系與大學的中文系合作，共同培養(yǎng)通曉漢語言文化的人才。中文系重在培養(yǎng)漢語翻譯專業(yè)本科生，漢學系重在培養(yǎng)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兩系學員共計500余人。顧彬教授和他的助手除了培養(yǎng)學生外，還辦了兩種介紹中國語言文化的學術期刊《袖珍漢學》和《當代亞洲文學》，并且編撰出版了10卷本的《中國文學史》的前4卷。他們還把臺灣省出版的畫冊《臺灣故宮國寶展》，從繁體漢字譯成德文，在德國孜孜不倦地傳播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何謂漢學？人們對有些看似非常熟悉的概念了解得還不是很確切。一般而言，國外稱漢學為Sinology，Sino指“秦”，以歷史朝代指稱中國�！独饰漠敶�高級英語詞典》對“漢學”的定義是：“對中國的語言、歷史、文學等方面的研究�！�
　　中國學術界對Sinology譯為現代漢語的稱謂，目前有兩種意見，一種稱“海外漢學”，指國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歷史的研究；另一種認為應稱為“中國學”，即國外對歷史和當代中國的研究。
　　海外漢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有明顯區(qū)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歷史上的海外漢學是一門以古代漢語、文學和哲學、歷史為主的學科。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海外漢學的內容逐漸拓展。目前海外漢學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漢學或中國學，是一門研究中國所有方面的學科，包括語言、文字、文學、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法律以及其他社會生活，囊括中國方方面面的綜合性整體學科。歐洲漢學家猶如一座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的雙向橋梁，在增進中歐溝通與了解，加強中歐交流與合作方面發(fā)揮過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
　　中國學者王平教授高度評價波恩大學和顧彬教授，她說：波恩大學漢學系是華東師范大學在德國認真考察一圈后才選定的合作伙伴。波恩大學漢學系自1985年起，堅持每年邀請中國大陸學者來此訪問和授課，顧彬教授本人則每年抽出60天訪問中國，除了完成本人的學術研究課題外，還到山東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院校用漢語講授德國文學史。
　　顧彬教授在漢學系圖書館資料室與我們會談，10多個人圍坐在一張橢圓形桌邊，我們的背后四周都是擺滿各類研究中國專著的高大書架。顧彬教授還引我們參觀了他及其助手的辦公室，每間不過18～19m2，也都是四壁皆書，像是在不同的小書庫中間擺了一張辦公桌，而桌上也是疊床架屋般的古今中外有關中國的書籍，其中不乏《四部叢刊》《淮南子》、《史記》等令當代中國青年都視為畏途的大部頭中文古籍。難怪王平女士感嘆：“波恩大學漢學系的教師個個都是響當當的研究人才，埋頭苦干，以一當十。在當今整個德國漢學界都在為錢和利奔忙時，只有顧彬教授筑造的這個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象牙之塔’還卓然屹立�！�
　　不過，顧彬教授的兩位德國助教對于“象牙之塔”所可能隱含的“守舊”內涵并不認同，他們補充介紹說：波恩大學漢學系和中文系也非常重視研究當代中國，他們兩系合作每隔兩個月舉辦一次有關中國情況的演講，曾經邀請前駐華使節(jié)來此介紹當代中國經濟情況，還準備近年在校內舉辦中國電影節(jié)。
　　波恩大學與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合作項目――漢字研究資訊中心，也透射出新世紀的勃勃生機。王平女士饒有興致地為我們演示了輸入計算機的漢字數據庫，一個“房”字，牽連出北京的新老十大建筑的雄姿，故宮的三大殿，城市新民居，以至草原的蒙古包、傣家的竹樓和藏族的石屋……圖文并茂、神采粲然。王平女士不無振奮地說：德國統(tǒng)一后，波恩仍是經濟和文化中心，我們與波恩大學漢學同行有志于在此建立漢字博物館，輻射和吸引整個歐洲，以漢字為媒，介紹中國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和當代中國人民的生活變化。對此，顧彬教授頷首微笑，眼里流露出贊許和熱切的目光。
　　走出漢學系的古堡式建筑，已近薄暮，天空墨云洇染，冷雨依然，但放眼望去，門前開闊的綠茵茵的草坪，顯得更加繁茂而旺盛。
　　
　　一百年前國王說“學習漢語非常重要”
　　
　　17世紀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Fereinand Verbiest）曾來華傳教，他是康熙皇帝非常信賴的朋友和近臣。南懷仁為清朝廷制造的6件天文儀器，至今還保存在北京古觀象臺上。
　　魯汶大學漢學系主任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為接待我團訪問設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先參觀學校圖書館和漢學系資料室，并舉行小型座談，然后陪同我團拜會魯汶大學副校長，最后舉行晚宴，在高朋滿座的校辦餐廳里繼續(xù)自由交談漢語言文化話題。
　　在漢學系資料室里，陳列著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物。這是1898年比利時國王親筆寫給魯汶大學校長的信。信箋很像從學生的藍色橫格本中間的騎馬釘上摘下的連體跨頁，紙頁已經舊得發(fā)黃，但流暢的外文手寫字體卻依然清晰可辨。鐘鳴旦教授介紹說：“國王在信中寫道，中國很重要，學習漢語非常重要。”當時的國王是誰呢？應該是利奧波德二世。據史料記載，他是一位非常重視語言運用的君主，在他之前，比利時的官方語言只有法語，但佛蘭芒地區(qū)的比利時人拒不接受法語，他們堅持說荷蘭語。利奧波德二世1865年繼位后，決定荷蘭語成為比利時具有與法語平等地位的官方語言。一位百余年前的歐洲國家君主也如此關注漢語教學，這不僅映現出歐洲歷史上有遠見的政治家的戰(zhàn)略眼光，也體現了歐洲漢語教學與漢學研究的悠久傳統(tǒng)和歷史地位。
　　魯汶大學的校長先生在謙虛中透出自豪，他說：“在比利時，開展?jié)h語教學的學校，我們不是唯一的，但我們是最好的！”
　　校長的熱情和嚴謹，使我感到作為訪問團長必須認真答謝，但校長接待屬于臨時添加的項目，我在聆聽時暗暗草擬的腹稿，由誰來疏通傳送呢？漢學系教授戴卡琳（Carine Defoort）女士迎難而上，主動承擔起漢荷雙語互譯的重任。通常漢語譯成外語，時間往往多出近一倍，但戴卡琳女士譯得很快，句式簡潔，流暢的語言在我和校長之間傳遞，語速快得就像我和校長在直接交談。
　　回想海外漢學的萌芽時期，有些涉獵者往往不懂漢語，大多是來華商人或海關官員，如馬可?波羅等。也有些翻譯人員雖然懂漢語，但不是專門學者，研究中國的著述還不夠精密嚴謹。明末清初的傳教士漢學被稱為歐洲古漢學，他們的著作至今被稱為歐洲漢學的“千古不朽”奠基之作。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在明清朝廷做過官，他們能夠用漢語交流和寫作，與中國知名學者徐光啟等人來往密切。一百年前的比利時國王和今天的魯汶大學的漢學家們，為何都熱衷于漢語和漢語教學呢？在我看來，漢語和漢字是漢學或中國學的信息載體，它傳承著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歷史文化基因，積淀和躍動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與思維方式，是海外漢學家了解中華民族的基石。海外漢學家要深切了解中國，深入探究中華文化底蘊，必須不斷提高其掌控漢語言文字的水平，舍此別無他途。
　　瑞士聯(lián)邦主席為《瑞士人訪華見聞錄》親自題詞
　　馮鐵（Raoul David Findeisen）博士是瑞士人，現任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研究系中國語言文學部主任、教授。高高瘦瘦的馮鐵給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他笑盈盈地幾乎是滑動著輕盈瀟灑的華爾茲舞步朝我們走來，遠遠就伸出歡迎的手臂。
　　他接過我們代表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轉交的《外國漢學研究學者短期訪華計劃》中英文資料后，愛不釋手地翻閱著連聲贊嘆：“太好了！”
　　看到《計劃》第二條規(guī)定，要求申請人提供“本人已發(fā)表的著作和論文簡介”后，馮鐵教授迫不及待地取出了他的三個成果，一本厚厚的有500多頁的論著《論魯迅》；另外兩本書，是他與瑞士蘇黎世大學漢學家高思曼先生等人選編的，分別是《中國人訪問瑞士見聞錄》和《走近中國――瑞士人訪華見聞錄》。前者是從漢語譯成德語，以德文版面世，后者是從德語譯成漢語，以中文版發(fā)行。
　　出于曾多年從事對外出版管理工作的職業(yè)愛好，我對后兩種書特別是《瑞士人訪華見聞錄》更感興趣。這不就是我們研究外宣策略時經常探討的“借船出海”手法嗎？借用雙語互譯，向外國人介紹本國，向本國人介紹外國，外國漢學家正利用業(yè)務強項大展身手。
　　《瑞士人訪華見聞錄》一書雖然篇幅不多，只有300多頁，但是其內容的歷史跨度卻很大，它選取輯錄了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一百多年的12篇瑞士人訪華見聞，這些見聞的作者包括政府官員、記者、商人和旅游者，他們以文章、報道、消息甚至從未發(fā)表的書信，從不同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在瑞士人心目中的投影，其中不乏軍閥混戰(zhàn)、日軍侵華以及開國大典、改革開放等重要轉折、關鍵時刻的印跡。薄薄的一本書，涉及的中國地域也十分遼闊，從大西北的荒漠到新中國的首都北京，從戰(zhàn)火紛飛的南京到改革開放的特區(qū)……作者觀察之細膩，視角之獨特，感受之深切，不啻是向我們打開了一扇扇瑞士人心靈的大門，使我們活靈活現地看到了中國的發(fā)展變化在瑞士人心底掀起的波瀾。雖然作者對中國的某些詮釋，我們不能贊同或完全贊同，但是它對于我們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在于：它真實地記錄了外國人的對華心態(tài)，而這些心態(tài)正是我們加強和提高外宣針對性的客觀依據。
　　瑞士政府也十分重視這本書的編輯出版，2000年該書問世之際，恰值中瑞建交50周年，當時的瑞士聯(lián)邦主席特親筆題詞：“謹以此書慶祝瑞中兩國建交50周年。”看來，漢學家馮鐵等先生，不但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瑞士人思維習慣的歷史資料，而且也為瑞士政府制作了一本面向中國發(fā)行的瑞士外宣品呢！
　　在與海外漢學家的接觸中我也有點體會，這就是新一代漢學家正在成長起來。那么，新一代漢學家與老一輩漢學家相比有何不同？我感覺主要區(qū)別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做一比較。
　　
　　第一，新一代漢學家注重研究當代中國。如，英國諾丁漢大學明確提出，學校側重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國，為此，專門成立了當代中國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學提出：要以現代漢語為主，重在研究當代中國。為此，他們延請國內外客座教授，講授現當代中國課程，如中德關系、中國的外交政策、大陸和臺灣的關系等等。劍橋大學從中國當代《讀書》雜志和《人民日報》中選取文章進行漢語教學，該校的試題甚至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怎么提出來的” ？即使是繼續(xù)堅持古漢語教學的比利時魯汶大學，也重視與當代中國學者的交流，提出要了解當代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典籍的最新看法。
　　
　　第二，注重研究中國的經濟、法律以及其他社會問題，如移民、婦女等課題。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請前外交官開講座，介紹當代中國經濟情況。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開辦了面向經濟商業(yè)人士的“亞洲論壇”，采取收費講座和自由討論的形式介紹中國，而且辦了�？�，宣稱：“要辦成北歐地區(qū)研究中國的最好的雜志。”2004年的一期�？�，就專門介紹了我們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
　　
　　第三，注重借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jié)h學研究。如，瑞典隆德大學東方語言系羅斯教授運用中國的人民網內容進行漢語教學，要求學生讀懂人民網內的文章，并以網內有關內容為題撰寫畢業(yè)論文。羅斯先生還與他的夫人合作，共同開發(fā)了漢語教學的計算機軟件，運用于聽說讀寫訓練。牛津大學自己開發(fā)了漢語多媒體教材并向全國推廣。倫敦大學語言中心運用直接接收的中國電視節(jié)目開展?jié)h語教學。
　　荷蘭萊頓大學在圖書館內配備漢語光盤，供學生借閱。
　　
　　第四，新一代漢學家明顯年輕化了，而且大都在中國留過學。有的剛剛從中國畢業(yè)回國任教，和中國院校師生還保持著頻繁的合作關系，而過去老一輩漢學家大都是到臺灣學的漢語。
　　
　　海外漢學家與“漢語熱”交相輝映
　　
　　從對外宣傳的角度看，海外漢學家在向世界介紹和解析中國語言文化和經濟社會情況方面而言，確實無愧于學術橋梁和專業(yè)紐帶的美譽，是構筑中國國際輿論環(huán)境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響到中國在世界各國人民心目中形象的優(yōu)劣。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及傳播，與我國的生存發(fā)展和利益安全密切相關。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外國公眾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通過海外漢學家，他們的文化取向，直接影響著本國各界人士對中國的態(tài)度。
　　從政治學角度看，海外漢學家往往受到本國政府決策層的重視，為外國政府制定或調整對華政策提供咨詢和支持。有些外國漢學機構實際上就是政府外交部門的幕僚機構。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20世紀60年代與基辛格結識后，他的中國研究傾向就對尼克松政府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漢學家甚至有人說，美國與中國建交是費正清漢學研究的重大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抓住了海外漢學家就是抓住了貼近各國政府決策層的智庫核心成員。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快速健康發(fā)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漢語熱”、“中國熱”在全球范圍內也持續(xù)升溫�，F在的問題是：需求大于供給，盡管我們努力工作，但缺口卻似乎越來越大。我覺得中央領導同志非常重視對外漢語教學工作，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明確指出：“漢語加快走向世界，是一件大好事。”胡總書記、溫總理都要求我們加強和改進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形勢很好。國家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領導小組正在加緊制定“十一五”規(guī)劃予以落實。重要的是，我們要加快創(chuàng)新體制、創(chuàng)新機制，廣泛發(fā)動社會力量，引入市場機制，創(chuàng)造條件，制定政策，把對外漢語教學事業(yè)產業(yè)化。無論是教材建設，師資建設，還是考試制度，教學手段，都不能只靠國家投資、政府行為，要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包括民間教學資源，也包括海外留學人員、漢學家等國外教學資源在內。
　　
　�。ㄍ鯌c存，現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研究室巡視員、國家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兼職副主任）。
　　責編：宏 磊于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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